好险！我军的最大优势曾差一点丢失，毛主席急令恢复

作者：笔尖有刀

原创首发，侵权必究

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修改《谭政报告》初稿时亲笔加了一句话：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自此，这一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经典论断传承至今而不衰，并且在艰苦的革命征程中得出一条基本经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特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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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政报告》

我们的先辈正是对这条基本论断和基本经验十分清楚、深信不疑，才指挥军队在南征北战、御外安内，始终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让敌人仰望、让世界仰望、让我们后来人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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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夺泸定桥战斗，红军无所畏惧的精神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当时，都是一座让人敬仰的丰碑

聂荣臻元帅曾在红一军团担任军团政治委员长达6年，他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部队政治工作经验时讲：“试问我们的每一个红色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 。再进一步的问他，他会回答你‘为了苏维埃新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更进一步问，他会回答你‘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每个农民参军，都经历了一个对革命目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这种初步认识随后就变成每个革命战士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政治思想和斗争信念。战斗力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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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浓浓的时代特色的“打土豪，分田地”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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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政府遗址，见证了当时在党领导下的苏区状况

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实现共产主义恰恰说明了每一个红军战士在党的领导下清楚的知道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政治思想和斗争信念，这便是战斗力生成的源泉力量。

战争年代，我军将士大多出身贫苦工农，大多正值青少年，没有文化，更谈不上有什么思想，正是政治工作启蒙教育了这一批质朴的年轻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但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像我军这样，从上到下，清醒的知道“跟谁打仗，为谁打仗”这个问题，恰如列宁所说：“能够承受苦痛顽强战斗，是因为每一个手握武器的工人和农民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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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支部建在坑道里，强化党对部队的领导，是上甘岭战役能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红军长征途中，血战湘江，惨烈的战斗如绞肉机一般把红军将士卷入其中，八万多红军锐减至三万，血肉模糊的尸体浸染湘江，滞流的江水映红了半边天。但越是残酷的战斗，红军战士的信念就越是坚定，因为他们对战争的目的和原因具有高于近代以来任何一支军队的认识，深知自己的身后是党中央，是亿万劳苦大众，这种“跟党打仗，为民打仗”的崇高觉悟深深植根每一位红军心田，而这正是我军政治工作独特优势的体现。

论起政治工作优势在战争年代的完美呈现，我军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功不可没。众所周知，政治工作是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是全体干部、全体党员，以至于全体官兵都要做的工作。但首先是政治机关、政工干部的职责。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作为政治工作的主体力量，正是在战争年代处处率先垂范，言传身教，才为处在艰难境遇中、甚至彷徨低落的革命者注入了理想信念。因此，政工干部普遍受官兵尊敬、得人民爱戴、令敌人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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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7月上旬，粟裕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

然而正是保证我军赢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政治工作制度，在战争年代却遭受到了质疑。许多人都在假设撤销政治委员制度及政治机关，认为这样可以极大的解放军队战斗力。事实果真如此吗？

苏联红军曾先后三次撤销政治委员制度：第一次是1924年取消政治委员，军队组织纪律涣散的问题开始显现，于是在1937年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第二次是1940年取消政治委员制度，问题同样接踵而来，特别是在战时，军队战斗信念受到挫伤后难以恢复，于是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紧急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第三次是1942年底，斯大林对信奉“一长制”的朱可夫做了让步，取消政治委员制度直至苏联解体。斯大林前两次恢复政治委员制度时，认识是清醒的，他绝对不放弃苏共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权，但由于斯大林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建立起完善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度，故而对战争中军事主官指挥易受政治委员干扰的问题没有更深层次的分析认识，所以在苏德战争中，对苏军“一长制”出现了指挥方面优于“两长制”的现象，斯大林没有看到表相背后的危机，他虽然在团级单位安排了一名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但久而久之，这名政治干部成了军事指挥员的“姨太太” ，发挥作用十分有限。到苏联解体，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日渐衰弱，直至底色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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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在政治工作制度方面也险些走了苏联的老路。 1931年11月，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 “赣南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议案》，错误地取消了红军各级党的委员会，党委制被迫中断，政治委员则享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军事行政的权力，在与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可以行使停止指挥员命令之权。红军军政指挥员开始了“父子式”的结合方式，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遭遇到了一系列失败。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后，开始逐步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直到1945年5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依据古田会议确立的原则，恢复军队中各级党的委员会。这为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至今依旧在军队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制度的优越性我军看得到，蒋介石也看得到。 1937年2月至8月，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谈判红军改编问题时，蒋介石首先提出的就是按国民革命军统一编制红军，实行单一领导制，取消红军政治委员制度，不设总司令部，改政治部为政训处，并由国民党当局派人担任改编后的红军政训处主任等要求。这一企图控制和吞并红军的做法起初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坚决反对，国共第二次和谈曾一度陷入僵局。为民族大计，中国共产党最终让步，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改各级政治部（处）为政训处，蒋介石则承认改编后的八路军设立总司令部，不派人到八路军任职。但由于政治委员的取消和政治机关的改称，八路军政治工作明显削弱，军阀习气滋长，自由主义蔓延，红军时期传承下来的一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渐渐丢失，最严重的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开始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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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统一战线，红军做了适当让步（图为电视剧《八路军》剧照）

黄克诚到部队检查政治工作时发现了这些严重问题，立即向任弼时作了报告。在任弼时的指示下，黄克诚将检查情况及建议写成了一份报告，由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于1937年10月19日联名上报中共中央，特别提出：需积极的从组织上解决政治工作弱化的问题，设立与过去政治委员职权相同的党代表，并恢复政治部（处）名称。

10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指出：“关于恢复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速令执行。唯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为政治委员，等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度时，方可改为党代表。 ”据此，撤销两个多月的政治委员及改称的政治机关迅速恢复，八路军三个师及所属各旅、团任命了政治委员，到1939年，新四军所属各支队、纵队和团也逐步任命了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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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曾说：“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 。我军自此将这一制度坚持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