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提出削藩策导致七国之乱，是政治幼稚，还是历史必然？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采纳了晁错提出的削藩策，即削夺以吴楚两国为代表的部分诸侯王国的领土，以打压他们过于膨胀的势力，从而确保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但这却在当年引发了西汉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内战事件——吴楚七国之乱。叛乱虽然仅仅历时三个月即被西汉中央平定，但在天下引起的震动是不可小觑的，西汉王朝都差一点被推翻，如果此役不是西汉中央取胜，那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的统一汉朝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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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错削藩

对于这场内乱，后人将原因多归咎于晁错，认为他过于急躁的提出强硬的削藩策，所以才激发了叛乱，他的做法和之前的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及之后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相比，显得过于单纯幼稚。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西汉初年的诸侯王问题

要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西汉初年的诸侯王问题是怎么来的。西汉的诸侯王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所谓的异姓诸侯王时期，其来源主要是秦末楚汉战争中形成的地方割据军团。汉高祖刘邦虽然打败项羽登基建立汉朝，但实际上他主要是依靠联合地方上的几大割据诸侯的势力才一举消灭项羽的，这些异姓诸侯主要有齐王韩信、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韩王韩信、燕王臧荼（包括之后代臧荼为燕王的卢绾）、赵王张耳（包括之后继位的其子张敖）以及长沙王吴芮共七个。这些异姓诸王的出现，其实并非完全出于刘邦的本意，而是迫于客观现实，例如齐王韩信，他本来属于刘邦集团，但由于之后战功赫赫，获得了割据齐国的条件，为了继续得到他的支持，刘邦也不得不承认其为齐王的事实。而在打败项羽之后，也正是在这些异姓诸侯王的共同拥戴下，刘邦才登基称帝。于是，在西汉立国之初，便形成了这种皇帝与众多异姓诸侯王“共有天下”的特殊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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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姓诸侯王

然而，当数年之后刘邦的统治稳固，他便开始着手以各种手段剪除这些异姓诸侯王，以消除统治上的隐患。于是，韩信、彭越、黥布相继被杀，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王张敖（张耳的儿子）也相继失去王位，唯独长沙王因为地理位置偏远，威胁小且守本分，没有被废，第一期的诸侯王问题基本上在刘邦时期便得到了解决。并立下誓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 。

第二个时期是所谓的同姓诸侯王时期，其来源则与刘邦本人的政治设计有关。刘邦在大量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又大量的分封自己的同姓子弟为王，例如立大儿子刘肥为齐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恒为代王，立侄子刘濞为吴王，弟弟刘交为楚王等。这是出于刘邦的本意，因为历经数年的战火，中央缺乏足够的力量去统治所有的地方，为了维持住对庞大领土的控制，则必须采用分封诸侯王的方式。西汉初年去周未远，宗法血缘关系的观念依然深入人心，故刘邦分封刘氏子弟为王以屏卫中央加强统治，他相信此举能够维护住汉王朝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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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姓诸侯王

刘邦此举乍看上去仿佛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但这个政策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它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简而言之，西汉初年的国家政体采用的是封国郡县并存制，即西周分封制与秦朝郡县制的结合。从最初的实际力量上来比较，诸侯王所占的土地要超越中央，西汉中央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领地，大致与当年的秦国相当。但由于最初的战争的原故，中央与地方诸侯的实力差异尚不明显。

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其本意是想维持住汉朝的稳固，而它也确实曾起过这个作用，实行之初极大的稳定了天下的秩序。同时，大量分封同姓诸侯王也对维护刘姓皇族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拱卫作用。吕雉在发展吕氏的势力时，时刻感受到来自中央与地方的压力，吕氏集团的最终覆灭，也与地方大国齐国的积极干预有着莫大的联系。可见这个政策在实行初年确有好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逐渐超越了好处。

二、中央与地方诸侯矛盾的逐渐突出

天下诸侯国虽多，但总体上而言他们的实力是要比中央大的，就所占郡县而言，当时天下郡县四十余个，中央政府只能管辖十五个郡县，剩余的三十多个都被诸侯瓜分，可见中央所面临的窘迫之大。更何况各国都在发展自己的实力，其中以地处东南的吴国为代表，史载吴王刘濞

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汉初的货币政策并未统一，民间私自铸钱盛行，而在当时使用的货币中，以邓通钱与吴国钱最为流通（邓通是汉文帝的宠臣，因获汉文帝宠爱而获得了开铜山铸钱的权力），由此可见其经济实力非常强大，不容小觑。经济实力的强大则势必会带来军事实力的提升，如此一来这就从根本上造成了一个地方诸侯与中央政府不可调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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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为秦半两钱，武帝始流通五铢钱

如果说在当时有一个领土统一的观念是不够实际的，但要说有一个权力的统一观念则是较为符合实际。自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变革时代开始，各国所进行的变法改革无一不涉及加强集权这一内容，这个观念的实践在秦朝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到了西汉，这种情况虽有所缓和，但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央与地方诸侯实力的改变所引发的权力平衡的丧失，使得这个矛盾变得愈发不可调和。逐渐疏远的血缘亲情渐渐无法抵御权力的诱惑，从而使得双方越来越离心离德。这个矛盾，最终将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如此便可知道，晁错在提出削藩策的同时，是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当时西汉中央与实力最为强大的吴国已经存有芥蒂，吴王刘濞的王太子，在汉景帝刘启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因故不慎被刘启所杀，刘濞便从此便不再前往长安朝见皇帝，终汉文帝一朝也对其无可奈何，最终只能双方各让一步，让皇帝以养老的名义赐刘濞可以不必朝见，双方的矛盾才暂时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矛盾最终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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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之乱，吴国为首

汉景帝刘启与刘濞有仇，这可以说是他想要削藩的一个主观原因，但并非是主要原因。或者说，正是因为他和吴王的矛盾，让他越发意识到地方诸侯王过大的势力，是一个严重威胁他统治的因素，他的这种担忧被晁错敏锐地捕捉到了。晁错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政治家，自汉文帝时便多次针对国家大事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而他一直视诸侯王问题为汉王朝面临的第一大问题。按晁错的判断来说，他认为诸侯王反叛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必须实行削藩，并且他对削藩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早有一番认定的：

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如此一来，面对双方矛盾的逐渐突出，削藩似乎成为了唯一的解决办法，但他这种暴力削藩的策略有没有问题呢？

三、晁错削藩策对错再议

毫无疑问是有问题的，或许可以这么说，他提出的削藩策就是七国之乱爆发的导火索，如果没有这个削藩策的提出，这场内乱恐怕不会立刻发生。但就此认为晁错削藩策提出是错误的，恐怕亦是欠妥。

要准确分析晁错削藩策的提出是对是错，以至上升到西汉王朝应不应该暴力削藩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先自己分析清楚诸侯王的问题能不能和平解决。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平解决诸侯王问题恐怕是很难做到的，历史已经反反复复给我们印证了这个答案，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分裂，到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到西晋的八王之乱，甚至在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役中，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的矛盾无不围绕着战争的身影。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想要和平解决诸侯王的问题，是何其的艰难。晁错虽然是一个较为激进的政治改革家，但他并不是一个空想家，他的很多建言其实都非常扎实的基于当时的社会实际（例如其《论贵粟疏》的主张）。削藩策的出现，同样也是晁错基于对现实的观察以及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吸取才提出的，只是其中带有非常鲜明的激进色彩。政治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场赌博，输赢不过是概率大小的问题。晁错认为，削藩虽然可能导致诸侯王造反，但现在反中央赢得概率更大，时间拖得越久，获胜的概率就越小。从后来发生的史实来看，晁错的预判还是很有见地的。

但也有不少人将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和主父偃的“推恩令”的措施与晁错的削藩令相比较，认为前者提出的办法就比晁错要好，是一个软性的解决办法即和平的办法，可殊不知这个认识缺乏常识。

贾谊提出的主张在晁错之前，他当时提出这个办法之后汉文帝是赞许的，也实行过：将齐国的的国土一分为三。但是，汉文帝只实行过这一次就再也没有实行了。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办法不好，而是因为汉文帝他不是傻瓜，地方上的诸侯也不是傻瓜，他们很清楚朝廷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汉文帝在推行这个办法时是有阻力的，同时汉文帝本人执政以谨慎为主（这从其入继皇位时的表现可以看出，当时汉文帝为代王，面对周勃等人邀请其入继大统的决定，他一面派人入京刺探虚实，又通过占卜等方式预测吉凶，同时又广泛听取属下的建议，反复考虑之后才最终决定入京），他极少采取激进的政治举措，所以他只是小范围的实行，之后就再也没有实行，而转变为与大多数地方诸侯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所以说，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在汉文帝时期并不具备彻底解决诸侯王问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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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像

但到了晁错之后的主父偃时期就不一样了，他的“推恩令”和贾谊的主张其实换汤不换药，但为何就能非常成功呢？汉武帝就是靠着这个和后来的“酎金事件”一口气削除了一半多的王侯。其实，这还是得益于晁错的削藩策。正是因为削藩策引发的七国之乱，朝廷和诸侯王之间来了一场终极对决，结果是朝廷大胜，诸侯王经此一役之后再也没有强硬的实力和朝廷硬着来，所以只能是任凭朝廷宰割，这才促使主父偃的“推恩令”实行的非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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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恩令示意图

结语

西汉时期诸侯王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归功于晁错的削藩策，虽然这个策略引发了一场大战，但当我们站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双方的战争在当时可以说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早一点发生，朝廷的胜算可能要更大一点。所以，西汉时期所采取的削藩措施，虽引发了战火，但从本质上来讲，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参考资料：

《剑桥中国秦汉史》；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军功集团》；

刘立祥：《晁错削藩未捷身先死的历史品评》；

柯志强：《贾谊、晁错、主父偃削藩主张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