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东坡的《书论》到勒庞的《乌合之众》

前几天翻《苏轼文集》，见有东坡论“五经”之文，其中《书论》一篇，颇可见儒、法之别，也有助于审视今世之精英主义，试申而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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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版《苏轼文集》

东坡此文，涉及《史记·商君列传》及《尚书》中几件事，故而想理解此文所论事理，需要先了解这两本书的一些事。《史记·商君列传》主述商鞅变法强秦等事，孝公恐变法招致百姓怨谤，商鞅极言劝说，有“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的观点，意即对于普通百姓，只能与他们分享最终的成功而不可能与他们共同谋划，其背后的观点就是普通民众没有远见，故而对一些做法会不了解，只有最终取得效果了，他们才会明白。孝公最终决定变法，变法之初， “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光在国都就有成千的人认为变法不可行，然而“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种百姓态度的转变似乎可以证明“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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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

东坡一开始亦作此想，以至于认为《尚书》中的君主一定要“使天下皆信以为如此而后从事”（天下人广泛认可之后再去做）的做法近于“濡滞迂远而无决” ，然而，苏轼最终还是转变了看法，认为《尚书》中三代先王的做法才是王道，苏轼特意举了盘庚迁殷一事为例，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智之举，但是这个决策在一开始是被民众反对和不理解的，但盘庚并没有强行己意，而是反复解释其中的利弊，劝服民众后方才行事。苏轼认为这才是“不忍鄙其民而欺之”（不忍轻视民众而欺凌他们）的王道，与“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的霸道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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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四川人

在近现代的政治哲学中，民众与精英常常形成一对矛盾，故而有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分野，精英主义认为民众作为一个群体，是不理性的“乌合之众” ，比如著名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可以说系统的揭示了这种“不理性”或者说“反理性” ，认为大众不具备治理国家和制定决策的智识和能力，故而国家需要精英进行治理，精英则常以理性和学识自居，认为民意常常是缺乏专业知识的武断评判，是“反智”的，不足以参考，更不能“放纵” ，否则就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和社会的混乱。民粹主义是指民众在对生活不满后，通过一种急躁、不和谐、不讲理的态度和方式宣泄这种不满，在某些定义当中，公投也是一种民粹主义的体现，招致了一些批评， “精英”们认为民粹主义对社会危害极深，有些本有民主倾向的人也会因为这一危害不惜否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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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庞著《乌合之众》

精英主义者若是读到“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一语，想必会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然而无论中西，都有为民粹主义辩护的思维在。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到过群体性急躁、不和谐的运动，但他并不认为这些群众是不理性的，首先理性一词需要界定，按理说根据具体环境选择符合自身切实利益的行为就是理性的，即使在群体性急躁、不和谐的运动中，群众也是按自身诉求、利益行事，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别无他途，可能“精英”们觉得他们是图一时之快、不考虑后果，但对他们而言，长期的贫苦早已消灭了未来对他们的诱惑，眼前尚且无法顾及，哪里谈得到常远？根据这种逻辑出发，民粹主义虽然有问题，但问题并不出在民众的“无智识” ，而是社会管理者让民众陷入了“舍民粹无出路”的境地。对民意的尊重、对民主的坚持，恰恰就是要让民粹成为社会管理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使他们不敢过分剥削底层民众。在苏轼的《书论》中，不给民意扣上“反智”的帽子置之不理，而要“议及于百姓” ，才是真正的王道。说的这里则又不能不提《论语》中一句争议很大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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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著《现代性与大屠杀》

这句话有多种解释，许多人认为是“对于老百姓只能让他们服从，不能让他们了解和理解你的用意” ，这种解释是将“可”和“不可”当成一种意愿，认为应该有意识地进行“愚民” ，精英主义者们一般也不主张如此，他们一般会认同朱熹的解释，亦即将“可”和“不可”当做能力，不是统治者不能让民众“知之” ，而是百姓没有能力“知之” ，他们只能按精英说的去做，才能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精英主义者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极力主张民众需要被启蒙。

但这两种解释都不合理（这句话还因为断句不同有其他解释，但不涉及本文议题，姑不论），把后一句解释成“民众没有能力了解和理解社会管理者的用心”是可以的，但前一句却绝不是“民众只能听从”那么简单，这个“由”字，有学者认为是“导”的意思，亦即引导，这个引导就不同于要求服从了，要求服从是使用强制力，引导则是建立在对方自愿的基础上，那这种“引导”何以可能呢？《论语》里有现成的答案，孔子在谈“五美四恶”的时候，提出了“惠而不费”等主张，所谓“惠而不费”（是百姓受惠却少花费），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即制定政策以帮助民众做对他们自身有利的事，自然就是“惠而不费”了，也就是说，引导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这个政策确实能让民众这么做就能获利，能让民众切实地对未来感到有希望。孔子肯定不会主张使用强制力逼迫民众妥协的，因为那首先就与“礼之用，和为贵”冲突，民众有怨气，就不“和”了，不“和”的礼，孔子是反对的。明了这一点后，再看后一句“不可使知之” ，就更加意味深长了。

民众不只是通常没有能力了解管理者制定政策的用心，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有义务去了解和理解，社会管理者不仅有尽可能地制定正确决策的义务，还有使民众接受这个决策的义务，所以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议论中，针对群体性暴动，一般不会指责民众不明事理，而是会指责管理者失职，因为他们认为民众不明事理、只顾眼前利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他们没有明智的义务，所谓“小人喻欲利”便是此意。如何使民众愿意讲道理、愿意与管理者合作，恰恰是管理者（君子）的责任，这与精英主义者一味责骂民众“蠢笨”截然不同，因为精英主义者们的指责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民众不愿意讲道理，是因为缺乏讲道理的好处，也缺乏良好环境让他们愿意耐心讲道理，而由于生活所迫忙于生计，他们更没有时间培养智识和讲道理的能力。

于是，精英们又认为民众的窘境是因为他们懒、不愿意努力，但有观点认为这是臆想，很多时候恰恰相反，有些人之所以懒，实在是社会环境导致努力也挣不了多少钱。而精英主义者在这个时候，劝说民众冷静，要了解和理解一些事理后才能表明态度，无异于一种高级一点的心灵鸡汤罢了。孟子很早就明白这些道理，故而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由于社会原因使大量民众“无恒产” ，而“无恒产”者必无“恒心” ，这是很正常的，等到民众因此陷入犯罪的泥潭，再理直气壮地“从而刑之” ，惩罚他们，这就是“罔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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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主动站在贫苦民众、弱势群体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思维特色，以及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冰冷的教条出发的思维特色，不独在中国传统中由来已久，亦是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所在，今天我们讲马克思与中国传统相结合，这是万不能错过的一个重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序言》中说：“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 ”又在第一章中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 ”脱离民众的现实生活处境，拿着抽象的、固化的道德与对错审判他们，无异于逼着“无恒产者”有恒心，而这是残酷且蛮横的，是以明孔子何以言“能近取譬”、何以言“富之、教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