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毕仲游智劝司马光废除王安石新法要慎行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宰相王安石进行了范围广泛而意义重大的变法改革，目的是要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北宋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从王安石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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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他们联合罢废。当时的另一重臣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在变法一发生严重分歧。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书，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 “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 。后来神宗皇帝病死，新法被废黜，王安石也被罢免，司马光继续执政，他便一切反王安石变法之道而行之，又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当时正任河东路行狱提点的毕仲游看到这种情况后，就写了封信给司马光，信中说：“过去王安石以兴作之论，说动了先帝，但忧虑财力不足，所以，凡是可以得到民间钱财的政策，没有不用的。发放青苗贷款，设置‘市易务’、收敛‘助役钱’、变革盐法等等，都是事；而想振兴宋室，忧虑财力不足，才是情。没有能杜绝他兴作之情，只想禁绝他散敛变置之事，这正是百说而百不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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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废除了‘青苗法’ ，取缔了‘市易务’ ，免掉了‘助役钱’ ，废弃了盐法，凡只是为了获利而伤害老百姓的事，都一扫而光，更改了它。那些过去在实行新法时被重用的人，心里必然不高兴，心怀不满的人，必然不但要说‘青苗法’不可废除， ‘市易务’不可取缔， ‘助役钱’不可免掉， ‘盐法’不可废弃。必然要处于不足之情，说不足的事，以感动皇帝。他们的话就是让石头人听了，也会动心的。如果这样，那么被废除的可以再发放，被取缔的可以再设置，被免掉的可以再收敛，被废弃的可以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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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治理国家的办法，应当让天下有识之土献计献策，深入了解收支的数字，将各地所积蓄下来的钱粮，一并收归地方官府，使他们的经费可以支付二十年的所需。几年以后，又将会是今天的十倍，使天子清楚地知道天下在钱财上的剩余。那么‘不足’之论，就不可能陈述在天子面前，然后新法才可以永远被废弃而不再实行。 ” 毕仲游信中又说：“当初王安石身居高位，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的变法能够实行，今天你想疗救前日的弊病，但您身边担任各种职务的官吏，十有七八都是王安石的门徒。

虽然起用了两三个旧臣，用了六七个正人君子，然而，上百人中才占十几个，这种形势哪里能有所作为呢？不具备可以做事的条件而想去做，那么‘青苗法’虽然废除，又会再实行，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务’、‘助役钱’、‘盐法’等也无不如此。用这样的办法去疗救前日的弊病，就好比人旧病稍愈，使他的父亲、儿子、兄弟都面有青色，但不敢贸然祝贺，因为他的病并没有根除。 ”司马光看了这封信，面色严峻，他深知事情的发展就如毕仲游所忧虑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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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一件事情之前，首先要考虑做这件事需要什么条件。只有条件具备了，才事情能顺利进行。毕仲游在给司马光的信中有一句话说的最好，就是“不具备可以做事的条件而想去做，那么‘青苗法’虽然被废除，又会再实行，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因此，要改掉早的东西，就必先除旧换新，旧的不除，新的又怎么能实行呢？只有将旧的清除干净，才能实行新的。否则新旧在一起，必然会起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