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如何编成的？

乾隆三十七年，朝廷下旨，从全国征召图书，准备编纂《四库全书》。过去历代太平时期，往往有编修书籍的习惯，在印刷不算发达的时期，这种做法可以让很多珍贵孤本书籍可以重印再版，得以抄录保存下来。

对于这个文化工程，乾隆颇为上心。他让全国各地上缴书籍，还给出具体的办法，对于那些在市场上可买到的书籍，按市价买回。如果是家藏书籍，由官方印刷装订，原稿或者抄写的孤本，借来抄录后，原本照还。

这个办法还算公平。可是，乾隆诏谕颁布一年多后，各省仍没有上缴多少书籍。乾隆一再催促，河南、安徽才上缴一些书籍，数量还是很少。按照原本十年编纂《四库全书》的计划，这个速度肯定遍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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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自此琢磨后才回过味来，其实是下面的人担心自己上交的书籍中，如果有皇帝不满意的内容，会受到惩罚。所以，乾隆再次颁布诏谕，告诉各地督抚和藏书家，即便书籍中有隐射内容，也跟他们没有关系。

半年内必须上交，否则将来被举报发现的话，就要论罪处理。这道诏谕颁布后不久，乾隆又给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浙江巡抚单独颁布诏谕，再次重申上述内容，并提到书中即便有忌讳的内容，也不会牵连到他们跟那些藏书人。

最多是毁弃那些违禁书籍。乾隆的真实想法暴露出来了。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意识到，这个文化工程开始向毁书禁书的方向走。

江浙地区文化教育极为昌盛，藏书极多，也是曾经对清朝反抗最厉害的地区。清朝时的文字狱，闹得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被搞怕了。但是，在乾隆的诏谕下，征收书籍的工作很快有了效果。

乾隆三十八年，编纂《四库全书》的班底基本组成，乾隆皇帝令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这些人下面还设有纂修官、监造官、分校官，能各司其职。算上抄写人员，人数一度超过四千人。

乾隆招募这么多人，自然是征召了数量可观的书籍。第二年从各省征召的图书达到上万种。在当时这已经是一个种类非常庞大的书籍。可是乾隆发现，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发现什么违禁书籍。这本身是一个非常蹊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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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自然不会相信，所以，他给各地官员下诏：“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理。 ”

乾隆又圈出哪些内容属于违禁、忌讳的内容。在皇帝的一再命令下，各地官员开始张贴告示，以壮声势，随后派出专员到士绅读书人手中查访。

为刺激鼓励检查违禁书籍的热情，查缴书籍的数量又跟升迁任用联系在一起。民间因为《四库全书》，闹得鸡飞狗跳，堪称一部荒诞闹剧。

对于各地查禁上来的书籍，会跟编纂四库全书小组发现的违禁内容，一起交到军机处，由军机处交翰林院查点，呈送乾隆批示后，集中到武英殿前点火烧毁。

乾隆认定的违禁书记中，以明朝书本最多。很多历史文献遭到修改删减。但是，乾隆对明朝末年，大臣指责明朝弊病的内容，做了很多保留。换句话说，如果后来人阅读这些内容，等于是接受了那些纂改污染的内容。

当然，对于那些更早以前，删减较少的内容，《四库全书》确实做了很多保存工作。纪晓岚等人以经史子集的方式，进行编纂整理。

整个过程非常繁琐。因为涉及到查找违禁内容的问题，所以分类以前，必须仔细阅读一遍，才能进行编录。编录的办法，大部分都是抄写，少部分用木字印刷。到最后还得进行校订，防止出错。

乾隆三十八年，第一本《四库全书》完稿。第二年，乾隆皇帝令官员将九千多本没有妨碍的书籍归还给各地藏书家。跟收上的书籍相比，乾隆编制的过程中，销毁的书籍数量。

同年《四库全书》已经完稿四部。可是，乾隆又发现，编纂完成后的《四库全书》中，仍有部分属于违禁内容，所以令编纂人员重新检查。

期间有一些违禁书籍的作者遭到严惩。江苏的徐述夔因诗获罪，被乾隆下令剖棺戮尸，两个孙子被处斩，生平著作都被毁禁。《四库全书》到乾隆五十七年才完成，藏于阁楼中，而查毁书籍也一直延续到乾隆晚年，依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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