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工分的日子

生产队往事

生产队罱河泥

挣工分的日子// //

遇到一位近七十岁的老人，他说：“能不能写写以前靠工分过日子的事体？现在的小人不晓得当时的苦了。 ”于是他和我说了几十年前“靠工分过日脚的事体” 。为了表述方便，以第一人称记录。

当时做生活，都是由小队长安排的，不过我们自己也晓得今朝要做什么，明朝要做什么，反正就是做田庄。二、三十岁的壮劳力做一天叫“一工生活” ，勤勤恳恳做，算10个工分。当时说是说“男女平等，妇女也顶半边天” ，其实是不平等的。女的去做田坂里做生活，就算比男的壮劳力做来好、做来多，也只好算6个工分，女的最高就只好拿6分。

工分都是由记分员记的，每个小队都有记分员，有一本工分簿子的，张三今朝几分，李四今朝几分，不去做就没有分。一般只要去做，总归是给你记个10分。大家都是认得的，真当严格打分，要吵架的，凭什么他是10分，我只有9分？所以求安稳就统统男10分、女6分。有些小队的记分员严格，给人记不同的工分，就要出事体了。

做重头生活，比如这个辰光去河里捻河泥，一般就算20分或者30分。冬天辰光捻河泥真当是苦。脏，倒是习惯了，做田庄总脏的，就是冷，西北风吹，河水又冰冷。想想捻河泥做一工生活抵平常两、三工生活，也就觉得不苦了。

现在河里怎么弄，水都是浑的，我看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人捻河泥了，以前一年捻一次，河道就干净了。不过又说回来，现在捻河泥又没有用，捻出来的河泥都没有地方放。以前河泥是好东西，做肥料的，小队和小队之间要抢的。

当时村里都有小学，老师都是民办教师，他们的工资是村里，也就是大队出的。这些老师也是算工分的，教一日书，好像是8分还是几分，想不起来了。后来都转正了，成了国家教师，受苦十、廿年，终于享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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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脚边，就是农历春节前，就要按照工分分铜钿了。一个小队一年收入多少稻谷、多少麦，凡是小队里的农业生产收入都算出来，按照当时的粮价折算成铜钿。然后再折算成1工分可以分到多少铜钿。工分簿子一翻，谁家一年多少工分，蛮清爽的。今年小队里收成好就可以多分到一些，收成不好就只能少分到一些。我记得我们家当时大大小小的劳力有6个，最多一年是分到2000多元，这是一九七几年的事体了。当然能分到2000多元的年份，也只有这么一次。

还有一些人家叫“透支户” ，就是年脚边小队分铜钿，一分钱都分不到，反而要自己摸出铜钿来还给小队里。因为他们这一年有各种各样的事体，铜钿透支了。这样的透支户还是非常多的。

当时对于壮劳力一年分配450斤米，年纪小的、年纪老的，按照比例减少分配。现在看看一个人一日吃1斤多米怎么吃得光，可是当时都是做体力生活，有些人一顿要吃斤把米呢，根本不够吃的。一家人家如果米不够吃，只能去买黑市米，跑到临安、余杭那些山里去买黑市米。

当时因为粮食不够，又靠工分，所以一家人家如果有个几个儿子，都是很早就分家。如果不早点分家，日日要吵架的。你做的少，吃的多；你做的少，用的多，都是这种狗皮倒灶事体。

靠工分吃饱穿暖不大行的，所以外出卖甘蔗是个好生意。出去个把月，甘蔗卖掉，多多少少能换回些铜钿来。只要不翻船，苦是不搭界的。冬天辰光，一船甘蔗翻落河里，那真是哭哭没眼泪。

小于五十岁的人，现在已经很少知道，挣工分的事了。

挣工分，指的是大集体时代，农民靠在生产队里劳动，获取的每日工值。一般上，一个正劳力，每天的工分是十分。也就是说，能挣到“十分底分” ，必定是犁耙耕耖、施肥打药、收割插种、四季农事，样样都拎得起，表明就是合格的农民了。

在一个生产队里，除了生产队长、扶犁把子、植保员，可以拿到“十分头”外，每工能拿“十分头”的正劳力，少之又少，大部分农人的一天工分值，都在八九分之间，而妇女因体力因素，最高的工分值都在五六分。

工分，除了作为分配粮食、柴草的依据外，如果收成好，年底还能凭工分总数到生产队领取分红。一般上，一个工分也就值人民币五六分钱。按这个工值计算，农村里一个正劳力的每天价值，也就五毛钱，农民劳动价值之低可想而知。

当时，农田承包责任制还没有推开，我们村分成十二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人家，五十来口人，其中每天能下地劳动的劳动力，也不过三十来个人。这么一班人，搁平时的生产任务，倒也无所谓，但是到了农忙季节，抢收抢种，每个生产队，都会出现人手紧张的状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恰逢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便回乡当了农民。

当农民，首先就得要到生产队挣工分。而我当时才16岁，因为从小体弱，发育迟缓，所以显得身材矮小，身高尚不足一米四十，乍一看上去，还像个小孩，完全属于青涩小毛头。

实话说， 16岁之前，我一直在学校读书，从没涉及过农活，这次要到生产队里，正儿八经当农民，挣工分，便要从每一项农活学起。由于是大集体时代，任何人都有劳动的权力，尽管我不谙农事，但生产队里的人，还是包容了我的稚嫩，让我先和妇女一起，学习拔草、撒灰之类的简单农事。

对于每一个初入生产队的人，都要由一个工分值评定过程，就是让劳动者先试行一段时间，看看他的劳动能力，然而由生产队里经验丰富的老农，一起评定此人每日工值几分，这就是生产队里俗称的“评底分” 。

我从未做过农活，拎锄头铲地、背粪桶浇肥，一切农活，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遥远的，因为，在我童年的梦中，从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和我的父辈一样，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和这些衣衫褴褛人，一起在土地上刨食。

农活干得不好，加上也不太懂事，所以，大家对我的工分值评定是：一天“两分半” 。按这个工分值，等于我要做四个整天，才能抵一个正劳力的工分值。而平心而论，当时的四个我，也的确抵不了一个正劳力的劳动量。如果计算工分价钱的话，我劳动一天，只能值一毛二分五钱。这个工值，别说养家，养活自己都困难。

由于农活干得不出色，就处处招人厌烦。在生产队里，我属于不招人待见的一类，其一是我农活干不过别人，其二是我一身的书生气，动不动还满嘴“普通话” ，除了地里的农活一问三不知外，天文道理讲得倒是头头是道，害得生产队上的人听不懂。

于是，队长对我特生气，每当听到我讲“普通话” ，就会怒喝一声：“书呆子，有命的话，到广播里当播音员去，没命就好好给我干活，今天不锄完这畦地，你工分不要记了。 ”

农活干不好，是手艺问题，经常惹得队长闹怒，这可是态度问题。倒不是因为我有意要惹闹队长，而是我完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生产队里的操作规程，我所接触到的，除了书本上的知识，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农业社里人人平等。

每天傍晚收工时，队长会按劳动需要，分配第二天的生产任务。有一天，队长说，明天早上，劳动力到畈里插秧，妇女到后塘垅拔草。

我傻傻地呆在地里，好久才问队长：“我干什么活啊？”

队长看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你是劳动力吗？”

我弱弱地回答：“可我也不是妇女啊。 ”

话一说完，全生产队的人都笑开了。原来，生产队里只区分两种劳动成分，一种是正劳力，一种是妇女儿童。队长所说的妇女，自然也包括儿童在内。只是我初入生产队，根本不懂这些玄机，因此，经常闹出各种笑话。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日子就这样在平泛、简单、无聊之中度过。

生产队里，养着四五头大水牛，一般上，养牛都是年纪比较大、吃不消干农活的老人或小孩做。队长看我农活干不好，力气又小，就说：“你还是去养牛吧。 ”

养牛，看上去挺轻松的，每天牵着几头“大水牯” ，溜圈，饮水、喂料。农忙里，牵到田头，供“正劳力”耕地，农闲里，牵到后山吃草。

队上的牛中，有一头“大水牯” ，块头特大，皮黑毛亮，牛角又尖又长，看上去挺吓人。我初次接管，牵着牛绳，还胆战心惊。后来，和“大水牯”混熟了，也就不怕了，每次看到我走来， “大水牯”还摇摇尾巴， “哞哞”地叫两声，表示欢迎。

我以为，养牛，就是这样牵牵牛绳，喂喂草料这么简单呢。其实不是，队里还有一种活，叫“耙田” ，就是要人站在耙上，让牛拖着走，以便把耕好的地耙细耙匀。而这种“耙田”的话，需要个子小，牛拖的动的放牛娃来承担。

于是，耙田的活，落到了我头上。

牵牛还可以，但要我站在耙上，让牛牵着走，这活还真不容易。首先，人要在耙上站稳，如果不小心摔下来，让耙从人身上“耙”过去，非得要遍体鳞伤。我初次接手，人站在耙上，好几次差点摔进“耙塘” ，幸好我拴紧牛绳，使劲踏稳脚心，才没有摔下来。

平时牵牛喂料时，对我挺温顺的“大水牯” ，发现我也和别人一样，让它驼这么重的负担，也就不客气起来。也许“大水牯”欺负我个子小，开始渐渐地使唤不听。我拴紧牛绳，想让它前进， “大水牯”偏偏倒退着走。

看到“大水牯”不听使唤，我心一急，就挥起牛鞭，使劲抽它， “大水牯”红着眼，怒目圆睁，不但不往前走，反而倒退着朝我顶来。我一看情况不妙，扔下牛绳，人就跑到岸上来，任凭“大水牯”在田中央打圈圈。

队长在老远看到了，连忙赶过来，一把拴住牛绳，指挥“大水牯”按正常方向前行。也真怪，原本在我面前“牛劲十足” ，一到队长手里，就服服贴贴，乖乖地拖着耙走了。

看到，这畜牲也懂得欺生。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话到了我这里，却变成了“人善被牛欺” ，真是没天理了啊。

养牛的工作，两天后就换了另一个不怕牛的儿童。我又重新回到田里，和妇女们一起，干起捊草浇肥的简单劳动。

一事无成的我，在队长眼里，就更加不受待见了。

当时，种水稻、棉花等作物，经常需要打农药，而打农药除了力气活外，还需要有文化，要认识农药的品种、用量、浓度配比。生产队里原来是有专门的植保员，有一天，植保员因大热天不带口罩施农药，中毒住院了，而田里的打药工作却不能停。

除了植保员，队里还有一群背喷雾器的正劳力，这些人大多不识字，只会按植保员配比好的药水，装进喷雾器，然后背着三四十斤重的手摇式喷雾器，下田施药。现在植保员中毒住院了，如果让他们按农药用量的配比进行合理稀释，却成了一大难题。

农田施药，用药是有“火口”的， “火口”不等人，误了这施药“火口” ，以后就是下再重的药，也治不了虫。这班大老爷们，傻住了，队长也愁坏了。

农药稀释，这不是跟中学里读的化学内容差不多吗？这活我会干！于时，我主动请缨，向队长打包票，说这事我来做，我认识农药，只要把用什么农药告诉我，我会按农药瓶上的用量，稀释好配比度，供施药人使用。

队长一听，高兴坏了，连忙嘱咐我赶紧的，到田头去配比农药。

农药都是剧毒品，而且臭味重，大热天在太阳底上配药，人容易中毒。配农药工作，虽然比较危险，但比下田施肥、拔草，经常要摸到水蛇，还是要轻松一点，所以，我带着口罩，小心翼翼地用量杯测算好用药量，按百分比稀释好。

生产队里的几百亩水稻，在植保员住院期间，在施药“火口”上按时完成了喷药任务。这下，队长高兴了，他说，有文化的人，还是要用在识字的地方比较好，农田里的这些粗活，也不适合你们干。

当时，农村里认识字的农民不多，能识字在农村也是好事。队长又让我承担起夜间为大伙记工分的事。就是说，每天收工后，吃了晚饭，我还要到小队部，为一天中参与生产劳动的人，记录工分值。

在生产队里，我自知人小力薄，农活干不过人家，但我也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份，劳动之余，我给大伙读报纸，讲国家对三农的政策，让大家能了解国内外的大事。

所以，尽管我很多农活都不会干，但生产队里的父老乡亲，还是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给了我体现价值的岗位，让我能够服务于生产队的劳动。

后来，农田承包责任制推行后，生产队的田，分到了各家各户，大家再也不要在“大锅饭”里混食了，每户人家，都可以按自己的经营方式，在土地上种植作物。

而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原先农户家里的工分簿，大多静静躺在抽屉角落里，或者陈列在农村文化礼堂的橱柜中，供后人怀想曾经的岁月。

生产队里挣工分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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