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蔡锷两次自愿督湘与松坡精神及其当代价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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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

二

蔡锷第二次督湘的机会是在“护国战争”后期。 1915年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反袁护国起义。随后，蔡锷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指挥第一军左、右翼军和中路主军在川南、川东南和湘西地区与袁军开展殊死搏斗。在蔡锷的指挥和带领下，护国军“士气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重，昼夜不得安息，风餐露宿，毫不为沮” ，虽鏖战经月,“屡濒于危，皆能绝处逢生” ，并不断取得胜利。最后，在各地护国军的顽强作战和全国人民强烈声讨下，处于四面楚歌的袁世凯迫于形势，只做了83天皇帝就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下令撤销了帝制案，并于6月6日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于是，护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民国得以恢复。

随着护国战争的胜利，拨乱反正、重建家园的任务迫在眉睫。此时在湘西宣布“反袁驱汤”的护国军湘西总司令兼辰沅道尹张学济和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等人不约而同地致电蔡锷，表达了希望其回湘治理的强烈愿望。但此时正在四川收拾残局的蔡锷感到难以分身，即于6月15日复电张学济表示：“承公等盛意推重,愧不克承。湘局现已宣告独立,陆督亦亲统大军入湘,主之者何患无人？秉三先生亦近在咫尺,似亦可拥之以出。川、湘阻隔,无凭遥领，贱躯多病，稍间即当乞暇引退。 ”又于17日复电程潜婉辞：“湘局杌陧，险象环伏，为之慨然。诸公欲为桑梓谋幸福，而所以期望于锷者尤厚。近十年来，奔走省外，未得于故乡稍效棉［绵］薄，辄用歉然。以吾湘地理上之位置，人民之性质能力，土地所出之物产，均不下于他省，用力少而成功必多。窃常以廉颇未能用赵，殊以自悔。今既有此机遇，自当回戈返湘，以符夙愿而副诸公殷殷相属之雅。惟现在川情复杂，未能即离。而本军善后事宜，亦须亲为部署，以全始终。急遽间实无术图东归也。 ”由于蔡锷以川事未尽难以即离，表示自己不能回湘主政，张学济、程潜等人希望蔡锷回湘治理的愿望当时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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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

6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 7月6日，北京政府又改任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但同时又任命陈宧为湖南督军兼署湖南省长，陆荣廷为广东督军。并明确陈宧未到任前由陆荣廷暂行署理湖南督军。北京政府还命令陈宧将前此带往四川的北方军队一万余人带往湖南。而人称“汤屠夫”的湖南将军汤芗铭自知罪孽深重，竟于前一天的凌晨从长沙仓皇出逃。

对于汤芗铭的出逃，湖南人民喜出望外，立即召开军政各界联合会议，推举刘人熙为都督，龙璋为民政长。但对于北京政府任命陈宧督湘则又愤从中来，坚决反对。钟俊德等100多位湘人联名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指出：“湘人畏陈甚于畏汤” ， “仰恳收回成命，以维湘省，以维大局” 。湖南籍国会议员李执中、周震鳞、彭允彝等联名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指出：“陈本著名奸滑，反复无常，帝制发生，首先长恶，称兵助逆，糜烂全川，汤去陈来，湘人誓不承认，即请收回成命。 ”100多名旅沪湘人联名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指出：“陈宧督川，罪恶昭著，今竟令其督湘，是直以毒川者毒湘。务恳收回成命，为湘造福。 ”

对于北京政府派陈宧督湘，黄兴也非常不满，认为当时北兵在常德、岳州一带尚多，汤芗铭也尚未离开湖南，若让陈宧此时带北洋军两个旅督湘，他们之间必有勾串，而湘军力薄，难于独力与北军抗衡，因此认为湖南各界“反对陈宧实为正当之举，当然赞成” ，并于7月10日分电长沙的曾继梧和程潜，指示他们“借助桂军，以壮声威” ， “暂戴陆督，留桂军，绝对拒陈” 。但陆荣廷却于7月10日通电，以《约法》、国会皆已恢复，临时内阁也已成立，武力之解决已终，此后国家大计应听政府、国会主持，宣布即日由衡阳启程返桂。这样，黄兴“暂戴陆督，留桂军”的愿望落空。鉴于湘人的强力反对与抵制，陈宧也躲在汉口租界，不敢赴湘就职，并电请辞职。

在坚拒陈宧督湘的同时，湘人也纷纷提出了自己满意的湘督人选。 7月13日，湖南省议会约集军、政、绅、商、学各界会议，一致公举黄兴为湖南省督军。会后，湖南各界代表程潜、曾继梧、陈复初、赵惕恒等二十多人联名分别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黄兴和谭延闿，恳请黎元洪、段祺瑞“俯顺舆情，加以委任，并速催黄兴回湘” ，恳请黄兴“克日言旋，以慰父老子弟之望” ，并恳请谭延闿“赴京一行，请求中央将陈宧命令取消，改任克公” 。

而张学济和护国军湘西招讨使陈强等人则经筹商后，再次决定举蔡锷督湘，并电省垣各机关，征求同意，然后又致电熊希龄，请其“极力主持，联合湘中要人，合词电促蔡归，并请中央任命，蔡未到以前，仍由曾代理，以免争端而维桑梓” 。

对于蔡锷督湘，黄兴十分赞同，于沪发表谈话指出：“当此人欲横流之日，暂不欲置身政界，转增多口。鄙意湘督一席，最好是蔡松波。松波此次首义，名重东南，伟绩丰功，照人耳目。湘人欢迎自不待说。 ……倘得松波督湘，则冺棼立解。 ”

蔡锷虽然此前曾婉辞张学济、程潜等人希望其回湘主政的请求，但此时为了支持家乡人民拒陈督湘的行动，毅然改变了之前的态度，并于致梁启超电中明确表示：“锷自揣，如以此席相畀，较之他人任此或事半功倍，长沙医药较便，于养病亦宜，甚愿告奋勇。 ”

鉴于陈宧电请辞职，北京政府不得不于7月19日任命刘人熙暂代湖南督军， 25日又命其兼代湖南省长，但暗中却又密令北军第7师及20师之一部赴湘，并拟改派第20师师长吴光新（安徽合肥人，段祺瑞妻弟）督湘。

黄兴得悉此消息后，十分不满，立即致电蔡锷，力主其出任湘督：“吾湘连年受患已深，此后休养整理，实施所谓根本建设者，一切望兄早日回湘，肩此责任，福我桑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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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

由于有蔡锷的态度，加之有黄兴的支持，梁启超也积极推举蔡锷督湘，即于25日致电熊希龄，告以蔡锷对于督湘“甚愿告奋勇” ，认为“似此则蜀、湘问题同时解决” ，希望熊希龄“以此意达元首、总揆，请迅任松督湘兼省长，罗（佩金）、戴（戡）调补蜀军、民。 ”熊希龄接电后，立即与梁启超再度合作，共同为蔡锷督湘而积极运作。熊希龄虽然自1916年6月辞去在北京政府的各项职务，但由于他是前财政总长、前国务总理，在政界尚有一定影响，与新任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还说得上话，因而这一次为蔡锷督湘而运动中央上层的工作仍然由其出面。熊希龄深感责无旁贷，立即正式致电黎元洪、段祺瑞，要求中央政府派蔡锷督湘：“兹据任公电称，蔡松坡自愿为国家了此乡难，实属解决此最要问题。谨以密陈，乞俯念大局困难，允照任公有电所请，国、乡幸甚。 ”

两天过后，见上层没有动静，梁启超坐卧不安，不断催问熊希龄：“松督湘事已达到否?”熊希龄一面复梁启超：“松督湘事，各界均满意，惟政府尚无复电。 ”一面再次电催黎元洪：“现湘人来电投诉湘中攘乱情形者，均谓湘中军界毫无秩序，互相鱼肉，几同盗匪行为，而京、沪各方面湘人又均各持一说，党派纷歧。此种纠纷困难问题，惟松坡方能了结，今渠自愿还乡，借以养病，湘人闻之无不满意。应恳钧座俯怜湘人困苦，解此倒悬，迅赐主持发表，以静人心而安大局，非仅桑梓蒙庥，实亦国家之幸。 ”

7月29日，黎元洪终于电复熊希龄：“执事径电拟以松坡督湘，业经交院妥筹办理。 ”由于有大总统黎元洪的态度，熊希龄很是兴奋，立即开始进行一步的布置，以为蔡锷入湘营造良好的环境。与章士钊、范源廉商量后，熊希龄即致电谭延闿：“中央已允松坡督湘，惟虑松到任在数旬以后，目前湘事纠纷，必须设法先静。 ……拟请中央派公（指谭延闿——引者）为查办使，或暂代嵩生（程子楷，字嵩生）为宣慰使，同往长沙，弭平风浪，以待松至。 ” 而谭延闿则不以为然，认为只要中央任命蔡锷为湘督，一切问题即迎刃而解，即复电熊希龄说：“（蔡锷督湘）从速发表，人心即定，查办、宣慰，均不宜有。 ”次日，谭延闿又致电熊希龄：“顷得湘军界电，一致欢迎松坡，望促从速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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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

在此期间，社会舆论对于蔡锷督湘也反应良好。北京路透7月28日电云：报纸称，欲解决湖南目前困难，宜委任蔡锷为湖南督军，因蔡系湖南籍，当不致有冲突也。

由于各方面反响良好，蔡锷督湘之事似乎顺理成章。然而，段祺瑞于8月1日电告熊希龄：“松坡甫入成都受任，未便骤移，湘局已任组庵，驾轻就熟，当可有裨珂里也。 ”这就意味着，蔡锷督湘一事暂不可能。

8月3日，北京政府下令：湖南督军兼署省长陈宧电请辞职，陈宧准免本职。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至此，湘督问题暂告一段落。黄兴虽然对于中央未任蔡锷督湘而感到失望，但有谭延闿任湖南省长兼署督军，堵住了陈宧和吴光新入湘之路，因而也为之感到庆幸，即致电曾继梧、程潜说：“松坡刻难离川，组公以省长署督军，先行回湘，明今日内可发表。此次合各方面之力，争得如此结果，已属万幸。 ”

对于蔡锷这次未能督湘的原因，段祺瑞在致熊希龄的电中说得比较简单，即“松坡甫入成都受任，未便骤移” ，而当时报界则分析得较为详细。湖南《大公报》说：“湖南督军一席，陈二安既不可来，刘人熙又系暂局势，必另简要员。前闻政府之意如川事罗佩金能了，即移蔡松坡督湘，并闻蔡果难离川赴湘，即任彭允彝（彭亦湘人，国会议员，此次在岑西林幕下有功）为省长，以为双方兼顾之地。惟此说乃久久未见发表。据闻，此中原因实因四川情势，非蔡松坡不足镇慑，且先生甫抵成都，遽行更易，必至发生意外事故。盖川省军界要人如刘存厚等觊觎督军一席，徒以慑于先生威德，不敢有争竞。若果以罗佩金实授，则罗为滇人，资望复嫌不足，必难久安于位。故昨日总统令中有‘卧护西川’一语。 ”

尽管蔡锷暂时未能回湘任职，但湖南督军一职仍为虚悬，湘人因而对蔡锷任湖南督军仍充满希望。 10月6日，湘省议会补选参议员时，经投票，补选蔡锷为参议员。由此可以看出家乡人民对蔡锷的厚望。此时正在日本治病的蔡锷得知此讯后，十分感激家乡人民的厚爱，但以身为在职军政人员为由，通过梁启超电辞参议员职务。一个月后的11月8日，蔡锷因病重不治而在日本不幸逝世。

这样，蔡锷第二次督湘之事，亦惜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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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在第二届“松坡精神”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之一。文中所引黄兴、蔡锷遗著分别详见邓江祁编《黄兴全集》（待刊）第三卷，《蔡锷全集》（待刊）第三、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