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尊鱼卑：唐朝人为何信奉“烧鱼尾”？

生动活泼的鱼，作为食物，受到唐人的喜爱。唐代鱼形器物也层出不穷，这些丰富的鱼形器物以其特有的文化符号展现了唐代社会政治、生活文化。与此同时，鱼也在唐人的文化生活中，绽放出它的多重色彩，鱼成为唐人笔下常见的对象。唐代鱼文化深入到宗教信仰中，道教崇鲤被认为是李唐崇鲤的原因之一。

鱼与道教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道教太极图的结构犹如两条相互追逐、首尾相连的鱼，道家也常以此图表达道学思想。鲤鱼在道教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经常被记载于道家故事中，成为道教仙人的坐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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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道教徒深信龙为鲤鱼幻化而来，并将其纳入道家经典之中，鲤鱼成为道教徒们敬仰的圣物，神圣不可侵犯，号为“赤鯶公” ，不可任意捕杀、吃食，一旦违反规定，必将遭祸。《酉阳杂俎》云:“道书以鲤鱼多为龙，故不欲食，非缘反药。 ”

道家崇拜鲤鱼，尊奉为圣物，其理由是相信“鲤鱼多为龙。 ”由此可见，即使在这一时期；鲤鱼地位被提升，但在道家体系中，龙的地位依然高于鲤鱼。所谓鲤鱼化龙，只是鲤鱼在众多鱼种中，被选为化龙的代表鱼种，由此地位得以提高。

在道教之外，鲤鱼化龙也与唐人生活关系密切，最为突出的便是以鱼跃龙门表示科举及第。鱼跃龙门，语出辛氏《三秦记》，《太平广记》引《三秦记》曰：“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 ”

唐人以“鱼跃龙门”表示登科入仕的记载，数量可观。姚康诗云：“龙门应可度，鲛室岂常居， ”表达了自己夺取功名的坚定决心。元棋诗云：“鱼贯终何益，龙门在苦登。有成当作雨，无用耻为鹏。 ”表明自己誓要科考及第、不做平凡人的远大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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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干诗云:“鳣鲔那知广大恩……孤鹤必应思凤诏，凡鱼岂合在龙门， ”诗人以“凡鱼”自喻，是对自己身份的自谦之词。姚鹄诗云:“似龙鳞己足，唯是欠登门。日里腮犹湿，泥中目未昏。乞锄防蚁穴，望水泻金盆。他日能为雨，公田报此恩。 ”

本诗看似是写鲤鱼，实则写人，诗中鲤鱼即是诗人自己，诗人以鲤鱼的怀才不遇比喻自己的不得志。 “他日能为雨，公田报此恩” ，是诗人的美好愿景。诗人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遇到欣赏自己的伯乐，一展抱负，待他日出名之后，自己定会同那己经幻化为龙的鲤鱼一样，答谢当日提拔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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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鱼跃龙门又演化出“纵壑鱼”一词，也可用来表现科考顺利、仕途通达。钱起诗云:“巨鱼纵大壑，遂性似乘时……喻士逢明主，才献得所施。 ”以巨鱼纵壑的情形，表达了自己希望得到明主赏识，得以施展才华的愿望。

此外，鱼化为龙需“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也” ，化为真龙，必须经过烧尾环节。因而， “烧尾”也成为唐人科举及第的代称，著名的“烧尾宴”亦与此相关。周鹭《唐五代科举习俗研究》指出，唐人以鱼跃龙门、烧尾来表示科举及第，是因为进士及第与鱼跃龙门同样艰苦，在及第后则身份倍长，前途光明，与鱼跃龙门化龙之后，拥有美好新天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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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认为，唐代烧尾的目的在于借烧尾来表明士人身份的转变。高启安《释烧尾——一个唐代名宴称谓的人类学解读》，则从人类学角度对烧尾宴进行了深度解读。 “刘绍义《唐代的“升学宴”》，言明所谓烧尾，是因为鱼跃龙门，只有以天火烧其尾，才能成为真正的龙，考证得出烧尾宴的结束是在苏环时期。

总的来说，鲤鱼化龙的典故被唐人广泛应用于科举中，衍生出以鱼跃龙门、纵壑鱼、烧尾等不同名词来表达科举及第。而以鲤鱼化龙表示科举，则有举子科考与鱼跃龙门相同，身份地位有所提升之因。不难看出，其中所蕴含着的龙尊鱼卑思想观念。

暗含鱼化龙现象的例子，在笔记小说中也有记载。《前定录》记载了一则唐人陆宾虞的故事，大意为:陆宾虞为考进士来到京城，与一位名为惟瑛、精通相面算卦的和尚交往甚好，惟瑛曾说“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则殊等与及第必矣” ，结果在这一天，陆宾虞吃到了鲤鱼羹，不久之后科考发榜，得以高中，排在第十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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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宾虞因为吃到鲤鱼羹而高中，表明了唐人以“鱼登龙门”象征科举中第的普遍性，暗含龙尊鱼卑的思想意识。《纪闻》记载了唐长安太守卢翰在终南山时，曾见到一块圆石中有一条白鱼，白鱼后来“渐盈尺，俄长丈余，鼓鳍掉尾。云雷暴兴，风雨大至。 ”“鱼跃龙门”后会被烧尾，烧尾、掉尾意思相同，可见白鱼幻化为龙。鱼化龙，具有去卑取尊、腾达飞黄的含义，表现出世人对升迁腾达的强烈渴望。

综上所述，鱼化龙现象在唐代并不独存于道教，亦存在于唐人社会生活与笔记小说的记载中，它们所蕴含的思维意识是一致的，即“龙尊鱼卑。 ”这一文化现象作何解释，是值得探讨的。鱼自远古时期，作为食物，满足了人的生存需要，从而上升到神格，构成了远古时期的鱼文化崇拜。

龙的出现时间较鱼晚，据考古发掘，龙的文化形象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年代上讲，显然鱼文化的历史更为久远和深厚。龙文化在最初，与鱼文化功能相类似，主要表现为图腾崇拜、神灵崇拜，两者地位不相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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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龙的地位开始凸显。秦始皇于六国统一后，称为龙。刘邦则将其身世与龙挂钩，显示自己显赫的出身。鱼、龙平衡地位开始被打破，龙逐渐成为帝王的标志，神性与权力的象征，皇帝被称为“真命天子。 ”这种趋势一直持续，至唐代完全没有逆转的痕迹。

唐代帝王继承了龙为皇权的思想寓意，唐高宗、中宗曾将年号改为龙朔、神龙及景龙，这些年号皆与龙有关，显示了唐代帝王的天命观与龙文化的关系。这一时期，龙的水神崇拜也开始兴起，龙成为祭祀求雨的海神地位基本被规定下来。此前，龙、鱼皆被看作是雨神，具有成云致雨的能力。唐代，龙则完全取代了鱼雨神的地位，鱼文化的信仰地位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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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尊鱼卑”这一现象，显示了鱼文化的开放与包容，但从价值上来说，是其地位下降的表现。龙盛鱼衰的过程，体现着文化信仰主体中心的转移，这一转移造成的结果便是，鱼文化逐渐脱离神秘化信仰的范畴，走向世俗。

自唐以后，鱼文化加速走向世俗化，门闩不再制为鱼钥，宋元以后墓葬中弃用人首鱼身俑。鱼跃龙门不再作为科举及第的标志，转而成为民间剪纸、贴花及织染上的吉祥图案。鱼书、鱼素则被广泛应用于社交。鱼的药用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关注，应用到实际医学治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