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的统治何以失败：浅析汉末凉州军事集团统治下的治乱危局

东汉末期战乱纷扰，起义军纷纷出场。后来随着各地不断起兵平叛，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各地军阀仍以剿灭黄巾军为名，发展各自势力。东汉王朝统治摇摇欲坠、但朝廷内部宦官与外戚争权的斗争却越发激烈，中平六年(公元189年) ，汉灵帝去世。刘燕(即汉少帝)即位，少帝年幼，大权旁落、宫廷内部争斗四起。外戚何进因不满姐姐何太后阻止其诛杀宦官，遂密召外地军阀董卓率军进京以胁迫何太后就范。董卓进京后，废黜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汉献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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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及其领导的西凉军来自偏僻的大西北，他们进人东汉的首都洛阳后，大都市的繁荣令他们血脉贲张，烧杀抢掠之事时有发生。洛阳城中皇亲国戚、商贾大亨非常多，西凉军闯进这样的人家，随便在门口插个“反贼”的旗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图财害命了，因此全城陷人极度恐慌之中。作为西凉军的头目，董卓不但不约束手下，反而“身先士卒” ，闯进后宫，肆意霸占宫中的嫔妃和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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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进京，改变了后汉帝国历史的行进方向，游戏从此多了一个另类的玩家。董卓废掉何太后的儿子刘辩，立了王美人的儿子刘协的行为，让后来的史官以此为依据，指责董卓擅立。因为从汉家历史看，拥立皇上不是一般人的活儿，除了外戚就是勋臣，以董卓的资历地位，主导这么大的事情，在当时就遇到了抵触。而董卓的领导也在短短三年内就以失败告终。

一直以来，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都将董卓视为凶恶残暴之徒，这固然是因为董卓在争夺权力过程中制造了许多杀戮，同时也因为董卓废少帝和立献帝的做法为正统思想所不容，为历代史官所诟病。但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一味盲从史官的记载，而要全面探析董卓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代表的阶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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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后的董卓，为了躲避反对势力的军事进攻，将国都从洛阳迁往长安，迁都耗费巨大财力，搞得朝廷财尽物竭，董卓只好下令铸造小钱，以解决新都军民的生活问题。这就引发了他统治下的第一次危机——来自财政方面的压力。

由于迁都耗资巨大，所以董卓现在面对亏空的财政首先就要想办法把钱搞到手，要不然整个帝国的运转就会停摆。但是他首先想到的办法不是铸钱，而是抢掠。迁都之日，他先是对洛阳城中富豪加以罪名逮捕处死，没其财物。继而派步兵和骑兵在后驱逐黎民百姓迁往长安，迁徙队伍中马踏人踩，加之饥饿和抢掠，尸横遍野，其状惨不忍睹。随后他又命部下将二百里内一切宫殿，官府及民宅焚烧殆尽，还令吕布率兵挖坟据墓，搜罗珍宝，上至皇陵、下至普通官员的墓葬无一幸免，在此浩动下，朝廷和百姓全都失去了生活必需的全部物资，而军人们却中饱了私囊。所以，这一番举动虽然来钱很快，却没有为中央政府增加多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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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董卓就找到了另外敛财的方法，那就是自己造钱。董卓从小出身游侠儿，游侠商贾从来就是善于铸造私钱、劣钱，牟取暴利的专家，汉代私铸劣钱相当猖獗。汉代元狩年间，曾经赦免自首连坐盗铸金钱的罪人高达上百万人。可见私钱暴利之一斑。所以铸造小钱劣钱敛财，就成了董卓的必然选择。

董卓官铸劣钱，在铜材原料上另辟蹊径，他利用手里的无限权力，收拢洛阳和长安城中的铜人、钟虚、飞廉和铜马之类的大型铜像铜器作为铸钱原料。其中的铜人，就是秦始皇当年收六国之兵，为金人十二中的十个，每个重达二十四万斤(秦汉一斤约为市斤的一半) 。董卓的官铸小钱，重约五分，即一两的二十分之一，大概只有五铢钱的四分之一。按一斤十六两，一汉斤铜约可铸小钱三百二十枚。十个金人二百四十万斤可以铸钱七亿六千八百万枚。尤其让民众无法接受的是董卓的官铸劣钱铸造粗糙，质量低劣，钱文模糊不清，给日常交易使用带来诸多不便，被时人贬称为无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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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通过熔炼铜人、钟虚、飞廉、铜马等大型铜像铜器，加上熔铸回笼的五铢钱，铸造了数以亿计的官铸无文小钱。如此巨量的无文小钱在很短时间内被发行流入洛阳、长安等近畿地区，加上劣币驱逐良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每石谷米价格最高时涨到数十万钱，相当于是一车钱换一车谷米。致使小民百姓无法维持生计，纷纷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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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卓“治理”下，东汉自光武帝建武十六年恢复建立的五铢钱货币体系至此崩溃，这是董卓治理下的财政危机状态，而在政治斗争上，除了他的统治过于残暴而丧失民心这一点原因之外，作为凉州武人代表入主中原，董卓特殊的身份遭到了中原世族名士的反对，也让他后来的政治统治充满了各种反对的声音。

作为西凉人，董卓生生于微末，却年少有成，身材魁梧高大，臂力惊人。史书记载，董卓生来力大体壮，史称：膂力过人，双带两韃，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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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的父亲董君雅从小吏升任颍川纶氏尉，也算是有了一官半职。县尉的官阶在汉代很低，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的董卓在士族垄断仕进的东汉时代很难进入统治核心。但是他生长在凉州，年轻时好游侠，曾经游历羌族生活的地区，与羌族豪帅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以健侠扬名谅州。董卓精通羌胡事务，这为后来董卓在对羌人的战争中屡次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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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羌出自三苗，是羌族的别支，汉代进入中原的羌人基本与汉族融合，未进入中原的羌人以部落为单位散布在长城以西、河湟地带。汉羌战争自西汉开始断断续续持续百年，汉宣帝时曾派赵充国对屡次犯边的先零羌进行打击；东汉光武帝时的名将马援也曾在陇西平羌，安帝、顺帝两朝汉羌战争尤为激烈。汉桓帝时，在凉州三明(段颍、皇甫规、张奂)的镇压下，杀死数万羌人，重创西羌，使其再也无力威胁东汉政权。近百年的汉羌战争耗费了东汉政权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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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桓帝末年，羌族部落来犯，边境形势不容乐观。朝廷派中郎将张奂前往镇压，董卓作为军司马共同出征，结果“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论功行赏，董卓拜郎中，迁广武令，蜀郡北部尉，后迁为西域成已校尉。随后他在与羌族部落的战争中屡建奇功，不久又拜董卓为前将军，封漦乡侯。 30多年的征战，凭借着赫赫战功，董卓终于从军吏升到前将军，成为东汉的高级武官，有了雄踞一方的资本。这固然离不开他的勇武与谋略，主要原因还是董卓盛壮之年，正值凉州三明安羌时期，抓住了建立功勋的大好时机。

但是，董卓所统领的凉州兵以湟中义从和关中秦胡为基干，夹杂许多出身低微的凉州汉人，这支军队在与西羌的长期战争中培养起来，以骑兵为主，虽然具有较高的战斗力，却注定了凉州军事集团难以长期为士族服务，也不会被士族接纳，只是被士族充当争夺统治利益的工具罢了。而作为军队统领的董卓，更是被当时的士族看作是蛮夷之人，断不能被士大夫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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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董卓进京之初，并没有打算与士族决裂，而是积极拉拢士族。但是士族因为董卓的出身一直对董卓持排挤态度。董卓废少帝之时，找袁绍商量，为的是借助袁氏的影响，取得士族的支持控制朝政，不想却遭到袁绍反对，先“伪许之”,后“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袁绍对汉帝的忠心未必有多少，从后来袁绍联合冀州牧韩馥欲；立幽州牧刘虞可以看出，袁绍作为士族的代表人物，更多地是考虑家族的利益，袁绍公开反对董卓，应是对出身庶族的董卓控制朝政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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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董卓之所以受到士族门阀的强烈反对，一是士族门阀对董卓出身的排斥。董卓不但是一个武人，而且出身庶族，董卓的掌权不符合众多士族门阀的利益；二是董卓对当时政治模式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东汉一直都是外戚或士族掌握朝政，而董卓的出现使庶族武人掌握了朝廷大权，改变了延续上百年的政治体制，同时董卓废少立献给人留下口实，受到士族的强烈反对。另外，董卓内部集团在后期也出现了分裂，导致董卓最后的失败成为定局。

董卓进京以后，利用吕布，诱其杀死丁原，兼并了并州军。这是当时的另一支精锐之师，时谓“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可见并州军和凉州军一样都很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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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兼并并州军之后，对并州军的代表人物——吕布甚爱信之，并以父子相称。但是吕布的得宠遭到了嫉恨。当时董卓手下的胡轸对此颇为恼火。而吕布所代表的还是并州势力，从这点看来，吕布与胡轸之间的矛盾，并不可仅仅视为个人恩怨，而应当上升到并凉之间的冲突来对待。这反映了董卓军队内部的不稳定和矛盾，这最终把董卓推向了灭亡。

从另一侧面看，吕布早已经不满董卓。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载：“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董卓性格上的缺陷，使得作为并州人的吕布越发感到不安，最终导致了吕布被同是并州人的王允所利用，亲手杀死了董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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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董卓统治的残暴不仁，其失败为必然。然以其强大的势力基础，他本可以使其统治多延续一段时间。但他杀光豪强得罪了贵族，又滥发小钱掠夺百姓之资，得罪了底层民众，另外，隐藏在董卓军团内部的并凉矛盾不仅导致了董卓自身的殒灭，也使得他积聚的军事力量急速瓦解，并、凉矛盾是董卓失败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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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为一介武官，兴起于凉州边郡之地，以该地武人代表的身份入主中原，一度试图笼络中原世族名士，以达到控制政权的目的，却由于其贪婪凶暴的财政政策以及中原士人的反对归于失败，最终受到中原人民的反击，只能退回关西，而其军队内部并凉地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加速了其灭亡。从整个历史的发展逻辑而论，董卓确实应该为他的行为负有一定的责任，而且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集权时代的少数民族军阀，董卓所代表的西凉阶层及其文化最终不能被中原所接纳，则反映了中原士族文化主导下的文化排外性和鲜明的阶级等级等诸多局限。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董卓及其领导下的政治统治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失败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