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年来美术作品，看新中国美术史的建构和记忆

“踱步：七十年的走过”展览以及研讨会近日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举行，此次展览以龙美术馆在新中国美术作品的收藏以及新中国主题创作领域为线索，探讨新中国美术的历史沿革、发展变化、创作特点以及时代意义。

展览邀请了国内知名的美术史论家从不同的方面研讨70年来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和创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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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踱步：七十年的走过”展厅现场

私人收藏与国家收藏互为补充

私人收藏，除了收藏本身对物的占有外，重要的是还要能在研究推广方面作一些贡献。私人收藏对于国家收藏的补充，对于保存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私人收藏如何在私享与共享中平衡社会关系，如何让社会和公众分享收藏的成果。正确认识新中国美术创作的时代特点与关联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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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嘉蔚，《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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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踱步：七十年的走过”展厅现场

新中国美术中的民族表达与国家叙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团结非常重要。首先体现在1949年文化部发表关于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当时经过多次修最后由毛泽东改定后发布。所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年画的创作是中国美术的主要形态，所有院校的学习创作都向年画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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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尚谊、傅植桂，《把第一根无缝钢管献给毛主席》

从事这批创作的美术家，有相当多来自于延安和解放区，在这些作品当中我们看了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这是我们天安门上重要的一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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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滋溪，《天安门前》， 1968-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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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一民、邓澍等，《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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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浅予，《民族大团结》，中国美术馆藏

中国绘画在踱步中探索

看中国绘画，要建一种灵动的、变化的、与时俱进的，比较通透的历史观。现在我们对于历史和美术总是相对站在一个固定的时空立场上，去讨论好坏对错、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实际上中国绘画这几十年一直在非常曲折的一条道路上，慢慢挣扎着、努力着往前走。

之前一直在讲中国艺术要走向世界，这在我看来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并不存在“走向世界”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世界”是以欧美文化中心的世界。归根结底是要有文化自信必须要摆脱文化焦虑。近百年来，中国始终以为自己是一个局外的、边缘的文化存在。由此再看他者的文化，我们自惭形秽。

再是，各种文化挤压的焦虑，特别是在现代、后现代文化的挤压下，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文化是什么。现代艺术尽管很热闹，最后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现代艺术，真正作为经典留下来的作品，可能不及传统艺术。还有是经济焦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我们艺术家都有什么样的定位。不论新旧，关键是你艺术作品的质量怎么样。

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中国文化的自信应该体现在我们始终以立足本体、以一种开放的胸怀面对八方来风，创造出自己的东西，创造出来让人们感觉温暖的，为时代留下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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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言，《八路军120师在华北》(31幅)

新中国时期中国画笔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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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美术》杂志第4期刊登的孟兰亭（化名）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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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山水》，浙江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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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光画集》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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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杨之光）《放羊之余》1953年

中国美术教育本身那种自我否定和自我成长，直接决定了中国70年的美术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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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光《坐着的农民》毛笔白描

主题性美术创作与新中国美术史的建构

主题性创作指对历史和现实产生重大广泛影响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表现内容，能够唤起国家和民族、甚至世界共同文化记忆，引起共同关注的、引发普遍心灵和共鸣的主题创作。

20世纪以来， “主题性创作”的兴起是在抗战之后，有三个最活跃的时期。

第一个就是解放后几年，从1953年到1959年，文化部、历史博物馆、军博把以中央美院为主全国最知名的艺术家召集起来，专门讨论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

第二是“文革”时期，那十年形成了不错的美术语言、风格和美学的体系。 “文革”美术体现了特殊的现象，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20世纪真正有创作风格的是文革美术。其中“红光亮”的艺术风格、“高大全”的形象塑造都是值得研究的。

第三个时期是新世纪以来，政府导向倡导文化自信、文化自醒，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就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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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沐黎，《转战南北——抗战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主题性创作有三个维度，第一个是历史性维度，在1950到80年代，他们的价值取向跟今天的重大历史创作是不一样的；第二是共识性维度。从50年代开始创作的建设场景、边疆新貌、民族生活，在所有的边疆题材、民族题材的作品里，土地、妇女、交通工具这几乎成为最具有符号性的要素。还有未来性，即政治与文化理想表达。

而主题性创作占主流同20世纪整个中国美术的现代进程或转向有关。五四前后，艺术审美论与政治工具论两者共存，而后文化决定论也逐渐让位与文化工具论。近百年来艺术自律性生长的土壤缺失，反而塑造了新中国美术的另外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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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振铎，《王铁人》，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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