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四牌坊这段古城墙见证江津城市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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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墙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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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江街道办事处四牌坊社区怡然街背后，有一段300米的老城墙。

黝黑的砌石，蜿蜒的墙垣，斑驳的印记……似乎都在无声诉说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如果不仔细看，掩藏在高楼与树荫之下的这段城墙很难被人发现。

今天，我们一起来追溯这段江津先民不寻常的筑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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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邑1800余年公元557年始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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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坊社区古城墙遗址于1990年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坐南向北，始建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七月。由北固门起向东延伸约300米，最高处5.8米，所砌单块条石长0.9米、宽0.3米，均采用一横一丁的砌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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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这段古城墙的四牌坊小学操场后面，后来又发现了一段长约150米人古城墙，砌筑方式与时间均与前一段相同。

古墙无声，岁月有痕。拨开历史的迷雾，区文物所副研究员张亮向我们讲述了江津那段湮没在岁月尘埃中的筑城史。

江津人文历史悠久，支坪王爷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距今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此耕稼渔猎、生养繁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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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约3200年的商武丁年间，古代巴人沿清江流域迁徙，来到包括江津在内的川东一带，建立了周国的属国巴国。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将原巴国之地改建为巴郡，将巴郡置为江州县。

汉献帝建安六年（201年），益州牧刘璋将巴郡设七个县，其中的乐城县就是江津，这是江津设县的开始。江津也由此开启了1800多年的建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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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南齐永明五年(487年)江州分为两县，江州县治移至僰溪口(今江津境内，准确位置无考，一说为珞璜镇顺江村) 。西魏(553—557年)在此增设七门郡，改江州县为江阳县。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 ，县治从綦江河口迁移至今几江，隋开皇初(581年)改江阳为江津县。据《太平寰宁记》载，江津因地处大江之津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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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开始在几江南岸筑城始于公元557年（南北朝时期）。而“几江”之名起于北宋，因长江呈“几”字形流过而得名。

如今的几江城区面临长江，背倚艾坪，三面环水，鼎山叠翠。正如明代江渊诗所描绘的那样：“几江形势甲川东，山势崔巍类鼎钟。 ”江津由此形成了滨水聚居的城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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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城大江之滨扼守渝黔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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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人筑城为何会选址在长江之滨？

人类文明的第一行脚印，总是踩在湿漉漉的溪河边。在工业化以前，水运是城市主要的交通方式，江河沿岸的城市与水的关系非常密切，城市滨水地带往往是城市最为繁华的地区。

江津也不例外，如临江的米市街一带，就曾是城市的传统商业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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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交通与经济的优势，也加强了江津城市与水的联系。显然滨水而居，成了江津先民最聪明的选择。

山有水则秀，城有水则兴。江津作为一座孕育在大江边的城市，在繁衍发展史上傍水而居，逐水而旺，逐步沉淀下美丽的景观和厚重的人文。

同样是逐水而居，最先的城池应该建筑在长江之南还是长江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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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记载，老城区选址在长江南岸，位于长江“几”字形大湾的顶端，呈半岛之势畔水而筑。把城址选在“澄清停蓄”、流速不急的江湾内侧，不仅可以取得较为清洁的用水，而且岸线稳定，城市居民视野开阔，无论从方便生活，良好风景，还是安全的角度，都是有利的。

江水环绕回旋， “屈渠有情” ，勾勒出城市优美的水际轮廓线，同时也为江津先民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庇护。

然而，据张亮介绍，江津历史上县治所在地大部分时间都为长江南岸的几江半岛，虽有易地的历史记载，但时间都不长，究其原因，一是南岸的地理环境；二是长江航运发展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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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江半岛背靠艾坪山，面对大江，整个半岛处于低缓的一级台地和二级台地间，坡度不大，地势平坦舒缓，江岸水流平缓，吃水较深，这样的地理条件非常适合城市和码头的建造。

同时，长江南岸连接黔北夜郎古国、涪陵等地，自汉武帝治理西南夷以来，江津地区（包含今綦江、璧山和永川部分）即为中原王朝连接各土司部落的桥梁。几江半岛曾设僰溪水驿，该水驿是长江上游与黔、滇地区物资进行水转陆的主要口岸，是当时巴郡扼守渝黔地区的门户，在这里筑城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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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说，舒缓平坦的地利之便，加上滨临大江的优势，使江津这座城市迅速繁荣发展，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到了明清两代，江津城市都有9道城门，呈现出“九门护城”的壮丽景象。据考，江津是周边区县城门最多的区县，城门数量远超北方古代县城城门数量，这一方面有江津山城地理环境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证明江津县城规模在渝西地区也是首屈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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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成江防要塞曾修炮台城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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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字形走向的长江、巍巍艾坪山以及长江北岸的群山，共同构成了江津山、水、城交融的城市空间环境形态。江津的先民们正是充分利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自然山水为依托，筑城经营，使城市与自然紧密结合，和谐共生，这里蕴含着依江附河、据险守固的筑城思想。

这样的筑城思想也为江津后来成为长江上军事要塞打下了基础。

历史上，江津的筑城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明代江津作为地区政治中心的防卫军事功能的完善和加强；二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江津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交通、市政、公共服务等功能的萌芽和初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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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津作为地区的封建政治中心的城市性质并末改变，城市建设仍着重于城墙重修。明正德九年(1514年) ，修城墙长约3000米，城墙高5.7米，城池呈椭圆形，有迎恩、通泰、嘉惠、临江、德胜、西镇、南安、东阜、北固9道城门，各建有城楼。其中西镇门、南安门、东阜门还筑有月城。

清代增修了女墙、石堞、城墩，加深了东、南、西三面城壕，城壕宽9米，深约5.7米，沿壕植树，四周城墙设大炮台8座，小炮台数十座。将西镇门改为来庆门，德胜门改为西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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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以前皆为土墙，年久失修；明成化壬辰（1472）年孟秋，重新修筑，东西南三面仍为土墙，北面临河改为石墙。此后，历经多次重修，其中明正德甲戌（1514）年重修，城墙周长1008丈，高1丈9尺。清代亦修整多次，其中咸丰辛酉（1861）年，在东、西、南三面城墙外挖置城壕，宽两丈多，深一丈八尺。

民国五年（1916）年，通泰、嘉惠、临江、西成四门城楼破坏未复修。民国31（1942）年，迎恩门因火灾，拆除通泰门至迎恩门之间的城墙。 1958年，县人民政府决定拆除城墙建建环城公路，城墙遂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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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城墙由土墙向石墙变化，主要是增强防洪功能。修建城楼、月城、女墙等带有军事性质的附属设施，则与当时社会动荡密不可分。明清两代后期，均是内忧外患，战事频发，加之江津地处长江要津，是一处军事要塞。增修大量军事设施，增强防御能功，无疑是当时社会环境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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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古城，旧貌新颜。

如今，江津人在城市建设上早已突破了长江天堑的阻隔， 150万江津儿女正按照“一轴两翼”城市建设思路，推进“一江两岸”同城发展，让江津这座千年古城焕发出更加璀璨的魅力。

”

（来源：@江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