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是北宋灭亡的根源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了一场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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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 ，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 ，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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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旧制度，其实是一套将五代时代节度使幕府管理体制放大到国家的务实的统治方式，同时为了避免唐末五代割据的重现，对于地方的财权、军权，都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弱，而将中央掌握的财富投入到中央禁军养兵、养士等方面，从而实现中央皇权对地方的绝对优势。

这一套体系，本身就属于一个弹性很小，浪费很大的制度机制，将天下财货聚集到汴梁，直接导致了东京汴梁成为当时世界最大、消费最高的大都市，但同时，也将地方削弱到了一定的程度。

在宋仁宗朝，西夏建国，宋朝和西夏进行了一场局部战争，相对于辽国而言，西夏只占据了西北不大的地盘，总人口也只有几百万，但是宋朝军队为了应对西夏的进攻，加强陕西的军备，竟然在战争中后期导致陕西和河东的物价增长了几倍。

即朝廷发运的大量货币，由于地方物资的短缺，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又逼迫着北宋继续增加开支，最终不堪重负，归根结底，就在于宋朝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系并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先进物流系统支撑，几百上千万贯的铜钱、丝织品运输到汴梁，投放到地方上，却缺少对应的物资进行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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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已经是国家对于经济控制过狠导致的恶果。

因为相对于唐代的府兵制，宋朝和明朝的军队，兵将分离的程度要低得多。唐朝的府兵制下，十六卫—折冲府序列的武职官其实是没有直属军队的，他们名义上的属下调拨，一为到长安番上宿卫，一为从军出战，卫府的主官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随行的，即便随行也不会指挥本部兵马。这才是真正的“将不知兵” 。

而宋朝的禁军，王安石变法之后，指挥以下的单位是常设的，之上的中高级军官则繁衍出了一堆“将门” ，比如西军的曲家、刘家、吴玠吴璘兄弟的吴家，府州的折家等等，还有由文臣转武将的种家，这些将门甚至是变相世袭的，朝廷也一样认可。

对于这些将门，北宋和明朝的信任度非常高。而西军也正是在这群将门的统帅下，西进吐蕃，南灭方腊，北征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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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军本身在陕西的山地和西夏人打了100年争夺堡寨的“治安战” ，低烈度战争，在面对辽军最后在燕京最后的骑兵力量时，已经不太会打大会战了，结果反倒一败涂地。而面对更强大的金朝女真人，这些世代的职业兵、老兵油子的作战韧性就差得太多了。

王安石搞置将法，后来废除了河北驻泊禁军到西北轮战的制度，节约财政开支，最终导致的就是由于对辽国的百年和平之下，河北禁军在金军南下之前，已经完全退化成了老百姓，再加上空额等问题，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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