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究竟坑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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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略有历史常识的人无不知晓。有种观点认为，秦始皇活埋的四百六十余人不是知识分子，全是卢生一类炼丹的术士、江湖骗子，死有余辜，并指出“焚书坑儒”的说法有误，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焚诗书，坑术士” 。秦始皇活埋的是术士而非儒生， “坑儒”之说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演变形成的，这很可能缘于儒家学者对秦始皇使用法家那一套治国之术以及焚烧诗书的本能抵制，对秦始皇的暴力行为进行了放大。

这种观点颠覆了两千多年的传统说法，确实很有“创意” 。但学术创新必须以切实可靠的事实为依据，绝不能信口雌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开始学习写作，写了一篇《不许歪曲“焚书坑儒”的性质——驳罗思鼎的谬论》的批判性文章，发表在一家学报上。

对于“坑儒” ，我当时认为坑的大部分是术士，少数是儒生。如今，读过上述观点的文章后，我又怀着好奇心，想检验我过去的观点是否正确，便查阅了相关资料。仔细思考一番，却怎么也得不出秦始皇活埋的都是术士的结论。

首先看看“坑儒”事件发生的经过。此前，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先后派遣方士徐福和卢生、韩众、侯生、石生等带领童男童女去求仙药。始皇帝三十五年（前 212），侯生与卢生在私下议论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无人可及；专任狱吏，乐以刑杀立威，天下畏罪，谁也不敢说他的过错；日益骄横，事无大小，皆取决于他。他如此贪于权势，不可为他求仙药，遂不告而逃。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道：

秦始皇闻侯生等逃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我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由上述过程可知，秦始皇花费巨额金钱派术士去求仙药，药未求到，有人业已携款潜逃，还说了他的坏话，他受到欺骗，的确异常恼怒。但却没有一字表明他因此直接下令杀害术士。原因在于他仍妄想长生不老，寻求仙药之心不死。关于这一点，还可从其后的事实中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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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儒”两年之后，他再次去山东琅琊， “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的徐福等人非但没有畏惧被杀害而逃避，反而前往谒见他，诈称仙药可求，只因被大鲛鱼所苦，不能到达海中的蓬莱，所以找不到仙药，请派善于射箭的人跟着一起去射杀大鲛鱼。秦始皇呢？只命令他们携带捕鱼工具入海，并亲自跟着上船，准备用连弩射杀大鲛鱼，从琅琊一直航行到芝罘。这一事实说明，秦始皇并无杀害术士之意，否则，徐福等人逃脱不了一死。

由上述过程亦可知，秦始皇使人查访的对象是“诸生” ，命令御史审讯的是“诸生” ，辗转告发、牵连的还是“诸生” ，被活埋的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当然也是“诸生” 。从查访到活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间根本没有提到术士。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秦始皇活埋的是“诸生” ，不是术士。

术士即方士，这一派人专门求神仙、炼金丹，与“诸生”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将被活埋的“诸生”以术士替代。 “诸生”是些什么人？活埋之后，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立即谏道：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

扶苏口中的“诸生”“皆诵法孔子” ，实乃儒家弟子。看一看《史记·叔孙通列传》，就更加不容置疑了。其中写道：

“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秦二世胡亥）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

“诸生”就是“诸儒生”的简化，指许多知识分子。一般的读书人，包括在朝的博士，当时也称儒生或儒。

司马迁确曾写道：“焚诗书，坑术士。 ”如果仅看这两句，自然可以判断为活埋的都是术士。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这两句话是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写的，原文为：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

显然，这里所说的术士是指研习“六艺”的儒生，故在被“坑”之后， “六艺从此缺焉” 。倘若都是不研习“六艺”的江湖骗子， “六艺从此缺焉”便成了画蛇添足，纯属多余。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在《秦始皇本纪》中写的是“坑诸生” ，在此处又写“坑术士”呢？原来，有些术士能读书识字，算是知识分子，故术士有时也被称为儒生。不过他们是儒生中的一个懂得阴阳灾异的特殊派别，与真正的儒生不同。所以司马迁虽然写的是“坑术士” ，为避免人们误会，又立即在其后加上一句“六艺从此缺焉” ，将术士严格限制在研习“六艺”的范围之内，以示与特殊派别的江湖骗子有所区分。倘若无视“六艺从此缺焉” ，那就歪曲了他的原意。

总之，要说活埋的四百六十多人当中有极少数江湖骗子，那是可能的；但若说均为江湖骗子，没有知识分子，虽很新鲜，究竟不是历史事实。秦以后“焚书坑儒”的传统说法没有错误，并非为了揭露秦始皇的暴行而故意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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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坑儒”是典型的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总的目的固然是搞思想文化专制，妄图封住人民的嘴，让人民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统治。但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如此残暴呢？过去史学家总爱从政治立场，从儒生们不知时势变异、总爱“以古非今”等方面进行分析，从不涉及个人性格、品德，以致有许多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考察一下秦始皇的为人，对其“坑儒”的动机或许就不难理解了。

秦始皇继立为王时十三岁，由于年幼，掌握实权的为相国吕不韦。吕不韦雄心勃勃，招致宾客游士，欲并天下。以后实权又转入长信侯嫪毐之手。可以说，他即位的前十年，不可能有多大作为。

他真正亲政时二十多岁，至秦吞并六国，还不到四十岁。统一天下，结束各国纷争的混乱局面，人民少受离乱之苦，其中无疑有秦始皇的一份功劳，但也应看到出谋划策的文臣李斯等人和指挥有方的武将蒙骜、王齮、王翦等人及浴血奋战的广大将士所起的重大作用。秦始皇则不然。灭六国之初，他对丞相、御史说：“寡人以渺渺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 ”命他们商议一下。硬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把别人的功劳全部抹杀。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很会拍马，讨论后答道：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人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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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不是称皇，就是称帝，其后的最高统治者皆称王。秦始皇思考一阵，在“三皇”与“五帝”中各取一字，号称“皇帝” ，表示功德高于三皇，盖过五帝。接着又下令以他“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以至于千万世，传之无穷” 。并追尊其父为太上皇。这是他的一大“创新” ，为此后的历代君主所承袭。

秦始皇自以为神圣、伟大、英明、正确，从古至今，无人可及，傲视天下，不可一世，目空一切，狂妄至极。为要人们永远记住他的功劳和德泽，对他感恩戴德，世代赞颂，他再次“创新” ，到处建立圣政碑，宣扬诛伐之功，记述巡幸之迹，自吹自擂，唯恐别人不知，埋没了他的英名。

像他这种狂妄至极的人物，势必只爱听周青臣之流的阿谀奉迎之词，容不得半点声威受损。如三十六年（前 211），天上一颗星星坠地变为陨石，有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他闻报即派御史逐个审问在陨石旁边居住的人，见没有人承认，便把他们全部杀掉。但他还是“不乐” ，于是又“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 。听不到老百姓歌功颂德，他就利用大权命乐人歌颂。再如，他所订的法律之所以有“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这样空前绝后的苛酷条款，就是因为害怕人民在一起议论他的罪行，予以严禁。即使原六国的历史书籍对秦国“有所刺讥” ，他也不能容忍，下令烧毁。至于自我反省，那就更谈不上了。

故他开始虽因术士们的欺骗而非常愤怒，但并未下令杀害。而一听到诸生们“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也即损坏了他自以为高大无比的形象，伤害了他那狂妄骄横的虚荣心，危及了他的极端专制统治，他就无比暴怒，断然下令“坑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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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选编自《底色：侯宜杰读史随笔》，删改较多，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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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侯宜杰先生退休后闭门读史多年的随笔精选集。

侯先生的读史随笔观点精到、文笔通俗。他的精到不是故意唱反调或故作惊人语，他的通俗也不仅是会讲故事，更在于把复杂的历史脉络理清楚，说明白。本书可与《夭折的转型：侯宜杰读史随笔二集》对照阅读，前者为近代史随笔，本书为古代史随笔。

侯宜杰， 1938年生，江苏省沛县人。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一一清末立宪运动史》、《袁世凯全传》、《袁世凯评传》、《逝去的风流——清末立宪精英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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