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吗？——与曾业英先生商榷(五）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吗？——与曾业英先生商榷(五）

摘　要：曾业英在其发表于2017年第9期《史学月刊》上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的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这一共识，纯粹来源于梁启超的《蔡松坡遗事》一文，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经查，曾业英此文的诸多论述并不符合史实，其所谓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结论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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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五、梁启超所说并非全部不符合历史事实

曾文否定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基本思路其实并不复杂，只有两步：第一步（即曾文的第一部分），试图将天下有关记载和说法归于梁启超的《蔡松坡遗事》这一所谓的“源头”；第二步（即曾文的第二部分），试图证明梁启超在《蔡松坡遗事》这个“源头”中“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只要这两步都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曾文否定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大事”也就可“大功告成”了。但是，如笔者前文所证，曾文的第一步并不成功，而是失败了。那么，曾文的第二步是否能成功呢？其答案也是否定的。

通观曾文的第二部分，曾业英主要是以梁启超“暮年”时的学生吴其昌于1942年在梁启超逝世十三年之后“濡笔追录”的《先师梁任公别录拾遗》中有关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一段话语，通过三个“关键问题” ，来检验梁启超所说是否属实。需要指出的是，曾文用以检验梁启超所说是否属实的三个“关键问题”中，第一和第三个“关键问题”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值一驳，故为节省篇幅起见，本文从略。

曾文在第二部分中的所谓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查明梁启超抵沪时黄忠浩是否驻军湖南” 。曾业英在文章中通过引用张之洞调黄忠浩率军赴鄂的电文和当时的《申报》《中外日报》有关黄忠浩率军抵鄂的报道，认为：“黄忠浩6月底或7月上旬的确已应张之洞之调离开湖南率部移驻湖北武汉了。 ”这样， “梁启超所说‘松坡那时年龄最小，唐先生看他还不能担任什么重要的职务，临起事的前半月，叫他带封信回湖南找黄泽生先生（宗[忠]浩）’……等等情节，毫无利（曾业英原文如此，应为“例”）外，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事” 。并最后得出了“梁启超所说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勤王’起义的故事，固然绘声绘色，十分可爱，却被事实证明是不可信的”结论，从而从根本上否定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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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文以上论证和推论，笔者认为，其利用扎实史料并经过论证，认为梁启超所说唐才常叫蔡锷带封信回湖南找黄忠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其论证是严谨的，其结论固然也是正确的。但是，曾文进而以此推导的“梁启超所说的故事，固然绘声绘色，十分可爱，却被事实证明是不可信的”结论，就未必也正确了。

列宁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 ”那么，曾文“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为什么又“变成错误”了呢？这是因为：

第一，如前所述，梁启超是得知起义发动后才“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 。因此，对于发生在国内的这场起义，他并非亲历，所以，他在演讲中所演绎的那段唐才常派蔡锷给黄忠浩送信的细节，如果有，也肯定是辗转从别处听来的，难免在传说中有所失真或梁启超听错的情况。再说，梁启超1898年在长沙主讲时务学堂时，与唐才常跟具有维新思想的黄忠浩有过往来，当时黄忠浩的确在长沙金盆岭练军。唐才常要在汉口发动起义，联络好友黄忠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蔡松波先生事略》所说“事败之日，君及范源廉，以先时他出，得免于难” ，庾恩旸《护国军神蔡公传略》所言“先时因故他出”和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所说“公以任务他出，得免” ，也就证明蔡锷当时已在汉口而且与唐才常在一起，只是8月21日晚唐才常等人在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被捕之时，蔡锷恰好正在外面执行任务。那么蔡锷外出担任什么任务呢？梁启超说是唐才常派他前去联络黄忠浩，也是极有可能的。但梁启超刚“自美洲驰归” ，不可能知道黄忠浩此时“已奉令移鄂” ，而按以前记忆认为黄忠浩当时还在湖南长沙，进而以为唐才常派蔡锷前去湖南联络黄忠浩，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所以，关于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及脱险的经历，限于史料，我们目前尚难以对其中的全部细节准确掌握，只能通过当年与蔡锷共同参加过此次起义的幸存者的回忆来证实此事。尽管他们事隔多年之后对此事的回忆中，有个别细节经不起推敲，但仍不足以构成否定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这整个事件的理由。且莫说梁启超对于唐才常在汉口发动起义之事并非亲历，其所述蔡锷给黄忠浩送信的细节可能有些经不起推敲的细节，就是某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对于自己亲历之事往往也有说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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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居正在其《辛亥札记》之《选举大总统》一文中，记述了自己参加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选举大总统的情况，尽管这 200多字的记述中错误连篇，不仅把湖北代表谭人凤说成为湖南代表，把谭人凤12月26日的参会时间说成12月29日，而且把会议时间为上午九时说成是午后一时，但我们能以此而断言，居正未参加这次选举会吗？

又如，石陶钧在其自传《六十年的我》中说：“一八九八年三月，长沙时务学堂开学，其组织与所倡学说，倾于民主政治及一般科学常识，并主张废科举、兴学堂，梁启超为其主要导师。仁铸推荐我与子善及蔡锷加入梁门，为学堂学生。 ”但据笔者查考，石陶钧这80多字记述中也是错误百出：时务学堂开学的时间是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初六（公历11月29日），梁启超一八九八年三月已离开长沙，徐仁铸一八九七年底才到任湖南学政之职，时务学堂录取学生一律经过考试、择优录取，学堂所录内课、外课、附课诸生名单中均无石陶钧的名字。尽管如此，我们能轻率地肯定或否定石陶钧是时务学堂学生吗？当然也不能。笔者认真查考后得出的正确结论是，石陶钧是经叶德辉推荐跟梁启超学习的，属跟班学习或寄读的性质，并非时务学堂正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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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陶钧

因此，对于历史当事人的记述，作为历史研究者绝不能仅仅因为其记述中个别细节有些错误，就不分青红皂白轻率地否定其所记述的整个事情，而应当在认真考查和分析后给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用曾文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历史当事人的记述，不论是当时留存的档案，还是事后的追忆，都可能因为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出现这样那样的真与伪或者真伪并存的现象。因而只有对其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全面的考察，逐一辨明其真伪之后，才能对所涉全部人和事做出能否成立的判断。绝不能仅仅依据辩明其中个别人和事的真伪，轻率否定或肯定其所涉的其他人和事。既不能因其中某人某事被证明是不真实的，便以此为据判定其所涉的其他人或事也是不真实的。也不能因其中某人某事被证明是真实的，便以此为据判定其所涉的其他人或事也是真实的。惟有如此，才不致陷入顾此失彼、按下葫芦起来瓢的窘境。 ”就这个意义而言，梁启超所说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勤王’起义的故事，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难免略有瑕疵，但仍然是一个“绘声绘色，十分可爱” ，而且总体上真实可信的故事。

第二，曾文所引梁启超关于唐才常派蔡锷去湖南联络黄忠浩的说法，均出自于由第三方记录或事隔多年后 “追录”的梁启超的演说。既然是演说，有时为了吸引听众，梁启超偶尔即兴在其中添加甚至虚构一些细节，使之听起来更加“绘声绘色，十分可爱” ，也在情理之中。但征之于梁启超《祭蔡松坡文》和《清代学术概论》这样严肃的文章，却未见有这样的“发挥” 。而况即便是演说，在1916年12月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演说中，梁启超并没有唐才常派蔡锷去湖南联络黄忠浩的“发挥” 。所以，对于梁启超在某次演讲中偶尔加点“佐料” ，使之更生动之所为，似无须过于计较，更无拿来“说事”的必要。因此，曾文以梁启超偶尔在演说中谈及唐才常派蔡锷联络黄忠浩的细节有些错误，就认定梁启超之前所有关于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的记载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显然是武断和片面的。

第三，如前所证，关于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并非只有梁启超知道并说起，早于梁启超所说的，异于梁启超所说的，均不乏其例。可见，关于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之说，梁启超所说只是“支流” ，而非“源头” 。因此，曾文仅以梁启超一人偶尔说过唐才常叫蔡锷带封信回湖南找黄忠浩之事有误，就否定梁启超之外的其他所有人有关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的记载和回忆，显然也是片面的，且过于草率，更难以服人。当然，曾先生并不知道还有别人早就说过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

总之，大量史实证明，曾文关于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诸多论述并不符合史实，在方法论上也是错误的，其所谓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结论完全不能成立。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历史事实清楚、真实可信，决不可轻率予以否定。

在历史研究中，历来就有“论从史出”和“史从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前者是从事实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详尽地占有材料，再从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后者则是从某种先入之见出发，然后再去寻找一些符合自己意图的材料，以证明其观点之正确。大量的历史研究实践证明，前者史实充分，结论正确；而后者则往往顾此失彼、漏洞百出。以上案例再次警醒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论从史出”的科学研究方法，坚决摒弃“史从论出”的错误研究方法，从而得出符合史实的正确结论。否则，就会偏离正确的研究轨道，得出“矮人看戏”那样的片面、错误的结论，给研究工作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完）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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