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借助“神”的力量，也无均田的利益诱惑，捻军靠什么吸引百姓

太平军能从广西的一个偏僻渔村出发，一路北上发展到富庶的江浙之地，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宗教，一个是均田。

这两个因素并不是太平军首创，从最早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汉末、唐末、明末的起义，传统宗教和平分田地一直都是起义者号召、聚拢人群、吸引百姓的重要手段。

只不过太平军加入了一些西方的舶来品，比如宗教，太平军将改造后的西方基督教作为自己的宣传外衣，去聚拢对满清不满的生活困苦，失去希望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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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分田地的角度，田地一直都是古代农民最为关心的东西，甚至是古代农民唯一的资产和生产资料，因此太平军所提出的更为全面、系统的《天朝田亩制度》，在一开始对那些失地农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然而在太平军急剧衰落之时，另一股力量却悄然升起，这就是捻军，他们将自己称为“仁义之师” ，没有像太平军一样借助宗教的外衣，也没有天下均田的利益诱惑，但他们的规模和影响却超过了太平军，这又是为何呢？

捻军的大规模活动几乎可以为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两个阶段，前十年的活动主要以安徽省为主，在安徽扎稳脚跟后，在四处袭击邻近省份，扩大自己的规模；后十年主要以精锐骑兵为主力，在广阔的华北平原发动战役，直接危及京畿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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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的领袖与太平军不同，太平军中如洪秀全、洪仁玕等基本属于低层文人，而捻军的领袖则大多来自自耕农或失地农民，使用的武器也不及太平军，主要以土炮和火枪为主。

早在1855年时，捻军起事不久之时，其“盟主”张乐行（1811—1863年）就在在雉河的集市上张贴告示，痛斥当地府县为了钱财而把百姓刑讯致死的暴行，说他们“以刀锯而代扑责，用贿赂而判生死” 。

实际上从保存下来的为数很少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捻军文献表明，他们并不仇视满清，也不仇视传统农村宗教白莲教主张的千年至福说。他们将自己视为“义军” ，而义军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军纪而不是靠神的力量，来致社会于安宁——“救我残黎，除奸诛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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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一信念，传统中国儒释道的价值标准遭到了捻军象征性的和实际行动的攻击。

在产生许多捻军领袖的亳州和蒙城地区，清朝地方官员发现自明代以来就存在的一些庙宇近来被大事修缮，然而庙内却只供奉盗跖（春秋时期的著名盗寇，古代文献称他为“举世大盗” ，民间将其称为“侠盗”），因而大为震惊。

为践行自己的侠盗性质，捻军的纪律既严于后期的太平军，也严于各地的清军，当时捻军军纪都禁止擅自掠夺村庄和强奸妇女，犯者处死。许多领袖显然都拥护“劫富济贫”这句传统的绿林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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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们都盛传，许多下层捻军头子宁死不愿出卖战友，甚至牺牲父母子女也在所不惜。

当时在安徽指挥战争的清军儒将袁甲三（1806—1863年）见到捻军视死如归的情景感到惊愕。他说：“每遇行刑，谈笑歌舞，既不畏朝廷之法，并不恋骨肉之情。 ”他的儿子袁保恒写道，捻军“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义” 。这种有骨气的态度所表现的力量，无疑是捻军能吸引那么多老百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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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以“盗亦有道、劫富济贫”的绿林口号吸引百姓外，清朝为了镇压太平军所采取的鼓励团练的政策，也为捻军的兴起创造了契机。而捻军与太平军近乎接力的运动，除了让太平军未能触及的华北面临更大的威胁，也让满清显得更为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