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历史档案：伊尹之谜——贤相还是叛臣？

在古代，伊尹是一位圣人级的人物，他是商朝的开国勋臣，一直被认为是名臣的典范。可是对伊尹这个人，真实的面目仍然扑朔迷离。在《孙子兵法》的《用间篇》，把伊尹列为间谍战的大师；在《说苑》的《权谋篇》，伊尹则是权谋术的大师。一个深谙谍战与权谋的人，其内心世界势必难以被外人所窥。简单地给他贴上“圣人”的标签，未免把复杂的历史人物道德化了。

伊尹的身份，既是商汤的首席大臣，也是帝王之师，远非其他臣僚所能相比。正因为如此，伊尹被指任为辅佐下任帝王的顾命大臣。商汤死后，其子外丙继承王位，但仅仅三年后便去世了。帝国的第三任帝王是外丙的弟弟中壬，中壬在位时间同样很短，四年后也去世了。七年之内死了三任帝王，这对一个新兴的帝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觊觎王位的大有人在。以伊尹的才干及深谋远虑，其他人自然难以窥视帝王的宝座，可是他自己有没有这个野心呢？

第四任帝王太甲是前太子太丁的儿子，据说刚登基时，他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帝王。孟子是这样说的：“太甲颠覆汤之典刑” ，司马迁在《史记》中则写道：“（太甲）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 ”这时伊尹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把商王太甲给流放了。

这绝对是一起政变。

伊尹是如何政变成功呢？有没有军队的支持呢？诸侯们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这些史书上只字不提。但我们可以料想，伊尹在商王的地盘内，势力是无人可及的。他历经商汤、外丙、中壬、太甲四朝，既是第一重臣同时也是帝王之师，他地位的得来并非靠资历，而是靠真才实学，这就决定了他对朝廷有极强的控制力。

伊尹的做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夏代的后羿。据史书所述，夏代第二位帝王太康到洛水狩猎时，后羿发动政变，控制政府，太康遂失去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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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伊尹流放太甲，究竟要干什么呢？他有什么目的呢？

《史记》的说法是，他要对太甲进行思想改造，让他反思，改恶从善。他把太甲流放到桐地，在这段时间里，朝廷政事，自然由伊尹自己打点了。这个流放期长达三年，太甲狠狠地反思过错， “悔过自责” ，最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伊尹十分欣慰，便亲自到桐地迎回太甲，又恭恭敬敬地把他抬上帝王宝座。

太甲见到伊尹后，叩头谢罪道：“我小子不懂得道德，品行不够端正，因贪欲而败坏法度，因放纵而败坏礼节，结果给自己招来了罪过。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以前我没听老师您的教导，没有做到克己复礼。今后还要仰赖老师您匡扶救助，虽然我没能善始，希望能做到善终。 ”

伊尹跪拜还礼道：“修身克己，以诚信之心同臣下齐心协力，这才是明智的帝王。先王成汤施惠于穷苦百姓，因而民众都愿意听从他，没有不乐意的。征伐不义之国时，邻国的人都这样说：‘我们都愿意成汤来啊，他来了我们就不会受罪了。 ’所以大王您应该要劝勉德行，向祖先们看齐，切忌安逸懈怠。遵守先王之道，对臣下有恭谦之心。能看到远处才叫目明，能听从善言才叫耳聪。要是做到这些，老臣将永远追随你的美德。 ”

就这样，太甲从一位昏君变成一位明君， “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这桩政变，最后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收场。

这桩故事，流传了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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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随着一堆古墓书卷的出土，原本清晰的故事陡然间变得模糊了。这卷史书，颠覆儒家历史观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自从出土后，就给史学界带来前所未有的震动与冲击。我们来看看《纪年》中是如何写伊尹与太甲的故事。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即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

这与孟子、司马迁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纪年》明确写道，伊尹流放太甲，乃是自立，乃是篡位夺权。更令人惊骇的是，太甲不仅不是伊尹迎回的，而是自己潜逃出来，返回帝都复辟，杀死伊尹。这段历史突然间变得扑朔迷离，让人莫辨真假。

在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背后，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伊尹两张不同的面孔：一张面孔是圣人、道德家，另一张面孔是权谋家、谍战专家。本来这是一体两面，但后来的儒家学者们显然不愿意让圣人的形象与权谋沾边，于是一个伊尹被剖成两个人。但是种种史料显示，伊尹确实是精于权谋，而恰恰是这一点，让《竹书纪年》中的说法有了合理的依据。

尽管《竹书纪年》的说法曾经轰动一时，由于只是孤证，在其他史料中找不到类似的观点，故而相信这种说法的人是非常少的。即便如此，仍然对《纪年》的说法要重视，因为它的资料较其他为古老，也更可靠。

现在所见伊尹之史料，多为春秋战国以后，这个年代距离伊尹已经有一千多年，如同我们今天看唐、宋史事，不一定十分清晰可靠，以讹传讹的可能性是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竹书纪年》中所保存的商代史料，可靠性要超过《史记》，这一点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得到证实。如果该书商代绝大多数史料的准确性得到确证，却独独在这一重大事件（应该是商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不可信，这未免显得奇怪。当然，我并非说《竹书纪年》一定是对的，只是分析一下，伊尹篡权这种说法，究竟可不可能，有没有证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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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流放太甲的做法，有一点确实令人不解。

按照传统史学的观点，伊尹是贤相，他流放太甲是为了让他面壁思过。可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既然伊尹认为太甲是昏君，何不干脆换一个君主呢？

应该说，伊尹有足够大的选择空间。

我们知道，商汤的儿子中，外丙与中壬都当过帝王，也就是说，外丙的儿子与中壬的儿子，完全有资格成为帝王。如果伊尹觉得太甲没有德行，完全可以从外丙或中壬的儿子中选取一人，立为新帝。以伊尹的权力，这样做根本没有任何技术难度，他为什么不做呢？太甲被流放在外，整个国家三年没有君主，这在古代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既然没有君主，此时的伊尹已然是帝国的真正统治者。

退一步说，倘若伊尹真的想要改造太甲，太甲要是一直不悔改呢，他该怎么办？按照孟子、司马迁的说法，太甲是三年后悔过自新的。假设太甲十年、二十年都不悔改，伊尹岂不是就一直摄政下去么？如果伊尹真的那么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可以改造一个人的思想，当初他为什么要拥护商汤称王呢？他为什么不在夏桀被流放的时候，等待这个帝王悔过自新呢？

按照这个思路分析，《竹书纪年》里关于伊尹篡权的说法，有其合理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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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否定《竹书纪年》的说法，大抵有三个理由：

其一，与其他史料不符。

也就是说，《竹书纪年》的说法，只是孤证。然而，孤证并不代表错误。我们不是有个说法，真理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么？如果仅仅因为是孤证便轻易否认，不是科学公正的态度。《竹书纪年》是魏国史书，由于魏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故而继承晋国史书。而晋国作为春秋霸主，其史书的来源，很可能是周室官方史书。《纪年》对商代历史的记录是完整的，而且有不少记载，得到考古的印证。因此，即便是孤证，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其二，根据《竹书纪年》的说法，伊尹篡权后，太甲从流放地逃回来，发动政变，杀死伊尹后，又让他的两个儿子继承其家业。这个说法，令后世学者觉得很荒唐。比如唐朝学者孔颖达说：“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杀之。则伊尹死有馀罪，义当污官灭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复立其子，还其田宅乎？”倘若伊尹是个篡权者，死有余辜，怎么太甲在杀了他之后，还会让儿子继承其业呢？

我认为孔颖达的这种说法并不严密。为什么呢？

杀其父而重用其子，这是有先例的。我们帝舜杀了鲧，却重用其子大禹，这便是一例。后世的例子也很多，比如周武王推翻商纣后，仍然把纣王的儿子封为诸侯。这种现象在西周、春秋、战国时代是屡见不鲜的，一点也不奇怪。这是当时的传统，与后世斩草除根的观念有很大不同。

其三，一些当代学者从甲骨文的卜辞入手，证明伊尹死后还成了祭祀的对象。伊尹受到宗庙配享，这个是有很多资料可以佐证。比如屈原的《天问》里就有：“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 ”既然伊尹死后得到那么高的待遇，他能是个篡权者吗？能是叛国者吗？

我认为这种见解只是寻常人的见解罢了，非政治家的见解。伊尹乃是商汤立国的第一功臣，其功绩无人出其右，就算晚年真的有篡权之企图甚至有篡权之实，都改变不了开国功臣这个角色。在伊尹死后隆重祭祀他，正可以彰显君主不忘恩负义的美德呢。这种伎俩在后世常被使用。譬如张苍水一生抗清，后来乾隆皇帝给他修墓立碑，加谥“忠烈” ，牌位入“忠义祠” ，得享定期供祭。郑成功也是满清劲敌，死后清政府给他加了个“忠节”的谥号， “享俎豆于舜日尧天” 。生前是敌人，死后就不一定还是敌人，政治家是有自己的目的，这一点值得注意。

我并非认为《竹书纪年》的记录是真实可信，对于如此久远年代的史事，实在是很难弄清真相了。然而，古代的历史一直被当作一种政治工具，越古老的历史，越容易被人随心所欲地改造。中国人迷信先人更甚至神祇，把古代的贤人拿来一包装，于是乎圣人一个个冒出来，完美无瑕。儒家讲“君君臣臣” ，君得有个君样，臣得有个臣样，那是什么样子的呢？于是榜样就出来了，君就是尧、舜、禹、汤这样，臣就是皋陶、伊尹、周公这样。

古代圣人是儒家政治理论的一块大基石，但正如杨衒之所说：“人皆贵远贱近，以为当然。 ”为什么会“贵远贱近”呢？越近的历史，细节越多，人的不完美就体现出来。越远的历史，越模糊，越朦胧，没有历史细节，就可以发挥人的想象力。想象总比现实完美，因而人们宁可相信在很久很久以前，人是可以完美无缺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圣人多生活在上古时代，秦以后能称为圣人的，就少而又少了。

除非我们可以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三千多年前去窥探真相，否则伊尹之谜，可能永远也难以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