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这位老师到底有多牛？连袁世凯也忌惮他，称帝前先将其软禁

鲁迅的这位老师到底有多牛？连袁世凯也忌惮他，称帝前先将其软禁// //

‘并世无第二人’ ，这是鲁迅对其老师章太炎的评价。

原文载于《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文中谈到章太炎的一生，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世的楷范。 ’

鲁迅是近代以来杰出的批评家，以其文辞犀利讽刺而闻名于世，观其文字，可发现鲁迅先生文作中所散发出来的冲力、讽刺和幽默，极有可能受过章太炎先生影响。

不过，数十年风云变幻后，鲁迅先生在大陆地位有增不减，而太炎先生的名气，则像他死后尸骨被挖掘出来拖拽游街一般，渐渐隐匿在历史的尘埃里，为人所忘却。鲁迅说太炎先生‘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是确有其事的，八十多载春秋过后，他早已为大多数人所忘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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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一生名号甚多，如章绛、章炳麟、章枚叔等，但考其一生踪影，我总觉得，惟太炎一名为最上。太炎二字，取法自明末清初的两位思想家之名，一为黄宗羲（字太冲），二为顾绛（后因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改名为炎武），这二人都是明清鼎革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和批评家，对整理国故、传扬朴实学风、反思君主专制及中国历史等方面都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并与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其人影响至今未绝。二人（或可加入王夫之）对章太炎的影响，尤为重大，为何？简单说来，是对其反清复明之精神的追念和践行。

太炎先生去世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名曰《民国光复》，其中谈到了他从小耳濡目染的经验。他说：“余成童时，尝闻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夏则可耻。 ’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余胸中。及读《东华录》至曾静案，以为吕留良议论不谬，余遂时发狂论曰：‘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 。 ”

他又说， “顾亭林…谓：‘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 。 ”“王船山亦谓：‘一朝之变革不足论，惟宋之亡于夷狄，则中国失其为中国矣。 ’又云：‘种族不能自保，何仁义之云云。 ’”

由此可知，在反清复明精神引导下叛逆的种子、对于满清政制之弊的不满和鞭挞，从他小时候便埋下了。这些感情，不仅得来自这些前人志士，也来自于其家世影响。前有其外祖父教学，后又有其父章濬。

1890年太炎21岁时，其父章濬去世，章濬遗言说：‘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殓。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 ’父亲对三个儿子的要求是要让他入殓时遵照家法，采汉人旧制， ‘无加清时章服’ ，可以看出他父亲对于满清政府的消极抵抗。在消极抵抗之下，也是对其子孙后代的一种宣诫。 46年后的1936年，弥留之际的章太炎在面临国家将遭日人侵食之际，给子孙也留下了一份遗嘱，其中精神，与其父如出一辙。他遗言说：‘设使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 ，与其父不同的是，章太炎一生并未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

事实上，对异族入主中夏这一与生俱来的愤恨伴随着章氏的一生，但他并非只是个单纯的愤青——发发牢骚、立立牌坊，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他是一个理想的实践家，在他近70年的一生岁月里，有40余年的时间是对其理想进行实践的。他生于内忧外患之国，也死于内忧外患之国，他为近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而其人，也因其狂气不脱、潇洒不合作、傲视群雄等故事，点缀着晚清到民国那段悠悠的苦闷岁月。

前面说到，章太炎从小深受儒学家世熏陶，遍览古籍，据章太炎研究专家姜义华教授指出，章氏虽师从晚清朴学大师俞樾，但其思想则一直深处叛逆之中，尽管饱读诗书，但他并不满足于成为一个朴学家，考究古文义理对他而言，是一种浪费。他熟读经书，尤其熟悉我国古代的典章制度和政制变革，也是为了能够从中考究出中国历史变化的内在逻辑，从而为将来可能的社会变革尽心尽力。

姜义华写道：‘他那颗年轻的心，同样有不平，有愤火。埋首于书斋，对于这位青年来说，既是对现实社会政治的逃避，也是他对这一现实的抗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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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这样在余杭精舍里，静静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终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伤心句便工’的景象出现了；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 ‘像一股飓风，把清王朝中兴的华衮撕得粉碎，把洋务新政富国强兵的肥皂泡吹得无影无踪。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大哗，群情激愤要求迁都再战，杀李鸿章祭旗。远在江南西子湖畔古色古香的章太炎也不平静了，他拍案写下《独居记》（后收入《訄书》中改名为‘明独’），他说：‘于是愯然而流汗曰：于斯时也，是天地闲、贤人隐之世也。虽然，目睹其支体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则惟强力忍诟以图之。 ’他对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捶胸顿足，但是他并没有纯粹地遣怀丧志，而是倡导人民从自我做起，成为一个个坚实的独立个体，并从而团结起来共同内改弊政、外立国威。他说‘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 ’‘知不独行，不足以树大萃’ ，他反对标新立异地独行于世，而是提倡个人的思想独立与对当世也有所贡献。

1895年，章太炎听闻康有为在上海创立强学会，立马寄去入会费表示入会，但强学会不久即遭取缔，之后他受邀加入上海《时务报》，与梁启超等人为维新运动摇旗助威，呕心于维新事业， ‘强力忍诟以图之’ 。但是很快的，他渐与维新时杰激发矛盾，原因恰在于他的博学深邃无法接受康有为企图利用孔学建立宗教、自成教皇的行径。他对梁启超说， ‘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 ’对于康门弟子‘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 ’他大声疾呼，直攻其妄。

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是令章太炎万万没想到的是，梁启超的弟子梁作霖竟为此公然带人将章太炎暴打一顿，太炎愤而离去，之后又辗转与浙江同乡创立兴浙会、到武昌欲为张之洞所用，但都因为思想主张之分歧而最终自动扫地出门。太炎思想趋于激进，这让维新派与中间派都大为恐慌。

一定程度上讲，那时候，是章太炎开除了他们。

在章太炎激进的反满言论中，他一直深持矛盾。一方面，他愤懑于满清政权的反动统治，以及对中国一盘散沙局面根深蒂固而无从更革的悲观；另外一方面，他又担心一旦中国革命风潮爆发，那么本就孱弱不堪的中华大地必将为列强所侵吞。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折衷言论《客帝论》和《分镇论》。他主张在中央，架空皇权，由汉人组成政府机关，由满清皇帝主持变法，由汉人执行和封驳相关细则；在地方，则由地方督抚大员组成地方政权，对中央负责朝觐、纳贡，形式上维持国家的统一。

他的这一设想颇似西周封建制，但是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冲击之下，很快便流于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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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戊戌政变后，章太炎遭受通缉，他被迫流亡台湾，继续鼓吹维新，但不久又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大感不满，东渡日本，在日本，他重见了同样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二人冰释前嫌，他又结识了孙中山，但那时候他仍不愿意全力支持革命。

直到1899—1900年之际的政局变换。 1900年1月，清王朝发生己亥建储一事，西太后欲废光绪帝这一消息在西方列强那里引起轩然大波，章太炎也从此否定了他的客帝论，他认为光绪帝没有能力实行变法，即使变法，也要受到满清贵族阶层的掣肘；他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东南互保发生时，上书李鸿章和刘坤一，企图煽动李鸿章和刘坤一挟两广、两江成立地方政权，可惜都归于失败。这又让他对自己的分镇论大呼负负。加上自立军起义时，他一方面支持自立军的武装叛乱，一方面对自立军拥护光绪帝大感不满，他便在1900年的8月剪下了辫子，发誓与满清政府彻底决裂，公开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在章太炎一生绵延三十余年的革命事业中，他最令人印象深刻和为后世师法的，莫过于他在晚清十年中，一篇又一篇的革命论著。其中最著名者，则有《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篇章，其中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最发潜德之幽光，不仅促进了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且对后来者的反政府思潮与行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篇长文是针对康有为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所进行的批驳，康文是保皇主义反对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且对革命事业大加挞伐。章太炎撰述雄文，公开论证进行以反满为直接目标的民族革命是势所必然，他文中提到， ‘今以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 ， ‘庄生有云：狙公赋芋，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此正满洲行政之实相也’ ， ‘若夫今之汉人，判涣无群，人自为私，独甚于汉唐宋明之季，是则然矣。抑谁致之而谁迫之耶？’等等，都可看出他满腔的愤火全倾于此，对满清一代多种名不副实的政策进行了控诉。除此之外，在该文中，最令清政府头疼的，是太炎在文中多次直呼满清皇帝名讳， ‘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不避名讳，直白读来，真是畅快淋漓之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因其文笔犀利辛辣，一度畅销，成为当时极为热门的一篇文作。

满清政府对此当然深恶痛绝，不久之后， 1903年，轰动中外的苏报案发生，作为苏报案的‘始作俑者’ ，章太炎自然难逃清政府法网，他自己此前已经数次被通缉，早已习以为常且有点不耐烦，他本就是随时准备为理想殉身殒命的卫道士。因此工部局一旦来搜时，他挺身而出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被捕后不久，本有机会逃脱的邹容也主动自首，自首情状，章太炎《论邹容》一文中详细记载：而容亡匿英教士所，巡捕不敢诘，闻余被系，即徒步走赴狱自至：‘我邹容！’英巡捕皆骂曰：‘尔五尺竖子，未有知识，宁能作《革命军》，得无有狂疾？速去！’容曰：‘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尔不信者，取《革命军》来，吾为尔讲说之’ 。

清政府当然对这种狂妄之徒是没什么商量的，一如5年前杀戊戌六君子故事，清政府严命要杀章太炎，但妙在外国租界方面迟不交人，最后清政府执拗不过，会审公廨之后，章邹二人各领了三年、二年的监禁而已。

邹容《革命军》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与章文一样，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并破天荒的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口号。邹不幸死于狱中后6年，辛亥革命功成，被追奉为民国大将军，章太炎曾作《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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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入狱的邹容只有19岁，但是已经写出轰动全国的大作，《周易》说：暴得大名，不祥。邹容在章太炎被捕后主动自首，只被判了2年监禁。在狱中，他和章太炎一同服刑，姜义华谈到， ‘章太炎和邹容被移送到上海西牢关押，被指令从事敲碎石子的苦役。狱卒又经常任意凌辱他们，章太炎绝食7日抗议。其后，当狱卒再次向他们寻衅时，章太炎便以拳相报，为此，常被横施拳脚，被打得昏死过去，关入铁槛之中。 ’可看出章邹二人在狱中的惨状，但也可看到他们对于理想的践行之精神。不久之后， ‘由于他倔强抗争，加上中国教育会友人蔡元培等多方疏解，他与邹容终于改事裁缝、烹饪等役作，并获准在役作之余可以阅读佛典等书籍。 ’

关于二人切磋佛法一事，章太炎在《邹容传》中也谈到：‘容在狱，日就炳麟说经，亦时时讲佛典。 ’《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中谈到， ‘两人日会聚说经，亦时时讲佛典，炳麟授以《因明入正理论》，曰：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矣。 ’《论邹容》中则谈到两个人相约绝命时的唱和——‘方余断食时，与容相和绝命词，其卒章曰：愿力能生千猛士，补牢未必恨亡羊。 ’

患难之情使章太炎与邹容结为至交，在狱中，章太炎曾尝试绝食自杀， ‘中国饿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龚胜，第三司空图，第四谢枋得，第五刘宗周，与我而六。 ’邹容劝解其不要自戕，但是没想到的是， 1905年3月，邹容在狱中突然病倒。章太炎尝习中医，便为其开方诊治，但邹容病势加重，太炎请求狱长带医生诊治，狱长不准， 4月3日，邹容被移另外一室，不料夜半暴卒，享年仅21岁。太炎大恸，他写道：‘容死，余常忆其诗云’ ，革命战友一朝罹难，令其十分哀伤。

邹容之死使外界对章太炎的健康状况十分关注，因而租界监狱当局不再继续虐待章太炎，改派他从事炊事役作， 1906年6月底，太炎出狱，再次赴日。

再次远赴日本的章太炎接受了孙中山的邀请，进入了《民报》，并担任主笔，开始与立宪派、保皇党等开展了长达数年的论战，他们在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民主国家、要不要平均地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战，对国内外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章太炎还将视角转向革命成功后的建设事业问题和正在本国内发生的民众收回利权等事件上，自此一直到辛亥革命，章太炎都尽量坚守在这一阵线上，不遗余力的拆穿清政府和立宪派的骗局，为宣传革命呕心沥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方革命党人一度陷入了混乱，混乱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对革命功勋的归属上，他们达不成一致，并且奉何章法为正朔上，各派纷纭不一，其中争权夺利意味，颇似章太炎初到日本时，看到在日华籍维新人士争权夺利的局面时说的‘等此一丘貉！’那样。

太炎反对争权夺利，也反对梁启超所说的‘革命与立宪功勋各占一半’的说法，他主张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威、内政改革外立国威才是当务之急。因此他在民国初年的那段时间，始终赞成致力于维护革命果实和中央权威的重建活动。

但是袁世凯的一系列倒行逆施行动终于使他再度陷入了失望。

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后，袁世凯的真实目的终于显露，他虽深知宋教仁之蒙祸其来有自，并说是因为‘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权陵轹元首，终蒙杀身之祸。 ’这一政治知识储备不足上的重大失误导致了宋的枉死。但是他仍对袁世凯政府所为，同样进行了赤裸裸的嘲讽和鞭挞。

在《宋教仁哀辞》中，他直陈：‘如何苍天，前我名世！殂殁之夕，犹口念鄙生，非诚心相应，胡耏感于万里哉？’是年年底，章太炎在袁世凯邀请他到北京就职的回函《致袁世凯书》中说道：‘炳麟以深山大泽之夫，天性不能为人门客，游于孙公者，旧交也；游于公者，初交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岂能与鸡鸣狗盗从事耶！…今大总统圣神文武，咸五登三，簪笔而颂功德者，盖以千亿，亦安赖于一人乎？’他的倔强一如康熙巡视天下时想要拜访的李二曲那样的不合作，他也根本不给袁世凯面子，他言语间的狂妄甚至一度令人想起那个被曹操借刀杀害的祢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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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袁世凯岂是甘愿作曹操的？太炎又岂是甘愿作祢衡的？

他积极投身于二次革命中，失败后，孙中山黄克强流亡海外，他这位革命元勋却迎难北上，推动共和党和国民党联合对抗袁世凯。但是到京之后不久，袁世凯派兵包围国会，实施京师戒严，解散国民党。

章太炎本人也遭到软禁，他企图逃离京城。 1914年1月7日，他直闯新华门， ‘以大勋章作扇坠’ ，大骂袁世凯，结果被拘禁，袁世凯将其软禁于龙泉寺，好说歹说不行后，给其配备厨师下人、给其俸禄，羁縻去也。这一软禁，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被解除。

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漩涡中，不但章太炎本人心力交瘁，他所创造的中华民国这个名号，实际上也已经千疮百孔了。

袁世凯死后，他加入了倡导联省自治的浪潮之中，并为之奔走10年，但最终又发现联省自治只不过是地方军阀的联督自治，自己也只不过是为各派势力角逐时所利用的棋子而已。

时间不等人，几十年的风雨早已侵蚀了不少他年轻时候的锐气。

王安石说， ‘公自平生怀直气，谁能晚节负初心。 ’ ，他已年届六十，一生的直气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但是晚节终究负了初心也未？他踉跄地前进着。

1927年生日时，他写了一首自嘲诗，诗说：蹉跎今六十，斯世孰为徒。学佛无乾慧，储书不愈愚。握中余玉虎，楼上对香炉。见说兴亡事，拿舟忘五湖。可见其中的苦闷。此时的中华民国，已经成立16年了，然而不仅内乱频仍，外患也未尝少减，且大有将为日本侵吞之势。他在《民国光复》一文中写道：‘所谓辛亥革命者，其主义有二，一、排斥满洲；二、改革政治。前者已达目的，后者至今未成……党员步调不齐，人格堕落，革命初成时已渐暴露…’ 。然而时局仍然无动于衷着。

他逐渐走向了失望和隐匿。

他烦燥，他回向故纸堆中研习中国历史，一如40年前那个翩翩少年一般， ‘他那颗年轻的心，同样有不平，有愤火。埋首于书斋，对于这位青年来说，既是对现实社会政治的逃避，也是他对这一现实的抗议。 ’

但他毕竟是热爱中国的，那种对国家前途与生俱来的参与感使他不能安坐书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几沦于日人之手，日人垄断了中国一半的工业贸易，并且借助东北的根据地，对华北、内蒙古、山东等地进行蚕食侵吞，太炎坐不住了。他与熊希龄、马相伯等人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敦促国民政府抗日救国。

1932年1月，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他大力鼓吹十九路军抗日救国的丰功伟绩，他支持其夫人创办第十九伤兵医院，自己也在不久后北上面见张学良，要求其出兵抗战。当国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时，他断然拒绝了蒋汪的邀请。

在十九路军死难同胞迁葬广州时，章太炎撰写了《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在其中，他对十九路军浴血抗战的事实作了充分的赞扬。他说：‘功虽未就，自中国与海外诸国战斗以来，未有杀敌致果如是役也！’‘盖功大者不赏，业盛者不能以笔札称扬，故略举死者之事，以俟后之终之者。 ’

《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中他又说：‘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惜乎以内争散亡，统军者慎之哉！’他不仅盛赞了十九路军抵抗日倭的光辉事迹，且对民国以来北洋政府何国府统治下的国军各路‘勇于内争，怯于御外’的行径进行了批评。

除此之外，他对国民政府的冷嘲热讽也在国民党暗杀著名采访人员史量才后大书其意，《史量才传》中他说：‘民国二十年，日本战事起，明年遂掠上海，君日夜资助十九路军，卒无大败。 ’他盛赞史量才临死‘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斯古之伟丈夫欤！’ ，也同时暗讽了暗杀他的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在给北平宋哲元主任致电中，他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执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对此务宜坦怀。 ’这一理念，在24年前辛亥革命成功时，他就曾经主张过，即内部团结一致对抗外来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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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蒋介石亲笔致函章太炎，希望他能够理解国府的内忧外患，从而劝诱国人要息事宁人，维护南京国民政府之地位，不要妄议时政。章太炎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但他强起回函，说：‘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应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 ’ ， ‘若夫开诚布公，以悬群众，使将相之视枢府，犹手足之扞头目，转移之妙，自在庙堂，此非草野所能与，而固不能不殷殷期望者也。 ’

太炎回信时在1936年6月4日， 6月14日，与世长辞。死前，他还在不断地关心着国事。

7月，国民政府明令要对其进行国葬，但因抗战故，其尸骨暂厝于苏州宅邸。 19年后方下遵照其遗愿，安葬于杭州张苍水墓旁。张苍水就是张煌言，他一生积极抗清，最后1664年被俘遇害，绝命诗云：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在《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中，太炎写道：‘昔明遗臣张煌言死难，遗言立墓岳、于二公间，盖生以毅烈相附，死以茔兆相连，其义固然。 ’他自己也希冀葬于张煌言墓旁，可见其中的生死襟抱是与古相通的。

1955年，其尸骨终于下葬，但很快的， 1966年，章太炎墓地被毁，尸骨之运与李鸿章无异。一直到十几年后，才由好心人拾掇残骸、将其残骸重葬原地。

章太炎生于1869年，距今已150年风雨过去，中国也从一个孱弱的王朝一跃成为今天的世界强国。在这150年的腥风血雨、和风细雨之中，如章太炎之辈这样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终身的人们，总是最可爱、亦最值得追念的。在章太炎50岁时，中华大地爆发了改写历史的五四运动。章先生虽非五四中人，并且曾一度主张文化复古，看似与五四所提倡的反传统思潮大异其趣，但五四精神所传扬的自由、民主、斗争之精神，在其一生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胡适在1935年发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说：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鲁迅笔下‘并世无第二人’的这位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当然在任何时候都决不会沦为一班奴才的。

如今我们回想章太炎之一生，可说胡适之语倒也为其作了一个很好的脚注。

作者：陈寅硕，鱼羊秘史特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