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佛教为何未能成为我国国教

国教全称国家宗教，是指由国家政权确立的在本国内具有高于其它宗教地位的宗教。在封建社会，一个国家国教的确立主要是由国家君主颁布旨意，因为在封建社会，君主的旨意、甚至只是口头的一句话就代表着国家意志。

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国教的确立主要是通过载入宪法或其他法律。国家宗教是实行国教制度的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并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秩序服务。在实行国教制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独立性，不受国教的支配和约束，但又需要依靠国教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同时，国教不具有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的权力，但是又通过满足国家政权的需要来获得优于国内其他宗教生存、发展的条件和特殊的地位。

在现代，仍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确立有国教，如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等国以基督教为国教；梵蒂冈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是罗马教廷所在地，以天主教为国教；大部分西亚、北非国家和马来西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泰国、柬埔寨以佛教为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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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位于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建。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目前还不确定，一般认为是西汉末年。《三国志》引用《魏略》中的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12年），大月氏派遣来中国的使者伊存曾向汉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说明佛教当时已传入了中国。《后汉书》记载了汉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永平十年（公元 67年），他们同了两位印度僧人回到洛阳，带回了经书和佛像，并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寺，也就是今天仍然存在的白马寺。自此，佛教在中国大规模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空前兴盛。北魏将佛教视为国教，鼎盛时期，洛阳城内外有一千余所寺庙。北齐、北周时期，全国共有大小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随后直到唐代，佛教依然兴盛，唐以后相对有所衰落。

佛教兴盛了几百年，却为何在这个过程中乃至如今，都一直没有得到国家政权、尤其是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的高度认可，成为我国的国教？相反，为什么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等君主均发动过大规模的灭佛、抑佛运动？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僧侣似乎与世无争，吃斋念经，一心追求西方极乐世界，封建统治者为何要灭以慈悲为怀的佛教徒呢？

佛教是一门宗教，宗教都是有结构、有纪律的组织，当它的群体足够大、足够有影响力时，就有了自己的利益，自然就要谋求更大的权利。日本历史上也有佛教势力的争权记录，在战国时代，佛教甚至还成为了一方势力，军事实力卓著，开疆拓土，直到号称“佛敌”的织田信长用血腥的杀戮才把日本的佛教势力镇压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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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即便在北魏弘扬佛法，事实上将佛教作为了国教，那也是因为北魏是鲜卑族所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自身文化落后，不得不借助佛教的力量来帮助其政权的发展。一旦佛教势力过火，对其政权的发展起到了反作用，其统治者必然也会镇压。

而对于汉族政权来讲，五胡乱华时期，汉族政权岌岌可危，战事不断。战争导致人口锐减，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而政府系统出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寺庙的户口问题，当时只要进入寺庙成为僧尼，那就不用算入户口，也就不用交纳赋税和服兵役、劳役，于是导致僧人激增，佛教势力不断扩张。

“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政府连服兵役的人口都保证不了，就只能抓壮丁，越抓壮丁逃入寺庙的人就越多，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佛教的发展直接威胁到了政权的核心利益，统治者岂能支持其发展？！

除了人口问题，寺院经济也迅速膨胀起来。寺院占有无数良田，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的土地经济权力掌握在主持手中。南朝的一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占有很少的土地，却要担负着国家繁重的赋税和兵役徭役。寺院势力已经尾大不掉，这时政府忍无可忍，开始征寺庙的粮，并强制僧尼还俗，引发僧人揭竿而起。

北魏宣武帝、明帝年间均爆发了大规模的僧徒起义，内忧外患的政府最终不得不采用铁腕手段，大规模拆除寺院，把起义的僧众屠戮殆尽， “多所杀戮，积尸数万” ，蒸蒸日上的佛教势力受到了打击。后来佛教为了顺应政府心意，让自己不被消灭，不得不做出让步。即便如此，也消除不了宗教与国家政权间的矛盾，统治者依然时而抑佛。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奠定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思想的主流地位，但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在与佛教、道教的竞争中并不占绝对优势地位。直到隋唐确立科举制，才奠定了儒学至尊的地位。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官僚集团乃至皇帝，都开始崇尚儒学，佛教再也没了形成势力的土壤，只能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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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的专制社会已经确立多年，专制皇权已根深蒂固。统治者一直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对宗教进行随心所欲的控制。因而佛教在中国可以传播，甚至繁荣，但它与其他宗教一样，都只能在皇权默许的前提下，游离于中国主流社会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