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起忽沉的朝贡外交：5世纪中期的中日关系缘何突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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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7年，年近六旬的倭王武向南朝刘宋政权派出了继位以来的第一批使者。从其先祖倭王赞算起，倭王武已经是第五位入贡南朝的倭国国王了。倭王武的此次进贡收获颇丰，从刘宋朝廷获得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封号，品级之高超越了前任历代倭王。然而，正当倭国在南朝天下秩序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倭王也可凭借中华皇帝的威望进一步统合国内、进军朝鲜半岛时，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两国外交突然中止，中日关系之间再次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空白时期。是什么导致了倭国入贡的中断，其间的东亚世界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中日外交的重开

时间回溯到六十多年前的公元413年。这一年，倭王赞的使者第一次来到南朝的都城建康。由于此前中日外交已经中断了一个半世纪，两国之间鲜有往来，倭国的使者甚至在入贡的途中一度迷失了方向。

自永嘉之乱以来，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已持续了近百年。南中国将这一年称为义熙九年（413年），名义上仍在晋朝司马氏的统治之下，但朝廷实权早已落入了武人出身的刘裕手中。特别是在三年前，刘裕率军攻灭了盘踞山东半岛的南燕政权，声望如日中天，取代东晋只是时间的问题。对于迫切需要提高自身声望，为接受禅让营造舆论氛围的刘裕而言，倭王赞的到来可谓正合其时。须知，倭国上一次入贡还是西晋的泰始二年（266年），此后随着中原陷入战乱，两国之间也失去了联系，如今倭王的使者重新到来，这不正是刘裕的威名远播海外的证明吗？倭王赞此次入朝是否获得了东晋王朝的册封，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倭国使者的到来终结了中日历史上漫长的“空白的四世纪” ，由此揭开了“倭五王”时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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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武帝刘裕画像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终于接受了晋恭帝的禅让，建立起刘宋王朝。第二年，倭王赞的使者又如期出现在刘裕面前，刘裕欣喜万分，盛赞其“万里朝贡，远诚宜甄” ，除正（指自命的官职获得了中原王朝的承认）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自此，倭国正式加入了南朝的天下秩序，两国间进入了来往频繁的蜜月期。从永初二年（421年）到昇明二年（478年），先后共有五位倭王至少九次来到建康朝贡。

元嘉二年（425年），倭王赞派遣司马曹达进献方物，此后不久就去世了。其弟倭王珍继承王位后，又于元嘉十五年（438年）来到建康朝贡。有所不同的是，此次倭王珍不仅向宋文帝请求自身的除正，还连带了麾下的倭隋等十三人，宋文帝也答应了他的请求。倭王珍的继承人是其子倭王济，他在位时期，倭国在东亚世界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元嘉二十八年（451年），第二次遣使来到建康的倭王济成功获得了宋文帝的除正，除“安东将军，倭国王”外，还得到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封号。换言之，倭国在此六国的军事行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刘宋王朝的意志，这对于常年与高句丽争夺朝鲜半岛的倭国而言，意义之大可想而知。

话虽如此，倭王济的除正却并不意味着倭国在朝鲜半岛的争夺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因为不仅是倭国，作为其对手的高句丽以及盟友百济，都曾接受过宋朝的除号，甚至细究起来，倭王的地位是处在下风的。首先，倭王济的将军号是“安东将军” ，而高句丽王却是“征东大将军” ，百济王是“镇东大将军” ，在南朝的武将等级中，四征（指征东、征西、征南、征北，下同）、四镇、四安大将军均为二品，而四征、四镇、四安将军则是三品，可见高句丽王和百济王的序列都在倭王之上。实际上，倭王济并非不清楚其中的差距，他在入宋之初就曾自称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但宋王朝并没有完全满足他的愿望。在正式授官时，不仅将“安东大将军”改成了“安东将军” ，还将六国中南朝的亲密藩属，同时也是倭王最想控制的百济，替换成了与“任那”同义的“加罗” ， “都督六国诸军事”其实只是“都督五国诸军事” 。可以想见，对于入贡南朝时日尚浅的倭国而言，想要在南朝的天下秩序中取得与高句丽、百济等国并肩齐驱的地位，还需要经历更多时间的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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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奉于日本石上神宫的七支刀，据说由百济盖卤王赠送给倭王济

倭王武的朝贡

5世纪中期，倭国与高句丽的争战日益激烈，倭王济也在连年的战火中去世，继承其遗志的是他的第三子倭王武。不过，在倭王武继位之前，率先成为倭国王的是其兄长倭王兴，但由于倭王兴在位仅三年，除了从南朝获得“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册封外，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因此，这一节我们直接从倭五王中最浓墨重彩的倭王武说起。

倭王武在《日本书纪》中的名字叫做大泊濑幼武尊，通常比定为日本历史上的第21代天皇，即雄略天皇。由于考古发现的佐证（后文详述），学界一般认为，自雄略天皇起，天皇家的历史由神话时代进入了信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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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王武（雄略天皇）想象图

倭王武从兄长倭王兴（通常比定为安康天皇）手中接过王位时已经年过四十，但眼前的局面让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由于倭王兴的失政，宗室眉轮王和最大的地方豪族吉备氏相继发动叛乱，国内的政局动荡不安。经过十数年的平乱，眉轮王被杀，吉备氏也在讨伐中遭到了削弱，无力威胁王室。随着国中局势重新恢复稳定，倭王武再次将入贡南朝之事提上了日程。

昇明元年（477年），倭王武的使者从濑户内海一带扬帆起航，到达刘宋境内时已是第二年了。或许是吸取了父亲的经验，此时的倭王武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将六国增加到了七国，希望获得宋王朝的承认。依据先前的经验，宋朝对于初次入贡的倭王通常只会承认最基本的“安东将军，倭国王” ，其祖父倭王珍、父亲倭王济、兄长倭王兴，无一不是如此。不难想象，倭王武对于此次除正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倭王武的预料。他的使者在都城建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对于倭王的除正请求，宋朝虽没有同意其在百济的军事权，但对于余下的要求则全部予以认可。如此，首次来到南朝的倭王武就获得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封号，一举超越了他的父祖和兄长。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刘宋朝廷改变了一直以来的惯例，对初次入贡的倭王武给予特殊的提拔呢？这一点恐怕与三年前东亚世界的一件大事有关。 475年9月，高句丽的长寿王亲率三万大军进攻百济，当时百济国的实力大不如前，君主盖卤王猝不及防，慌忙派其子牟都（后来的文周王）前往新罗和倭国求援。然而为时已晚，援军赶到时百济国的首都汉城已经被高句丽攻陷，盖卤王战死。此后，牟都虽在新罗和倭国的帮助下迁都到南方的熊津，重新建立了百济国，但吞并汉江流域的高句丽实力大增，百济不再具备单独与之抗衡的能力。在南朝的天下秩序中，曾于战场上诛杀高句丽故国原王的百济国是其牵制高句丽乃至北魏的重要一环，也正因为如此，刘宋始终没有同意倭国对百济地区领有军事权，给予百济王的位阶也总在倭王之上。但如今，百济国已然元气大伤，朝廷迫切需要提高倭王的品级，与重建的百济共同牵制高句丽的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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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中期的东亚局势

其实，倭王武的入贡与其先祖倭王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昇明二年已是刘宋王朝的最后一年，齐王萧道成全面掌控了朝廷的实权，而倭国使者的到来又为其接受禅让增添一枚筹码，这也是倭王武受到厚待的原因之一。就在倭王武朝贡后的第二年（479年），萧道成从宋顺帝手中夺过政权，建立起了南齐王朝。不难设想，如果此时倭王再次遣使朝贡，两国之间必定能够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倭国在南朝天下秩序中的地位也会有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自昇明二年（478年）的朝贡后，倭国使者的身影却再次从中国的史书中消失了。

“治天下大王”的野望

倭王武为何在此时此刻戛然中止了对南朝的朝贡呢？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其中的缘由。但所幸的是，倭王武在入宋时曾进呈了一篇表文，从中或许能够找到导致外交中断的蛛丝马迹。

倭王武的上表文被完整保存在《宋书·夷蛮传》的“倭国传”中，全文用词华丽，语言流畅，学界一般认为是出自大陆移民之手。但即便如此，文中表达的内容仍是出自倭王武的意志。表文中这样写道：

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

如果加以整理，这篇上表文至少表达了三层含义。其一，自先祖以来平定国内各地的经历。其二，朝贡之路被高句丽所阻，父兄都死于与高句丽的交战之中。其三，请求除正官职，以便继承父兄遗志，继续与高句丽作战。表面来看，这是一份向南朝宣示忠诚的表文，无论国内争战还是讨伐高句丽，都是为了“王道融泰，廓土遐畿” ，也就是扩大南朝的天下。然而，这份看似谦恭的表文中却透露着不凡的野心，那就是倭王武在承认以南朝为天下中心的同时，也在逐步构建着自己的小天下。在讲述平定国内的战争时，倭王武这样写道：“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 ，这里的“毛人”和“众夷”无非是化用了中国史书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概念，换言之，倭王其实是把自己放在了中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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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夷蛮传》收录的倭王上表文（部分）

仅凭这一点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但考古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1873年，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了一柄带有铭文的铁刀，文中出现了“治天下獲□□□鹵大王”的字样。无独有偶，一个多世纪后的1978年，埼玉县稻荷山古坟中也发现了铭文铁剑，上面刻有“獲加多支鹵大王”“治天下”等文字。这里的“獲加多支鹵”读作WAKATAKERU ，正是倭王武的名字“幼武”二字的读法，彼时的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文字，通常借用汉字表音。借助这两大发现，不仅能够确认倭王武的存在，还可以知晓他的统治范围至少已经扩大到熊本县和埼玉县，更加重要的是，倭王武在国内的称号是“治天下大王” ，他把自己的统治区域视为了一个独立的天下。

实际上，倭国国王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小天下，并不是从倭王武开始的，至晚在其祖父倭王珍时就已初露端倪。前文提到，倭王珍入贡时除了请求为自己除正外，还给麾下的倭隋等人求得了平西、征虏、冠军、辅国等将军号。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平西将军，众所周知，倭国位于南朝的东方，因此授予其国王的将军号是“安东将军”或“安东大将军” ，而倭王珍却为部下的倭隋请号为“平西将军” ，这显然不是以南朝皇帝为基准，而是以自身作为中心而言的。可以这样说，倭国的小天下野心从倭王珍时开始萌芽，发展到倭王武时期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倭国武开始试图跳出以南朝为中心的天下。尽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位，但他更倾心于以自身作为中心的小天下，加上“都督百济军事”的请求始终没有得到南朝的回应，此时中断对南朝的朝贡也并非不可思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470年前后，刘宋因国中内乱而使山东半岛落入北魏手中。对于渡海而来的倭国船只而言，山东半岛是至关重要的中继点，它的丢失必然给倭国的进贡增加困难和危险，这一点或许也是倭王骤然停止对南朝朝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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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五王”最终除正一览表

谜一般的倭人像

基于上述原因，倭王的入贡在此画上了休止符，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但颇为吊诡的是，伴随倭王武的离去，倭国的影子并没有从史书中彻底湮没，甚至在萧梁时期还出现了倭国使者的画像。

这幅谜一般的倭人画像其实是《梁职贡图》的一部分，此图为梁元帝萧绎所作，描绘了三十多国使者的形象，画像旁还附有题记，介绍朝贡诸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等。这一画像上的倭国使者裹头徒跣，前胸袒露，上身仅披有一条结束相连的横幅，其古旧原始的形象与衣衫华美的百济等国使者相比，显得十分寒酸。在此，我们很自然地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倭国的朝贡早已结束，那么《梁职贡图》的依据是什么，梁人是否真的见过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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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职贡图》中的倭人形象

检索梁代的史料，可以发现这样一则意味深长的记事：

天监元年（502年），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梁书·武帝本纪中》）

根据这条史料，梁武帝曾于天监元年加封倭王武为征东大将军。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昇明二年后倭王武曾再次遣使入贡南朝，其官职已由安东大将军变成镇东大将军，继而又加封为征东大将军。若如此，《梁职贡图》的倭人形象自然也是有所依据的。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雄略天皇在位二十三年，但从昇明二年到天监元年，其间经过了二十六年，更何况前文提到，昇明二年时倭王武已经接近六十岁，很难想象天监元年时依然能够在世。退一步而言，即便不相信《日本书纪》的纪年，但《宋书》的记事中明确提到了“献方物”三字，而《梁书》仅仅提到了进号。

那么，要如何理解《梁书》的这条记载呢？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天监元年时倭王武的使者并没有到场，这只是新王朝建立之初对周边国家进行的遥封。至于《梁职贡图》中的倭人形象，那恐怕只是基于《三国志·倭人传》中“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结束相连”一句的想象。从考古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倭人早已告别了裹头徒跣、横幅为衣的时代。借助5世纪中期日本古坟中出土的人形埴轮（一种土偶陪葬品）可知，当时的倭国服饰有了很大的进步：男子上身着交领衣，下身着长裤，膝盖下以带捆缚，女子通常穿着长裙，甚至还出现了制作精美的甲胄。换言之，《梁职贡图》中的倭国使者实际是反映了三世纪中期的倭人形象，与五世纪中期的真实情况存在着两个世纪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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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装男子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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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马县太田市饭塚町出土的武士埴轮

顺带一提的是，根据《南齐书·倭国传》的记载，南齐建国时也对倭王武进行了遥封，从安东大将军进号镇东大将军便是此时。然而，倭王武的使者同样不可能到达现场，就当时倭国的航海能力而言，要连续两年派出朝贡使者是难以实现的。

无论如何，昇明二年（478年）后南朝与倭国的外交关系实际中断了，中日之间再次进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空白期。等倭国的使者再次踏足中原王朝之时，已经是隋文帝的开皇二十年（600年）。彼时，中原王朝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统一的隋王朝屹立在东亚世界之中，日本列岛也初步完成统一，进入了建设律令制国家的新时期。

参考资料：

1. （梁）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 2018年。

2. （日）舍人亲王总裁：《日本书纪》，吉川弘文馆， 1974年。

3. （日）坂元义种：《古代東アジアの日本と朝鮮》，吉川弘文馆， 1978年。

4.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年。

5. 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的新发现》，《文史》2011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