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唐朝军事实力最强大的朔方军为何没有割据？

唐代朔方军是唐王朝的一支边防军，也是唐代藩镇中势力较强的军队。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先后不同程度脱离甚至反叛中央，唯有朔方军始终恭顺中央，且在平定安史之乱以及削平各地藩镇叛乱战争中起过很大作用，与其它割据藩镇形成鲜明对比。对于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史学界大多认为，朔方军对中央经济来源的过分依赖，决定了它只能恭顺中央而不能割据自立，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考察唐代历史，自安史之乱后，唐代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唐政府也曾于南方设立了为数众多的节度、经略使等，而这些地区与朔方军镇一样，对唐中央政府采取恭顺的态度。显然，经济因素并不是解释朔方与其它割据藩镇不同的主要因素。在小编认为，唐政府的政治策略丶将才选用以及文化上的差异，才是朔方军未形成割据势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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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队的部署看，唐对西北的重视远远超过其他地区。括史书记载，唐代西部河西、陇石丶朔万丶河东兵力总数达二十六万七千七百人，而河北地区兵力不过十二万八干五百人，还不到西北边防力虽的一半，正如史家所言：“唐代以十节度为主的边防力量，其九皆西北边缴也，唯河东一镇冶太原，较居内地” 。而且在唐代初年，河北地带初不设军，直到开元后才开始有所改变。《新唐书·兵志》云：“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 。《玉海〉一百三十八卷唐府兵条引会要：“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二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又置折冲府二百八十，通给旧府六白三十三，河东道府额，亚于关中。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其诸道亦置。 ”这里记载唐初河北不置军府，到玄宗时“奚、契丹二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蕃上以备两番。 ”

开元前后，唐政府于河北又设置了一些军府，以防奚、契丹的入侵。这时，河北的军事力量才有了不断的加强。西北地区，朔方节度设于开元九年，在时间上虽晚于范阳、平户节度使的设立，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其都督、总管已开始行使节度使的权力了。因此，从兵力的部署以及军镇的设置前后来看，小编认为这是唐前期政府重西北而轻河北的态度所致。正是由于唐中央重西北而轻河北的政策，才导致了西北边防重兵云集，而对河北地区放任自流，使得私人武力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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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政府重西北、轻河北的态度，不仅表现在唐前期一系列政策、措施之中，而且在安史乱后，这种状况也未予以改变。安史之乱爆发后，西北边兵为讨内乱，挺进中原，造成边防空虚，吐蕃乘机攻陷了河陇地区，史称“邠州以北丶陇州以西，昼陷吐蕃” ，京师长安处于紧急状态。因此，为了巩固国都，唐政府对关内道之朔方、泾原、鄜坊、夏绥等镇更为关注， “年调河北、江淮兵赴西北边，谓之防秋。这样，内地大批兵力调往朔方等镇，使原来重兵云集的关内道兵力更强。因此，单就中央政策而已陈寅先生所述是切中要害的， “唐初继承宇文泰关中本位之政策，西北边疆本重于东北，至于玄宗之世，对于东北更取消极维持之政策，而对于西北，则取积极进取之政策。 ”可渭一针见血。

在将才选用方面，也表现出唐政府对西北的重视和对河北的轻视。西北边防守御回纥、吐蕃、驻扎重兵，因此，对于这一地区将领的选用，唐政府费尽心机，始终采取先求易制的政策，从唐代历任朔方节度使可以看出，唐前期，朔方节度使大多是文人为使，自开元二十九年王忠嗣开始，武将的比重才大幅增加，这是由于天宝以后，边防战事逐渐居多，文人为使已不能适应日趋紧张的边防形势，同时，此时的河北军事力量已逐渐强盛，这就需要有中央控制的藩镇与之抗衡，唐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派遣武职官员充当西北边镇的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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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唐政府以“先求易制'为根本，所以在对诸将领的人选上，统治者也费了一番功夫。仅以郭子仪为例，即可说明。郭了仪在天宝十四年开始继任朔方节度，自任职之日起，作为朔方军的最高军事长官，无论是对内治理，还是对外防御，均得到朝廷的认可。因此，肃宗北上灵武即位之后，迅速河从战场召回郭子仪、李光弼率颌的朔方军，使之成皇帝的护从部队，正因如此，平定安史之乱，朔方军致力相助，在平乱中功居第一，而这些功绩的取得，自然是离不开郭子仪的。以后藩镇割据。朔方军能保持恭顺而不乱，始终为朝廷所用，其中的原因也少不了郭子仪的影响。

西北、河北文化上的差异，也是造成西北恭顺中央而河北叛乱割括的重要原因。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在文化上与中央严重脱节，形成”魏燕赵之地莽为盗区，掌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复”的现象。作为胡化地区，其地”王道寢微，教化不及，人民军士，尚武轻法，染禄山、思明之风，多务逐，习苦忘非，而且不知君臣逆顺之理” 。文化上的不同，导致一个政权的内部分裂，唐代以前已有先例。河北三镇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文化脱节，直接造成了河北地区在政冶上半独立于中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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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藩镇则不然，其汉化程度之深，自然与唐中央形成一致。朔方军中蕃兵蕃将能够为唐所用，不仅因其自身勇敢善战的技能所决定，而且还在于，这些蕃将久居中国接受汉化或虽居塞外而向慕汉化，如李光弼出身契丹，其父时已入唐，至光弼已历二代。其它如论诚节、王思礼等，均为朔方主将。这些番兵番将，由于对汉族文化的向往自然在政治利益上倾向于中央政府，在具体行动上也就表现为效忠唐王朝而不致割据一方。

朔方军与河西、陇右诸军的对立以及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有其不能割括的原因存在。唐代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诸军，是唐代设置较早的军事机构，其最初的目的，是使三大军团形成联台的整体，共同防御來自西北和北方的少数游牧民族入侵，但由于内部诸多因素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西北军镇之间的团结。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诸军在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中不能同协力，共同抗敌，而引起战争失利，这在唐初就已经有所表现，如开元初，突厥寇边，朝廷命朔方军大总管王晙率兵出击，随后又委派魏元忠与之相助，由于两者之间的矛，使已经降服的突厥部落再度反叛。双方争斗的结果，王晙被贬梓州刺史，这是由朔方将帅矛盾冲突引起的军事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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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军与陇右诸军的矛盾也是经常存在的。天宝八载，玄宗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陇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并益以朔方、河乐兵八万三干攻吐蕃石堡城。由于攻城失利，哥舒翰召河东、朔方将颌张守瑜、高秀严、欲以处斩，最后由于两将致力挽回战局，才得以免死。从中以看出河陇、朔方诸军之间矛盾的对立。

朔方军与河陇诸军一系列矛盾的产生，实质上是由朔方军地位的不断升高而引起的，更准切地说，是由唐肃宗直接扶植朔方军而引起的。开元十五年，唐太子李亨徙封忠王。 “为朔方节度大使，单于大都护。 ”这时诸王领使，虽不出阁，但与部下将领，并非完全隔绝，所以，建宁王倓说：“殿下昔曾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 ”通过这种途径，领使诸王与部下形成一种无形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促使太了李亨在安史叛乱爆发后，北上朔方，于灵武即位，随之以灵武为根据地，依靠朔方军，而一举平定了安史叛乱。这样，朔方军的地位，等于皇帝的直隶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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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朔方军的地位高于当时所有其他的军队，而使朔方军与其它方镇的矛盾越积越深，所以，代宗即位之后，逐步有意识地削弱朔方军的影响，最后其地位被宦官鱼朝恩所率领的神策军所代替。此时的朔方军，不仅在地位上日益下降，而且其统治区也被分成个小的节度使，朔方军的地盘最后被振武、盐夏、邠宁所代替，朔方节度使所领也只有灵州及附近地区。朔方军地位的下降以及势力范围的缩小，使得朔方军军事力量也自然削，更无割括一方的可能。

朔方军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也是其不能割据的原因之一。朔方地处偏僻，隅居一方，若能联合河西、陇右以及河东诸军，足有割据自立的条件。然而正如以上所述，由于朔万军与河西、陇右诸军的矛盾直接影响了各种军事力量的结台。由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自然没有力量割据，即使稍有叛乱，也不能抵抗与四周矛重重的藩镇军队的大举围攻，所以在极短时间内也就消灭殆尽。同时这一地区地近京师，中央控制较易，所以在这种条件下，西北诸镇任何一军都不可能有割据一方的机会。河北藩镇则不同，他们之所以能割括河北，一方面由于他们有强大的兵力物力作后盾，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与邻近藩镇结成了同盟，尽管这种同盟不稳定，但在利害冲突相互一致时，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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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朔方军与其它军镇的关系以及朔方军的自身条件的限制，都决定了它对唐中央只能恭顺而不能割。

参考《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全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