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出原子弹的人，一个个老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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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宋学良老人是中核集团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原副局长。他在1964年6月从保定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调到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生产研制单位），分配在秘书科工作，接触到当时九院的一些领导和专家。

本文根据他的口述回忆整理而成，从中可以窥见核工业前辈人物的一些日常，感受他们在“两弹”事业外更加生活的一面。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已经故去。走近和纪录，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和记住，不管他们在今天是家喻户晓，还是默默无闻。听宋学良老人娓娓道来，仿佛走过一个时代。

来源：《中国核工业报》学习强国号“中国核工业”

作者：宋学良

王淦昌副院长为人随和。他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四位技术副院长在理论部大楼的二层办公。

院里安排了工勤人员每天为他们打开水和扫办公室的卫生，后来工勤人员有其他安排不干了。那时候我正为四位副院长管理文件，就由我来临时顶替每天给他们打开水和扫卫生。王副院长碰见我在打扫时，总是连声说谢谢。

1969年我结婚后，王副院长到秘书科对我说：“你结婚了也不说一声，我也没有送点礼物。 ”我给他拿一支烟，他说：“我不吸烟。 ”

郭英会副院长性格开朗，为人直爽。 1974年新的二机部九局成立，办公地点在西城区三里河二机部机关大楼内。

1975年后他在二机部九局担任副局长，每天和我们一样，挤公共汽车从塔院到三里河去上班。有一次，在平安里换13路公共汽车时，他人没有挤上去，拿的包被车门夹住，拖着跑了好几米，车停下后车门打开才把包拿下来。

有一次，郭副院长对我说：“我们广东人，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椅子，只要能喘气的我们都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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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觉当时作为九院院长，团结领导班子中的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一道工作。他对人亲切和蔼，关心爱护他属下的每一个人。

1975年我调到二机部九局工作，在机关大楼内时常见到李院长。有时我们到他家里去看望，每次去了，他必给每人倒一杯酒。

李觉院长退下来以后，仍牵挂着九院、二二一厂、九〇三厂的事情。他拄着一根木棍子到机关来，一把大胡子在微风中轻轻飘拂，颇有一股仙风道骨的气势。我们远远看着老人家走来，有时会开玩笑说,老神仙来了。

又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看他，发现他把胡子剪短了。我说：“好不容易把胡子留得这么长，怎么给剪了?”老人家说：“你不知道，我有几件衣裳用的是拉链，拉拉链的时候经常把胡子给夹进去了，我一生气，就把它给绞了。 ”我说：“可惜了。 ”

以后老人家的胡子再也没有留到以前那样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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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祥副院长当时在九院主管器材工作，经常出去联系业务。有一次正巧司机班的小车都出去了，马副院长急了，说：“给我派辆卡车也可以！”

后来马副院长调走了，我在一个座谈会上碰见他，期间进院里头九所科研楼去参观一个展览，经过邓稼先院长的塑像时，马副院长说：“咱们给邓院长鞠个躬吧。 ”我们就向邓院长的塑像鞠了三个躬。

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看见朱光亚副院长笑过，他看起来好像每天都是心事重重的。

有一天早上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拖地，忽然听到一声叹气。回过头一看，朱副院长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站在办公桌前，刚才就是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吴际霖副院长在九院主管科研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他保留了一口浓重的四川话，走路说话都急急火火的。他的夫人也是个利索干练的四川人，在家除了照顾两个女儿，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

那时他在青海基地工作的时间居多。有一次他回青海，我帮着把东西拿到楼下正准备上车时，吴副院长一回头，发现他的老母亲不知什么时候也慢慢挪下楼来了。吴副院长赶紧上前搀着她送回到二楼的家中。

1968年，郭永怀副院长从青海基地返回北京，夜航班机在首都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进入一片玉米地，发生起火爆炸，郭副院长和警卫员牟方东（我的战友）牺牲了。

当时郭永怀唯一的女儿还在内蒙古建设兵团插队，紧急把她叫回了北京。小姑娘过来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说有笑的很高兴。当听到父亲牺牲的消息后，她顿时哇哇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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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在花园路三号的九所综合楼召开了一次军工史“核武器卷”编委会会议，会议期间的一天中午，李觉院长决定去塔院看望一些九院的老同志，我陪他一起一家一家地拜访，上楼下楼一个下午跑下来， 50岁的我已经腰酸腿疼，大我30岁的李院长精神头很足，但疲劳程度可想而知。

记得从徐步宽家出来，李院长一边下楼一边回头和徐步宽说话，一脚踩空差点绊倒，我赶忙扶住他。

在陈忠贤家，李院长问陈忠贤：“你能不能站起来？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陈忠贤那会儿说话已经不利落了，不过他的家人说把他扶起来还能站住，于是我扶住他站了一会儿。

2005年我退休前有一次去看望李觉院长，他对我说：“现在眼睛不行了，看点东西挺费劲。 ”又说：“我现在这个起搏器快到期了，到期后我就不准备换了，就结束吧。 ”

我急忙说：“李部长你可千万别这样想，你看你现在癌症控制住了，气色也不错，身体也没有太大的毛病，你可别再这样说了。 ”

这些老前辈从不讲自己为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年老以后，却总认为给国家增加了负担。

2009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十，是李觉院长95岁生日，我去看望。老人家气色很好，但腿脚已不灵便了，坐在一个沙发上。

他爱吃大虾，我带了两盘，他说：“你又花钱。 ”我问他：“魏大姐还好吗？”（魏侠是李院长的夫人）他的耳朵背，可能没听清。他家的男保姆低声地对我说：“你别提魏侠，他一想起魏侠，就闹着要去看她。他上下车特别费劲，出门不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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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与李觉院长合影

2010年2月12日，李觉院长逝世了。过了几天我和张起龙约定去李院长家吊唁，一同进门的还有二二一厂退休人员韩威等几个人。

我问老爷子最后是因为什么病走的，他的大女儿英英说他最后所有器官都不行了，这么说吧，就是俗话说的“老死了” 。

站在李院长的遗像前，我想起了一年前他生日时我去看他，当我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准备和他说再见的时候，李院长脸上的表情和眼神我第一次见到，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时他是不是已经知道，那是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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