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至公之道不在均贫富,而在于公正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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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告反坐”虽然在秦汉的刑律上就有了规定 , 但均没有划定诬告反坐罪的量刑范围 , 而且 , 由于历代统治者均把维护自己的统治放在首要地位 , 对“谋反”“大逆”这种行为常常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 一有风吹草动便宁可错杀一千 , 也不放过一个 , 因此 , 诬告与自己有隙之人为“谋反”“大逆”往往成为奸佞小人泄愤害人甚至谋取名利的便利手段 。 有史以来 , 我国历朝历代这种诬告造成的冤案惨案数不胜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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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皆兵

但是 , 唐律对此却有着让人耳目一新的规定 , 明确列出了“诸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的法律条文 。 这项法律条文 , 不只是一般地谈诬告反坐 , 而是明确地规定了诬告反坐的量刑 , 更让人感到可贵的是对“谋反”“大逆”这种统治者最担心、最希望把它掐灭在萌芽状态的行为的诬告 , 规定“斩首”的刑罚 。 我国历代王朝的刑律对“谋反”“大逆”罪都给以极刑的处罚 , 唐律也不例外 , 所以唐律对诬告他人“谋反”“大逆” , 便规定了“反坐” , 即你诬告他人是何罪名 , 便以何罪名处罚你 。 从这项规定中 ,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唐太宗李世民自信坦荡的正人君子胸怀 , 更能看出他对谗言小人、奸邪之徒诬陷忠良贤才 , 残害国家栋梁行为的憎恶和愤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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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 , 发生了霍行斌诬告魏徵的事件 , 长安县人霍行斌 , 为了达到自己谋取名利、高升显达的目的 , 诬告魏徵参与“谋反” 。 唐太宗对为国家利益敢于犯颜谏诤的魏徵非常信任 , 经过调查 , 魏徵根本没有这样的行为 , 于是唐太宗把霍行斌“附所司定罪” , 按照“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的法律条文 , 霍行斌被处以死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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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九年(公元635年) , 又发生了岷州都督高甑生诬告尚书右仆射西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的事件 。 当时 , 李靖带领大军征讨吐谷浑 , 高甑生因没有按时带兵到达大军会合地点 , 受到李靖的严厉指责 , 因而对李靖怀恨在心 。 战事结束后 , 高甑生与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联名诬告李靖“谋反” 。 唐太宗按司法程序 , 责成法官立案调查 , 结果却是查无实据 。 按照唐律 , 高甑生诬告应反坐判处死刑 , 唐太宗念其是开国功臣 , 特别减刑给予了“减死徒边”的处罚 。 但还有人为高甑生求情 , 希望能对其免以处罚 , 他们向唐太宗上书说:“甑生旧秦府功臣 , 请宽其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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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 , 唐太宗回答说:“旧是藩邸勋劳 , 诚不可忘 。 然理国守法 , 事须划一 , 今若赦之 , 使开侥幸之路 。 且国家建义太原 , 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生获免 , 谁不觊觎?有功之人 , 皆须守法 , 我所以必不赦者 , 正为此也从唐太宗坚决执行诬告反坐来惩治小人、保护忠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做法 , 不由得想到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 , 无不是自上而下公开号召人们大鸣大放、大义灭亲、相互检举揭发搞窝里斗 。 唐太宗不仅制定了这样一些令今人也心生感佩的法律措施 , 他自身带头守法护法的事例也让人赞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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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刑法志》记载 , 广州都督党仁弘收受贿赂 , 勾结豪强 , 擅自敛赋的行为被告发 , 按照唐律应当处死 。 但是唐太宗考虑到党仁弘是自己的旧臣 , 劳苦功高 , 况且年事已高 , 便传旨从宽 , 只是“贬为庶人” 。 事后 , 唐太宗心中深感不安 , 认为自己这样没有按法律办事是“弄法以负天” , 于是他传旨准备“请罪于天” , 虽然以宰相房玄龄带头的众位大臣再三劝阻 , 唐太宗还是举办了庄重的向天请罪的仪式 , 下罪己诏书 , 引咎自责 。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 , 唐太宗的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 , 洋州刺史赵节 , 因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事件 , 被依法判处死刑 。 为此 , 唐太宗亲自到公主府第抚慰自己的姐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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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

天下的至公之道不在均贫富 , 而在于公正执法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唐太宗君臣制定健全的法律体系 , 落实各项严格的法律措施 , 带头守法护法 , 以法治国 , 迅速取得了天下大治的良好局面几年时间 , 社会秩序稳定 , 人民安居乐业 。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是岁、天下大稔 , 流散者咸归乡里 , 米斗不过三、四钱 , 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 。 东至于海 , 南极五岭 , 皆外户不闭” 。 “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说明了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已恢复和初步发展 , 社会治安已根本好转 , 以法治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已初步形成 , 唐太宗君臣的守成治国方针已有了初步成就 , “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已初露曙光 。

参考资料

·《新唐书·刑法志》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