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和平外交尝试：马戛尔尼访华为何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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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启了中国长达一百多年满目疮痍的近代史。但鲜为人知的是，鸦片战争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早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曾主动派遣一个庞大的使团，由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带队，以给乾隆祝寿为名，来中国商讨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力争促进双方自由贸易。

在当时的世界上，中英两国一个是历史悠久、经济体量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农业文明古国，一个是工商业迅速崛起、殖民地遍及世界的新兴资本主义帝国。

两个世界最有实力的国家的第一次官方接触，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值得期待的。

尤其是对于古老的中国，借此机会发现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惊惧之下奋起直追，努力学习与弥补，本来是一件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和长远发展的幸事。

再加上在这次访华的计划中，英国表示可以禁止鸦片向中国出口。如果双方达成一致，几十年后的鸦片战争就不会发生。

那么，为什么中英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会以失败告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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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双方对于两国交往的根本诉求不同

英国早在1635年（明崇祯年间），就开始了在中国的贸易，由于比较低调，中国一直没有太注意到这个贸易伙伴。

英国在中国唯一的贸易口岸广州被诸多限制，长期受清政府指定的唯一外贸机构“十三行”的盘剥。

作为一个已实现宪政的国家，英国相信，有必要与中国最高管理者——皇帝本人，进行一次平等的外交谈判，以便彻底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问题。

可以看出，英国主动寻求与中国的友好交往，是以打开中国贸易大门、谋求对等的自由贸易为目的的。

然而，为确保能受到刚愎自用的中国皇帝的亲自接见，英国找了一个虽能达到目的，却如多米诺一般引发一系列后患的理由——给年过八旬的乾隆祝寿。

他们派人联络中国官员，送出的国书风格是这样的：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 ……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 ……陛下也曾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 ……陛下志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增进整个人类世界的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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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华团特使乔治·马戛尔尼

这封国书经过中国翻译的包装，到了乾隆手中就彻底变了样：

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蒙主天恩……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 ……大皇帝的心里常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的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 ……恐各处地方我们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从前的想头要知道，如今蒙天主的恩可办成了。 ……如今闻得各处只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

英国也预先表示会“进贡”贵重物件， “内有大件品物” ，并“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 ”

乾隆收到这封明示会“进贡”的信，可谓心花怒放。

首先，这意味着我“乾隆盛世”又感化了一个“偏安一隅”、主动来“纳贡”的朝贡国，而属国名单上数字的增加，无疑是可以载入史册、彰显皇帝功绩的重要证明；

其次，皇帝的内务府又能多添一大批西洋的奇珍异宝。乾隆一向是喜欢西洋玩意儿的。

出于期待而重视，乾隆下旨安排以最高规格接待英国使团，后又因心急而一再催促。

可见，英国的目的是谋求自由通商，以赚取越洋贸易的丰厚利润。而中国皇帝心里惦记的却是西洋新奇好玩的“贡品” 。

不管是商业谈判还是国家交往，在双方诉求相同的情况下，很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剩下的就是具体条件的权衡协商。

而如果双方根本诉求不同，在互相能满足的情况下也有谈成的可能，只不过几率就小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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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双方的文化隔阂加重了认识分歧

由于一百多年间，中英之间的贸易受限，规模很小，相互之间的认识极有限，但彼此的文化又有天壤之别。

种种差异在双方首次会面中集中显现出来，并实质上影响了双方的交流效果。

1.礼仪分歧

整个会面最大的分歧就是关于英国特使参拜中国皇帝应该行什么礼。

对于中国来说，属国的官员来拜见，理所当然应该对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而这对信奉平等精神的英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人表示，如果要让英国使臣对中国皇帝行跪拜叩头礼，那么也应让中国同等级别官员身着朝服向英王画像行同样的礼节。

只有双方对等行礼，才能不辱及英王。而中方又认为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总之，在正式觐见皇帝之前，双方因为行礼的事闹得不太愉快。

最后马戛尔尼向皇帝派来的钦差表示，自己会向中国皇帝行单膝下跪礼，这也是觐见英王所行的礼节，钦差才说服皇帝同意了这一提议。

除见面礼仪外，两国的书信礼仪也有很大的不同。

如前述所说，英国给中国的国书和信函呈现的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姿态，而在中国，上呈皇帝的信函是不可能平等的，因此才会出现一经翻译就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的情况。

英国使臣在之后与中国钦差的会见中，还反复强调中国翻译在表述上的错误：他们信中提到的应是“礼品”而非“贡品” 。其对这次访问的平等身份之看重可见一斑。

两国礼仪方面巨大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出于等级观念和平等精神的矛盾。

中国一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已经让所有人发自内心地认同了皇帝就是天的观念，所有来觐见的异国都是中国的属国。

而英国无论从自身的实力还是来访的目的来说，都不可能让自己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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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言障碍

语言不通也给双方的充分沟通造成了障碍。

由于双方都没有能直接翻译对方语言的专业人才，只有会本国语言和拉丁语的传教士，所以两国的交流只能通过拉丁文进行间接翻译，这就难免出现很多理解偏差和疏漏误译。

英国为皇帝准备的礼物中，有两架大望远镜，并在礼品清单中强调了这是大科学家牛顿发明的。

但在翻译时，翻译人员却完全没有提到牛顿的名字。这让乾隆觉得，望远镜这种在康熙年间就看到过的东西也没什么特别的。

事实上，英国礼品中的牛顿反射式望远镜和赫歇尔望远镜都是世界著名的望远镜，不是普通望远镜可比的。

但是当时，在中国既没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能将这个概念翻译出来。

好不容易有一些皇帝稍微感兴趣的东西，如英国人最希望皇帝重视的“君王”号战列舰模型，皇帝提的问题也因翻译困难而只好作罢。

因为语言障碍，英国礼物的实际价值以及英国人试图通过这些礼物传递的信息完全没有被领会到。

3.认知差距

英国人送给皇帝的“天体运行仪”展示了整个太阳系的运行状况，反映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天文科学的发展水平。

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如果皇帝稍微有点好奇心，询问一下这架仪器是什么、有什么用处，他就会知道，在欧洲，人们已经突破了对地球的认识，开始向宇宙星际间探索。

而在中国，最高统治阶层虽然见过地球仪，却没有真正形成关于地球的概念，缺乏自然地理、世界地理知识，对天文科学更是一无所知，仍然固执地将大清王朝当作全世界的中心。

这台仪器被翻译成“天文地理大表” ，皇帝和官员们认为它只是测算节气的设备。

皇帝最后难得地调动了他的好奇心，问了大表的机关是否与钟表一样。在得到中国工匠肯定的回答之后，就对这大表失去了兴趣。

另一座标满了英国航海发现、远洋航线和地理知识的地球仪，更是入不了皇帝的眼了。

语言障碍和认知差距的直接后果就是皇帝对这些寄望极高的“西洋工艺品”严重地失望了，认为自己内务府做的东西都比这些好。

心理上的落差很容易让皇帝就此认定英国的实力不过如此，不值得被我天朝上国当回事。

但皇帝没想到的是，他对他看到的巴掌大个天不屑一顾，是因为他把自己困在井里。外面未知的世界无限辽阔，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他看不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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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专制在“盛世”背景下的盲目与傲慢

乾隆在给英王的回信里，就英方提出的双方互派使节、增开贸易口岸等要求，都以“不合天朝体制”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并表示：

天朝扶有四方，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珍奇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必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更无需尔国置办物件。

意思是说我们天朝什么都有，你们当作宝贝的东西，对我大天朝来说实在是不稀罕，但看你们大老远地送来，我们就勉强笑纳了，你们也不必再置办什么东西了。

这样的盲目和傲慢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可笑，但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以乾隆的身份作这样的表述是有原因的。

中国历代都对华夷之分非常看重，少数名族统治中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尤其清军入关的过程伴随着抢掠和屠杀，很多汉人都视满人为野蛮的强盗。

因此自从满清入主中原，一直持续遭遇各种反清复明的抵抗，使得满清统治者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具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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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满清的统治者对权力的掌控更严，并大力打击和防范任何可能威胁自身统治的势力，使清朝成为专制程度最严重的朝代。

同时满清皇帝的勤政也是有目共睹的，康熙、雍正、乾隆连续三位皇帝的高效治理在中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三朝共同打造了一个长达百年的盛世，以强势的姿态确立了自身统治的合理性。

到乾隆年间， “盛世”的发展达到顶峰，所有威胁势力都被消灭，国泰民安，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皇帝一人手里掌握着整个天下。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无论以前怎样自律警觉的人，都难免出现自满松懈的状况了。

19至20世纪著名的生理、心里学家巴甫洛夫曾说：

决不要陷于骄傲。因为一骄傲，你们就会在应该同意的场合固执起来；因为一骄傲，你们就会拒绝别人的忠告和友谊的帮助；因为一骄傲，你们就会丧失客观标准。

这句话用在老年时期的乾隆身上非常合适。因为他的傲慢，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以和平方式打开国门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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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皇帝来说，英国的祝寿最终被证明是带有特殊目的的，而对方所提的要求又都“不合体制” 。

加上“贡品”也不合心意，多少让皇帝看轻了英国。英国人“精心”为中国皇帝准备的来自新世界的震撼和来自欧洲岛国的威慑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此外， 1792年英国在南亚的侵略行径，使得皇帝本身就对英国使团心有防范，更难同意英国方面的要求。

对于英国使团来说，无论中国皇帝是否同意开放口岸，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已经达到了。

他们看到了一个封闭保守、外强中干，正在走向衰落的封建大国，而这个国家并未意识到自身的问题。

回国后，英国上下达成了一致，用马戛尔尼报告中的话来说就是：以武力教训中国轻而易举。

我们很难不去设想，如果两国的文化隔阂不深，翻译到位，让皇帝看懂了英国礼物所展示的新世界以及英国的强大实力，他会不会同意开放贸易的要求？

这个假设的结果我们无法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我们不固步自封，看到了自身与世界的差距，后续历史的发展必定会大不相同。

参考资料：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张宏杰著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英】乔治·伦纳德·斯当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