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中的复旦大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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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改造中的复旦大师们

文/杨成绪

发于第912期《中国新闻周刊》

大约在1951年秋季开学后，复旦大学外文系办公室通知我和其他五六个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外文系教授思想改造学习。

有一天，有一位姓徐的干部见了我们几个学生代表。他说，复旦大学党委决定成立教授思想改造工作小组，由校党委书记李正文领导，他是这个小组派到外文系来协助工作的。他告诉我们，学生代表主要是和教授们共同学习，参加讨论，可以相互启发，共同进步。

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回忆起来，一些事情早已模糊，一些事情却依然记忆犹新。当年作为一个孤陋寡闻的学生，我掌握的信息很少，就是今天也远不足以全面了解和分析这场运动，只能以经历者的身份，记录下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讨论会

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大部分在旧中国生活过十七八年，亲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在我们看来，解放后的新中国欣欣向荣，一切正在走向正轨，人民开始过上稳定的生活。我们对党充满信任，对自己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身份充满骄傲和自豪，党中央提出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我们毫无异议。

我记得在我们学生中讨论最为激烈、议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新中国第一代新知识分子还是接受旧教育、应该接受思想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当时规定的学习内容有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通过学习，又听了上海市领导人的大报告，愈来愈多的同学倾向于认为，我们这批大学生从本质上看仍然属于旧知识分子范畴。

至于如何看待我们一向尊重的老师呢？我们认识到，知识分子有革命的、进步的，也有反动的、落后的，更有不少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就复旦大学文科老师而言，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学术上具有很高造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与此同时，他们接受旧的传统教育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教育，因此需要进行思想改造，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最早是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要求在教师中进行思想改造，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随后周恩来总理应马寅初的邀请，在北京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为了在全国开展教师思想改造运动，这次报告会也邀请京津地区各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上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讨论和小结；第二个阶段，老师们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写自传，批判自己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学生代表不参加这个阶段活动，老师写好自传后径直交给校方。

我记得，杨岂深、索天章和李振麟等年轻一些的教授学习认真，发言积极。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时，教授们对讨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兴趣比较高，但对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讨论中就说不太清楚。不过那时正在整顿上海社会，禁止嫖娼，关闭妓院、舞厅等，在大家看来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新气象。

我参加的学习讨论会多是和风细雨的，很少有激烈的争论。作为学生我们习惯了听老师讲课，很少发言，更多是听老师侃侃而谈。有时主持会议的老师点名要学生代表发言，我们往往勉强讲几句听了老师讲话后的心得。有的发言比较好的老师还在全校大会上作典型报告。

中文系教授刘大杰善谈，非常受学生欢迎。我记不得他是否给全校师生作了典型报告，但至少听说他在学习小组会上的发言很精彩。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刘教授跳黄浦江自杀，幸被及时救了起来，成为轰动复旦大学的一件大事。至于他自杀的真正原因，当时的我们不得而知。

这一事件引起上海市和华东局的重视。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就此事发表讲话，陈毅市长还到登辉堂给师生作了报告。听说有的系在这场思想改造学习中对有的老师的历史追问过于严厉，引起一些教师的不满，他们的讲话有点安定人心的意思。

两位俄语教授

参加思想改造学习的俄语教授，我记得有黄有恒和冒效鲁。

黄有恒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不多，也很少与学生聊天。那时就听说，他是很有背景的人。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 1923年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与赵世炎、陈延年、聂荣臻、任弼时和叶挺等人同学。 1925~1926年，与邓中夏、苏兆征一起领导省港大罢工，成为著名工人运动领袖。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黄有恒留在上海，参与上海临时中央的工作。 1932年底，他去天津视察时被捕，自杀未遂后变节。他后来解释说：“我想如果打得个半死，把中央和国际的代表供出来，那就后果严重了。 ”因此他供出了三四个接头地址，而没有供出临时中央在上海的关键地点。随后，又写了自首书，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并宣布脱离共产党。解放后，他坦白了自己被捕和变节的经过，被安排在复旦大学外语系任教。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被中央接到北京进行保护性隔离。 1975年回到复旦大学， 1981年在上海病逝。

冒效鲁教授和黄有恒教授截然不同，他善于言谈，在学习讨论会上表现积极，似乎是无所顾忌的乐天派。和他交谈实为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他会引经据典，论述件件事情的原委，听他讲话好像听他讲了一堂课。

冒效鲁是冒辟疆的后人，中国近现代篆刻家陈巨来把他排在中国“十大狂人”之首。我们那时候只听说他曾在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担任过低级外交官，不仅俄文好，中文修养也很高，又通晓古今中外历史文化。

1938年，冒效鲁从苏联回国，取道欧洲，乘船途中结识了钱钟书。两人一见如故，以诗会友，唱和不断，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杨绛说过，《围城》中有真人影子。冒效鲁读了《围城》后，觉得书中的诗人董斜川是影射自己。

冒效鲁的好友王统照1938年去苏北参加革命前，曾力劝冒效鲁去苏北解放区工作，冒效鲁没去。人们不免会想，如果当时去了，参加革命，是否能改变冒效鲁的一生呢？在今天看来，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1958年，冒效鲁离开复旦大学，在安徽大学任教。他为人豪爽，性格开朗，敢言敢语。 1959年，他反对大炼钢铁，认为这无疑是“拆了大楼造茅房（厕所）” ，从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像他这样的为人与经历，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受残酷迫害，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毫无疑问的。冒效鲁经受了考验，他乐观地活了下来，直到1988年初病逝。

我和冒效鲁教授有过不少接触。他那达观的性格笑谈天下大事的豪爽，永远不会从我的回忆中消失。

孙大雨称病

从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这次运动的情况来看，没有人告诉我们谁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学生代表内部也从来没有讨论过如何对某个教授进行帮助。但谁都能感觉到，外文系最大的重点是孙大雨教授。可是孙大雨只参加了一次会，就称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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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雨1925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随后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英国文学。他早在1946年就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7年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被选为干事，并曾代理干事会主席。上海解放后， “大教联”改选，孙大雨落选。对此，他斥责为“过河拆桥” 。他先后两次给周恩来等写信告状，说“大教联”的改选是被“小集团”操纵了。

但这些事儿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什么都不知道。老徐大概了解情况，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去孙大雨家看望他，并相机劝说一下。

那时我只知道他是我国最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还在校图书馆内看到他翻译的《黎琊王》（即《李尔王》）。该书1948年出版，厚厚的两册，封面朴素大方。扉页上写道：“谨向杀日寇、斩汉奸和歼灭法西斯盗匪的战士们致敬。孙大雨。 ”还论述，迄今为止的译著是多么差劲，简直不堪入目，给我的印象是很自信很有骨气又无所畏惧的人。

校园中经常遇到孙教授匆匆而过。他身材魁梧，脸黑黑的，更像一个北方人。我对他颇有敬畏之感，怯于和他招呼。这次去他家，多少有些紧张。

没有寒暄几句，我们就迫不急待地问孙教授，什么时候能回校参加学习？他看了看我们，唉声叹气地说，你们年轻人怎么能体会我这样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你们年轻，跑上几百米喘口气就休息过来了；而我跑累了，可不是休息一下就能缓过气来。听他这口气，一时是不会回校参加思想改造学习小组了。我们两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孙教授看了我们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很多事你们不知道。他静静地坐着，沉默不语。

话到这个地步，也很难再继续下去，我们只能告辞。回来后向老徐汇报情况，他只是“嗯”了一声，什么话也没有说。

此后，孙大雨依然长年累月地告状。那些与他有过节的当权者，多被他说成是“反革命分子” 。这样到了“反右”斗争时，他被定为“极右分子” ，是无可避免了。他还被毛泽东钦点，说：“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 ”1958年，上海法院以诬告诽谤罪判处孙大雨六年徒刑。

他后来曾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他说，从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开始，接连几年，自己一直被说成反动、反共。 “反动、反共，当然就是反革命。他们可以说我是反革命，我为什么不可以说他们是反革命？再说我明明不是反革命，他们却说我是反革命，这就说明他们是反革命。换一种说法，我们这叫作对骂。俗话说，相打无好拳，相骂无好话，怎么说得上诬告呢？”

“文革”结束后，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绝大部分右派分子都被改正，但是孙大雨始终不在此列。

孙大雨政治命运的真正转机来自两件事。一是胡耀邦的批示，二是胡乔木对来京的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承宗谈及，自己有位老师孙大雨是莎士比亚专家，至今右派分子问题未能解决，希望能关心一下此事。

胡乔木1933年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成为孙大雨的学生。孙大雨曾回忆，自己从未碰到过如此勤学好问的学子。 “文革”后，胡乔木来上海视察，将孙大雨接到自己下榻的宾馆，执弟子礼，说：“十年浩劫，学生也自顾不暇，没有照顾到老师，让老师吃苦了。 ”

张承宗受托后，让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市政协副秘书长范征夫着手处理此事。范征夫调集大量档案，进一步了解孙大雨的情况后认为：1.孙大雨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贡献的。 2.孙大雨看问题片面偏激，桀骜不驯，他主要的问题是爱骂人，但不是骂共产党。 3.他坚持向党和政府申诉，没有做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在拨乱反正的今天，应超越历史上的是非，团结这位已届岁暮之年的老知识分子。

几经努力和周折， 1984年7月，复旦大学党委终于通过并上报了《关于孙大雨教授错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获得批准。孙大雨成为全国最晚改正的右派之一。

伍蠡甫家的茶叙

可能我对教授太景仰了，我不记得我对教授的思想改造提出过什么像样的意见，相反他们求学治学的经历成为我日后学习的榜样。其中伍蠡甫教授是我最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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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出头的伍蠡甫是国内知名学者，有影响的著名英美文学文艺评论家，翻译过大量英美文学名著，又长于中国传统绘画。徐悲鸿曾赞美伍蠡甫的绘画， “元气淋漓障犹湿” 。

跟他熟悉起来，是1950年2月上海遭国民党空军轰炸期间。学校组织了学生夜间巡逻队，记得好像我们外文系学生每半个月轮一次夜间巡逻任务。伍蠡甫教授特别打听我们在哪一天值班，事先让师母准备丰盛的夜宵。

我们从夜晚七八点开始巡逻， 11点走向庐山新村时，伍教授早已在门口等候我们。学生们免不了对教授的住所带着新奇的眼光扫视一番，他家里井井有条，到处都是书籍。这顿夜宵不仅有面条、包子，还有不少菜肴，我们穷学生还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好过。

因为我们是执行夜间巡逻任务，在他家不能久留。伍教授邀请我们，可以三三两两到他家喝下午茶。

我们应邀到他家时，他往往准备了蛋糕、饼干。大家这时可以无拘无束地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我记得那时我们问得最多的是，平常应该阅读哪些英法文学著作。他提到英国的狄更斯、莎士比亚，法国的福楼拜、大小仲马等，还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们这些作家创作的特点。每当他谈起欧洲文艺复兴、文学、美术的时候，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谈上个把小时。

我们这些刚进大学的学生多是在战争环境中成长的一代，没有受过很好的系统教育。伍教授关于如何进行系统阅读、如何分析和判断文艺作品的谈话，对我们启发很大，事实上正是他将我们引向了欧美文学的圣殿。

教授思想改造开始以后，有一天，伍教授请我们几个学生喝茶。他似乎有点心事，十分认真地解释，和我们交往十分愉快，并没有别的意思。我当时听了实在不明其意。过了很多时间，我才对当时思想改造的总体情况和教授们的心态略有了解。

我的感觉是，如果和后来的“反右”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相比，当时的思想改造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还是“和风细雨”的。不过在有些教授身上，可能感受就不同了。

后来我了解到，中央曾发出了一个文件，总结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认为：“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百分之二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的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 ”

孙大雨教授从一开始就称病不参加学习，这样，外文系思想改造的重点似乎就落在伍蠡甫教授的身上。

参加教授思想改造的除了学生代表外，还有学校党委派出的工作组。他们好像是掌握分寸的，帮助教授作好自我批评。我记得伍教授在社会上谈自己的翻译工作时，有位工作组成员说，您的翻译著作真多啊！伍教授沉默了一会说，我的翻译著作确实不少，不过也许少量的是我弟弟伍况甫参与翻译的。伍教授说完这句话后，大家沉默不语。

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伍教授见到我们好像有点尴尬。有一天，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夜间巡夜时请你们来我家吃夜宵或是平时来我家吃下午茶，其实并不是想……他话没有说出来，其实我们这时也明白了，他想说的无外乎“拉拢”或“收买”你们。

这件事情，成为我心中长期的纠结。与其他教授相比，他并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我不能理解，像他这样的教授为什么老是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

近几年，我时而读到当年校友回忆伍蠡甫教授的文章。有位校友提到， 1958年秋季，复旦大学党委统一布置，开展“拔白旗”运动。一些卓有成就的老教授被定为“白专”典型，伍蠡甫也在其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伍蠡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遭到红卫兵批斗，他的《西方文论选》被批为大毒草。他家中珍藏的名家字画古玩被洗劫一空，留学英伦时期苦心搜购的西方文学名著和原版外文资料也散失殆尽，不知去向。

幸运的是，伍蠡甫幸存下来。改革开放后，他重返工作岗位，继续教书育人。

纵观伍蠡甫的一生，很可能再没有一位学者像他这样，与复旦大学关系如此密切。从1919年他进入复旦大学攻读文科，直到1992年逝世，他除了在北京工作几年、欧洲留学三四年外，几乎有七十年时间，治学于复旦，服务于复旦。我始终忘不了他在一次自我批评会上讲过的一句话。他说，自己对文艺、绘画和历史有着广泛的兴趣，希望进一步改造思想，好好教书，为人民服务。

1992年伍蠡甫去世后，美学家蒋孔阳送了一副挽联：中国画论西方文论论贯中西，西蜀谈艺海上授艺艺通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