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统治下的明朝——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感

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 ，华裔美籍历史学家，教授、学者。 1918年6月25日出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享年82岁，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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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他的“大历史观”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好的历史著作可以让人从中读出悲悯，不管多少人质疑批判他的观点，但是单从这一点我觉得他是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无论是“非暴力不合作的”万历皇帝，还是调和阴阳的申时行，玩转阴阳的张居正，在道德代替法律的明朝都各自有着各自的悲剧，让我们心生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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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以：“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开篇，用七个篇章对七个人物做了重要论述，没有传奇，没有演绎，只是用冷峻的笔触，纪实的手法，为我们剖开了万历十五年那个横断面，大故事套小故事，栩栩如生的展现人物的冲突，发人深思，宛如作者坐在对面娓娓而谈。

“非暴力不合作”的万历皇帝

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所以皇帝作为最尊贵的人，必须遵循礼法，而礼仪作为皇帝权力的表现形式，是皇帝必须经常参加的活动，并且有一套体现权威的程序。

儒家学说起源于春秋战国的孔孟，兴盛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中兴于“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在北宋时面对正统地位的质疑，统治者不得不利用儒学来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有别于辽国。所以儒学在朱熹的手里得到长足发展，到了明朝已经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想，知识分子要想做官，必须读《四书》、《五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利益集团，他们用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体系代替法制成为维护国家体制工具。

皇帝权力的合法性及权威来自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所以皇帝要做礼仪道德的楷模，用圣德明智来显示皇帝的不同之处，通过繁琐的程序来彰显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君权神授的威严，而这些礼仪道德的解释及程序的设定都掌握在儒家知识分子的手里，他们明确的规定了那些事情皇帝必须做，那些事情皇帝不能做，只要按照他们设定了礼法做就是明君，要是破坏他们的设定，就是昏君，在礼法上你就不合格了，他们就有权力上谏，规劝、斥责皇帝了，皇帝要是恼羞成怒，把上谏人杀了，就成全了他忠诚耿直，直言进谏的美名，而他身后的文官集团就会给在史书上给你重重的记上一笔。

皇帝的主要使命是敬天法祖，也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敬重天道就是要按照儒家的行为规范去做事情，违反就是推翻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因为你的权力来自于儒家的天道。所谓的法祖，就是效法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是一个工作狂，精力极其旺盛，据说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一百八十种事项必须面奏皇帝。同时朱元璋还是一个宠溺子孙的人，他将国家方方面面的制度都规定好了，子孙照着做就行了，老朱同志犯了严重的唯心主义错误，时代在变，有些制度对以后根本不适用，舐犊情深太重，同时，老朱也高估了自己的子孙，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那样每天精力都很充沛的，他的子孙有的连每天的早朝都坚持不了，所以法祖成为明朝皇帝巨大压力，并不是不想，而是力有不逮啊。

明朝这个国家机器的运行，是道德礼法在维持，而皇帝只需要参与各种礼仪确定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仁义礼智信的典范，皇帝只是一个象征的牌位，供全国臣民学习瞻仰，这样就把皇帝限制在道德礼法的笼子里，没有一点自由，但是皇帝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没有办法完全践行儒家的那套仁义礼智信，想挣脱这个笼子，但是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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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也曾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刚登基的一切行为都符合一个明君的标准，励精图治，宽厚待人，但是后面慢慢发现自己的努力几乎是白费，因为既得利益的文官集团只把他当一个象征性的牌位供起来，但是要处理国家事务，就不需要他了，自有他们的道德体系去评判。虽然名义上是全力最大的人，但是其实一切事务都有处理的规则及结果，只是借他的口说出来而已，没有一件事情他能够自有做主的，包括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死后和谁合葬，自己立谁为太子都不能决定，他灰心了，失望了，他被道德体系束缚着手脚，面对可恶的文官集团，面对他们指责，批判，即使再生气也不能杀了他们，如果杀了他们不仅成全了他们的美名，也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昏君，被他们口诛笔伐，事情不能由我做主，你们我们惹不起，我只有躲了，所以万历皇帝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做法与官僚集团对抗，你们不是需要我吗，不是要利用我吗，不是不听我的吗，不是事情我都做不了主吗，那你们干去，我也不配合你们，我“躲到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

玩转阴阳的张居正

张居正，明朝政治家，改革家，提出“一条鞭法” ，推行新政，是万历皇帝的老师，内阁首辅。他是一个玩转阴阳的人，阳的一面成就了不朽的功胸，阴的一面使后期墙倒众人推，遗祸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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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跌宕人生，可以印证万历皇帝的心路历程，起初皇帝年幼，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群臣万历皇帝能依靠谁，能信任谁，环顾四周只有自己的老师张居正和自己的玩伴冯保了。所以大小事务都有赖张先生，对其言听计从，就是太后对他也是礼让三分，这时候的张居正可谓是风光无限，在万历皇帝的眼中，张居正是他的依靠，是辅佐他的功臣。

所谓的阳是表现在人前的东西，所谓的阴是内心的欲望，不便对人言，却决定着一个人判断的关健。张居正在万历面前面对群臣的问题和建议都给予辅助处理，提出“一条鞭法”意图改革赋税，充实国库，励精图治不负皇帝厚爱。但是他最终是一个官僚体系的代表人物，利用皇帝的信任他培植自己的势力，党同伐异，奢靡享乐。

渐渐的万历皇帝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和处境，自己信任的老师不是和自己一伙的，而是自己对立面官僚集团的领袖。但是面对强大的官僚体系，万历也很无奈，最终张居正“操劳国事” ，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墙倒众人推，你张居正都死了，我们还怕你啥啊，所以以前被他打压的政敌做了疯狂的反扑，但是反扑再疯狂也要经过万历皇帝的手，所以弹劾张居正的奏章纷至沓来，这样不断揭开开了张居正阴的一面的面纱，清廉自守的张先生在全国各地都有别苑，而且妻妾成群，生活奢靡，这时候万历皇帝不淡定了，遂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对张居正死后的惩罚，很难说不是万历皇帝借机的发泄。

张居正是一个枭雄，做事圆滑变通，不拘一格，深深的官僚体系的阴阳，并且充分的运用，党同伐异，树敌太多，最终不得善终。

调和阴阳的申时行

申时行位极人臣，担任首辅的时候已经52岁，已经未老先衰，但是岁月的洗礼，时事的磨练使的深谙阴阳，他知道阴阳的变化和无常，他虽然提倡诚意，但是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脱节，有着深刻的认识，有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所以他没有激进的去改变这种现状，而是尽力的调和皇帝和大臣之间，官僚体系之间的阴阳，使得因道德体系代替法制造就的各方冲突能够缓解，和平相处。他这种“和事老”的做法得到文官的尊重，但是也被人指责首鼠两端，做事缺乏左顾右盼，缺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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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被我们奉为盛典，其中太极八卦，阴阳两极包容万象，能够调和阴阳的人是有大智慧的人，申时行俨然是这样的人。在他的调和写各方利益得到平衡，特别是经过张居正的事情后的万历皇帝，更是对官僚集团失去的应有的信任，他用高超的智慧抚慰皇帝的心灵，取得皇帝的信任，使得皇帝和官僚集团有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好多事情都得以推动。

怀璧其罪，好多人都盯着他的位子，官僚集团内部的攻讦再次开始，申时行被不断的攻击，最后辞职回家，申时行使皇帝重新燃起的诚意破灭了，短暂的蜜月期结束了，皇帝和大臣的抗争一直延续着。

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

海瑞总是被我们的清官，他的故事被我们不断演绎，甚至被神化，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总是祈求海瑞的出现，真正的了解海瑞以及的他处世方法的时候，假如海瑞真成了你的父母官，你也会脊背发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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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是我们的道德模范，是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徒，他没有阴只有阳，自我约束，克己复礼，使得他不被官僚体系所接受，在其他官僚的眼中他就是一个“怪胎” 。他把自己练就成为礼仪象征，道德模范，就是皇帝对他也很头疼。所有人只能将他供奉起来给他一个等级高的闲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他咋肯踏实待着，所以他对官僚集团提出了威胁，再不给我事做，我就辞职回家，官僚集团不得不给安排实权职务。

为什么海瑞对官僚集团的威胁有用呢，这就是伦理道德的力量，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海瑞无疑是理想的践行着，但是现实中官僚在伦理道德之下还有不可告人私欲，但是海瑞没有，他的高度其他人无法企及，是一个异类，为了维护自己伦理道德的正确性，不能说海瑞做的不对，搬起秤砣砸自己的脚，咬着牙把他供奉起来，当海瑞去世的时候，上至皇帝，下至官僚集团都松了一口气。

孤独将领戚继光

明朝重文轻武，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来的，充分吸取自己的造反经验，害怕武将做大，危害国家，所以他死之前将名将通过血洗杀戮，几乎殆尽。同时把兵权分立，使得明朝军队的战斗力极低，反应能力和机动能力极弱，所以明朝武将的地位极低，所有大权都掌握在文官的手中，所以武官要想做事不得不依附于文官，仰仗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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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人姓命名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支，一支是岳家军，一支就是戚继光的戚家军。戚继光可以称之为一个儒将，熟读四书五经，治兵有方，可以说是万历年间的一股清流。为纪念他抗倭的英雄事迹，我们把他尊称为民族英雄。

但是他的成功完全仰仗于张居正的支持，他也是一个深懂阴阳的人，他为张居正献美女，献金银，只为自己能够一展宏图。但是大环境如此，将他调到北方抗击游牧民族的时候，他也不得不调自己的戚家军前来。在伦理道德代替法律推动国家机器的时候，军队是不备重视的，儒家的知识分子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

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

李贽在狱中剃刀自刎，被称为牺牲自我，其著作屡被禁止，他左突右冲的寻找自我，但是没有开拓出一条新路。他是儒家信徒， 1587年他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的一切义务，便出家了，突破本我寻找自我追求超我，在寺庙为僧的时候，不能彻底的脱离世俗，常常去做官的朋友那里化缘，寻求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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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学说一半唯心，一半唯物，但是他动了伦理道德，这是明朝治国的根本，他在狱中剃刀自刎就是意料当中的事情了。

站在匡中想把匡提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在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维持国家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九五至尊万历皇帝，还是一代枭雄张居正，亦或调和阴阳的申时行，还是伦理道德模范海瑞，甚至是戚继光，妄图颠覆伦理道德的李贽，都无法突破，都造成了人生的悲剧，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为明朝的灭亡，日后的落后埋下的深深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