郓城观音寺古钟发现记

卢明

郓城唐塔所在的观音寺，是一座古老的寺院。该寺有一口大铜钟，是迄今为止，郓城发现的最早的宗教器物遗存。

关于此钟，清光绪十九年编纂的《郓城县志》中有记载。直到现在，八十岁以上的老者中，还有亲眼见过这口大钟的。在郓城人的记忆中，上世纪五十年代，钟还存放在县城里的侯家祠堂，当时县文化馆就在该处办公。只不过在大炼钢铁时，此钟被当作废金属上交，拉到省内某地。此后就沓无踪影。多少年了，大家都认为此钟在当年就被熔化了，再也不可能存于世上，深感惋惜。

谁会想到，六十多年后，在2019年的上半年，这口钟传出了好消息：它还存世，并且在北京大钟寺博物馆常年陈列展出。这一消息，给郓城人以极大欣喜。

最早告诉我这一消息的，是陕西建筑科技大学的崔凯。他是郓城人，对家乡历史文化十分关心。他去了北京大钟寺博物馆，就近看到了郓城观音寺铜钟，并拍了一些照片，用微信发给我，这使我几乎和他同步观赏到这口古钟之美。

稍后，我找到了大钟寺博物馆工作人员发表的题为《郓城北宋仁王院铜钟新考》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得知，钟是北京市文物局鉴定专家程长新、张先得，从山东运京的废铜中拣选出来的。之后拨交给大钟寺保管所，作为迄今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藏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佛教铭文钟真品。只是，一直以来，各种记录和档案，只认定此钟为北宋时代的宗教用钟，并不知此钟与郓城县的关系。 2005年，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在对馆藏三级品以上古钟进行墨拓后，此钟得到重视。 2009年，又对钟体的有害锈蚀部位进行了化学处理。 2010年底，经批准由国家博物馆技术部对钟体的裂缝进行了氧焊修复，在工作过程中，《郓城北宋仁王院铜钟新考》一文的作者无意中发现了钟上的铭文和验讫题记，才彻底揭开了藏在钟体的一些秘密，得知此钟便是人们认为已经消失了的郓城观音寺古钟。

能认定钟是郓城的，关键是金代核验的铭文。有两条，一条是“郓城县验讫” ，另一条是“大定六年（1166年-卢注）九月郓城县验讫” 。金代的验记制度开始于正隆二年（1157年），是在金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其目的是为防止民间大量熔钱私铸铜器，而致使金政权的流通货币匮乏。郓城县对大钟核验，是在金大定六年。钟的建造年代，比这个还要早得多，那是在北宋熙宁年间。在钟的大段铭文尾部，赫然刻着这样的文字：“大宋熙宁十年丁巳岁三月七日丁巳朔” ，这是对其年代最确凿的证据。熙宁十年，即公元1077年，正是王安石变法那个时代。由于钟是先造的，铭文是后刻的。这个年款可以证明，至少在北宋熙宁年间，此钟就存在。至于是熙宁十年铸造，还是在这之前就有，应当说，两种可能都有。此钟最迟铸造于熙宁十年，不排除建造年代更早的可能性。金大定六年可以加刻文字，北宋熙宁年间的文字也是加刻上去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在铭文的年款之后，紧接着刻有：“仁王院铸钟功德主僧守道建，住持赐紫守宪”文字。《增一阿舍经》，佛教的经文。仁王院，一般为佛寺中的一部分，不少佛寺都有仁王院。所谓的“仁王” ，最初是古印度佛教中的护法神，归属于由毗沙门天统领的夜叉一族，后来在我国汉传佛教中又称作“金刚力士” 。由此可知，此钟是郓城观音寺仁王院之物。寺院住持守宪享受“赐紫”的待遇，说明郓城观音寺是个大寺，级别很高。唐宋时期三品以上官员服紫色，五品以上服绯色（大红色），有时官品不及而皇帝推恩特赐，准许服紫或服绯，以示尊宠，称“赐紫”或“赐绯” 。赐紫同时赐金鱼袋，故亦称“赐金紫” ，除官员外，僧人亦有时受赐紫袈裟。守宪作为寺院住持而受如此厚遇，足见此院的地位之重及北宋帝王对佛教的尊崇。

在这段铭文的年代和僧名上面的凿刻文字还有：“《增一阿含经》云：若打钟，愿一切恶道並皆停止，得除五亿劫生死重罪，兼说偈赞。所在闻钟声，卧者必须起，合掌发善心，圣贤皆欢喜。又偈曰：洪钟震响觉群生，声遍十方无量土，含识群生普闻知，拔诸众生长夜苦。 ”这就更进一步说明，钟之所在正是佛寺。

回过头来，对照郓城当地的古文献，便知其与大铜钟上的信息一一对应。钟是郓城的，十分肯定。光绪十九年《郓城县志》专门对此钟记载如下：“邑东门内旧有观音寺，寺内铜钟约重数千斤。钟上字迹犹可辨，系宋熙宁年制。钟声清远，尝闻数十里，此古器也，亦名器也。同治年间，黄水入城，钟楼倾圮，半入土中。光绪九年，重修大关帝庙，添建钟亭，移此钟悬亭内” 。县志所载， “重约数千斤” ，与大钟寺博物馆提供的钟重此钟1394公斤吻合；“宋熙宁年间制” ，与钟的年款一致。至于钟的迁移过程，光绪《郓城县志》只能记载到光绪九年移到关帝庙。此后的迁移，就得由我们记述了，那就是建国后移到侯家祠堂，大炼钢铁时送到县外，被文物部门拣出，后被交到大钟寺博物馆。

此钟通高156厘米，钮高38厘米，口径113.5厘米，钟身造型浑厚端庄，锈色淡绿，在钟腰及钟裙部位分别装饰有花卉及云气纹饰，钮为双龙蒲牢造型，龙身相背而为一体，弓背低首，龙爪直立。

知道郓城古钟在北京大钟寺博物馆的情况，卢明十分欣喜，及时向县文化旅游局、县文管所反映，建议进行考察、复制，在新修的郓城博物馆中展示。县有关领导、县文化旅游局、县文管所对此非常重视。 2019年6月底，县文化旅游局局长周国栋亲自带领县文管所长杨涛、文管所资深工作人员郭怀川和我一起，专程到北京大钟寺博物馆考察、联系。我们一行四人，在大钟寺博物馆馆长、业务负责人等同志的陪同下，对郓城古铜钟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拍照，并听取了博物馆方的资料介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此钟本应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只是由于有一道较大的裂缝，自下而上渐渐隐入上部钟体，尽管经过修复裂缝已不明显，但还算是残缺，也就定为国家二级文物了。在博物馆，周国栋局长和博物馆方，就如何复制或仿制此钟进行了研究探讨，并约定通过山东、北京两地省级文物部门对接，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观音寺古铜钟的存在，是郓城历史文化的重要看点。对坐落在县城里的观音寺，世人都知道其历史悠久。但其创建年代和寺院级别，一直缺乏有力的资料证明。对于巍巍屹立的观音寺塔，人们称之为唐塔，但关于它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崇祯年间的《郓城县志》。在此之前，并无可以让人信服的物证，以致上级文物部门对唐塔的建造年代存疑，影响唐塔提高到应有的文保级别。而此钟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观音寺及观音寺塔，在北宋熙宁年间便已经存在。北宋熙宁年间距明代《郓城县志》指称的“建于五代”只差一百多年，说寺和塔建于五代时期，应当符合常理。古人不我欺，明朝郓城人在县志中说建于五代而不是别的年代，应当有所依据。只不过，由于年代的变迁，古人看到过的资料，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有这口钟见证郓城悠久的历史，郓城人的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在大钟寺博物馆，众人皆知的永乐大钟为最大，而郓城的这口铜钟却最古老。如今，虽然这口钟远嫁名门，但它身上，全是郓城历史文化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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