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曝光了日军在华毒气战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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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年前的今天，日本签署投降书，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1931年到1945年，在这段跨越了15个年头的漫长岁月里，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包括无视国际战争法，使用各种隐瞒手段，在中国的战场上大量使用毒气弹作战的罪恶行径。

时至今日，虽然那些被日军遗留在中国土地里的毒气弹仍在述说着日军的罪恶，也有证据证明日军曾在其国内生产制造毒气弹并将其运输到中国。然而，一直以来，没有一份直接资料可以证明这些中国战场上的毒气弹就是日军所用，由日军自己记录的在中国战场上使用毒气弹的相关资料更是空白，直到今年8月，首份日军在华毒气战《战斗详报》公文重见天日，这一现状终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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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由日本不二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十五年战争?极密资料集?补卷49迫击第五大队毒气战相关资料》（郭威摄）

日军毒气战一手资料重见天日

8月26日，《十五年战争极密资料集补卷49 迫击第五大队毒气战相关资料》由日本不二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份由侵华日军自己记录的在中国多地使用毒气作战的战斗报告公文资料集。

这本资料集不仅包含了侵华日军毒气部队——迫击第五大队自己记录的1938至1939年间在中国多地使用毒气进行作战的战斗报告的影印版，还包含了下达使用致死性极高的糜烂性毒气命令的军事公文、对日军士兵进行毒气战教育培训的相关资料等。

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山田朗在评价该资料时说，这是展现日军在毒气战中使用糜烂性毒气的决定性史实资料，是日军毒气战研究第一人松野诚也经过严密的论证编纂而成的资料集，对推动整个侵华日军史料的研究，整个侵华战争的研究都是极为珍贵、重要的。

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尽管早已发现了制造毒气、使用毒气的命令的历史资料，但一些日本右翼以没发现相关使用毒气的历史资料为由，试图全盘否认侵略战争历史。

此次松野诚也发现的一手资料是侵华日军所写的作战报告。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人员采访时指出，松野诚也的研究，粉碎了日本右翼势力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诡辩，是日本“制造毒气弹-下达使用命令-战场使用-（中国军人、百姓）被害”这一完整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

整套资料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章“战斗详报” ，包括日军在华进行的多场毒气战的战斗报告，如《封门口附近战斗详报》《垣曲东方地区战斗详报》《官店村附近战斗详报》《大别山突破作战沙窝附近战斗详报》《磨盘山西南侧并二吊桥湾东侧及东南侧附近战斗详报》《修水河及南昌附近战斗详报》《晋东作战战斗详报》《东北阵附近战斗详报》《长子西侧地区战斗详报》；第二章为“化学战实施概况表”；第三章为“战斗经过要图” ，包括《南昌攻略战作战经过要图》《岐山区马路口市附近战斗经过要图》等。

究竟是谁发现了这套资料？如此机密的资料是如何躲过日军销毁，一直保存到现在的？资料的真伪如何辨别？资料到底在讲述什么？这一切要从7月7日深夜共同社发布的一条消息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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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侵华日军毒气战部队实施毒气战的作战情况资料（日本共同社网站）

“7·7”深夜里的重磅炸弹

2019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2周年纪念日。这天深夜，日本共同社发出了一条消息——《研究学者发现首份由旧日本陆军记录的毒气部队的战斗详报》。

消息称，日本历史研究专家松野诚也得到了由侵华日军迫击第五大队记录的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作战的一手资料。该资料不仅记录了1939年7月日军毒气部队“迫击第五大队”在中国山西省东部山岳地区作战时向中国军队发射毒气弹的种类、数量，还附有下达使用毒气弹命令的副本，并在文末评价了毒气弹的实际使用效果等。

消息说，这是首次发现日军毒气部队自己记录的在中国战场使用糜烂性毒气弹等相关信息的文件，文章还附有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第十八号》资料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昭和十四年（1939年）7月5日至7月28日，日军毒气部队“迫击第五大队”共向中国军队发射231枚“红弹” ，以及48枚“黄弹”——为了严格保密，侵华日军将装有可令皮肤及黏膜发生溃烂的糜烂性毒气的弹药称为“黄弹” ，将可强烈刺激呼吸器官的“喷嚏弹”称为“红弹” ，将装有剧毒氰化氢的弹药称为“茶弹” ，将催泪弹称为“绿弹” 。

虽然已是深夜，但消息一出，仍如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媒体关注。常驻东京的《环球》杂志采访人员随即发出消息《日媒公布侵华日军使用毒气证据》。这条消息先后被中国380家媒体使用。

日本地方媒体也立刻给予关注。 7月8日清晨，日本《东京新闻》《京都新闻》《山口新闻》等报纸均刊载了共同社的这篇稿件，很多报纸还将此稿放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其中《东京新闻》还在消息中增加了历史背景信息，称日本曾在广岛的大久野岛设立毒气生产基地，将毒气运到福冈县后灌装入炮弹再运往中国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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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日本各地方媒体刊登的相关稿件（郭丹摄）

严谨的历史实证研究

在整套资料集中，松野诚也认为学术价值最高的是1939年7月，迫击第五大队在中国山西省东部山岳进行作战的《晋东作战战斗详报》。这期《战斗详报》记录了日军迫击第五大队首次使用糜烂型毒气弹进行作战的情形——向中国军队发射231枚喷嚏型毒气弹和48枚糜烂剂毒气弹，并评价糜烂剂毒气弹“效果非常好” 。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更多相关研究信息，松野诚也将对《晋东作战战斗详报》的分析结果以论文的方式发表在了日本月刊杂志《世界》的第8期。《环球》杂志采访人员读到了这篇题为“新资料讲述的日军毒气战——从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看史实”的论文。以下是该论文的核心要点。

要点一：什么是《战斗详报》？

松野诚也在其论文中介绍说，《战斗详报》是日军在战争期间，将自己部队的作战详情进行总结后，报告给上级指挥官的详细报告书。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陆军的步兵、炮兵的大队以上；空军的大队以上；其他兵种的中队以上有给上级汇报战况的义务。报告的内容包括战前状况、气象情况、战场情况、敌我交战兵力、各时期的战斗经过、战后状况、对未来作战的参考事项、部队功绩记录等。最后，还会附有部队编成表、伤亡情况表、兵器弹药损耗表等。有的还会附带有行动的命令批文。

这种公文式的战斗报告书，一般会在封皮上写上战役名称，副标题上写上作战时间、作战部队名称等信息。如果是机密级的报告，右上角一般还会盖上“军事机密”的秘印。

但松野诚也收集到的资料封并不具备这些特点。封皮上写的是《晋东会展昭和十四年（1939）七月五日-二十八日中队长》这样的类似字样，既没有署作战部队的名称，也没有盖“军事机密”的印章。那么这到底是不是日军《战斗详报》公文呢？和真正的公文有什么区别呢？

要点二：史料的真伪

松野对《环球》杂志采访人员说， “这个封皮有明显的被人换过的痕迹，报告书的装订线也是被换过的。 ”至于更换的原因，松野推测说，也许是因为这份《战斗详报》并不是日本战败后被带回日本的，而是在战争期间，这位担任过第一中队长的中尉将战报变为个人记录的体裁样式秘密带回日本的。

为了消除人们对资料真实性的质疑，松野以这份《晋东会展昭和十四年（1939）七月五日-二十八日中队长》为例，对资料的真伪进行了辨析。

松野认为，这份资料记录了部队从“华中中支那派遣军”转为“华北北支那方面军”的过程，并附有部队转移的命令（1939年5月31日“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大将军签发的“方军作战甲第六五九号”部队调转命令）。松野将这份命令与已知的命令原本——《方军作战命缀（方军作战命令集）》进行比对后发现，与原本完全一致。

松野又将这本资料中记载的时间、地点以及发生的内容与已知的史实进行对照后发现，所有信息均未发现与已知史实相矛盾的地方。

因此，松野判断这些资料集就是真正的《战斗详报》，真正的资料封皮应该是《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第十八号晋东作战战斗详报〉》。

而对于整套资料，松野也都进行了判断、分析与解说。经过严谨的史实考证，松野认为这套资料就是日军记录的真实的《战斗详报》，其内容的真实性经得起推敲，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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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晋东作战?战斗详报》照片（郭威摄）

要点三：可怕的日军迫击第五大队

松野诚也在论文中详细介绍说，日军迫击第五大队是作为毒气部队派到中国战场的。

1937年8月12日，迫击第五大队从大连港登陆，进入中国。这支大队设有一个大队总部，下属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又有3个小队，共有963名士兵。武器装备方面共配备了36门九四型轻迫击炮。而这些迫击炮里装入的就是可强烈刺激呼吸器官的“红弹”以及可令皮肤及黏膜溃烂的“黄弹” 。

松野这样描述， “红弹”爆炸时，其内部的毒气也随之出来，可以让人呕吐，呼吸困难，从而失去战斗能力，如果是密闭环境下吸入高浓度“红弹”毒气的话，可以导致死亡。 “黄弹”爆炸后，会形成水滴，滴到皮肤上会生成大量水泡从而失去战斗能力，重症情况下会死亡。

日军仅在《晋东作战战斗详报》中记录的7月17、18日的两场战斗中，就使用了231枚可强烈刺激呼吸器官的“红弹” ，以及48枚可令皮肤及黏膜溃烂的糜烂性“黄弹” 。

作战完毕后，日军在《战斗详报》末尾附上了《本次作战期间使用甲号资材的使用情况》的说明文件。日军记录到“本大队是第一次使用‘黄弹’ ，由二中队伺敌军最合适时机发射了48枚‘黄弹’ ， ‘效果甚好’ 。但由于是雨季，因此效果还没有发挥到最大，如果天气状况等条件具备的话，效果一定更加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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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5日，日军细菌毒气战罪行图片展在东京举行。图为3名青少年在图片展上参观

侵华毒气战重要责任人——载仁亲王

松野对《环球》杂志采访人员说，此前的许多研究已经表明，昭和天皇的幕僚长，也就是日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是日军在华实施毒气战的幕后总指挥。

这位载仁亲王是日本昭和天皇的皇叔，参加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更是暗杀张作霖以及侵略中国东北的幕后策划者。 1931年至1940年，载仁亲王担任日军陆军参谋总长，掌握指挥大权，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负有重要责任。而当时的日本军队分为陆军和海军，没有直接的空军，因此攻打陆地的航空部队也归陆军管。

松野介绍说，根据此前的研究，载仁亲王分别于1937年7月下达在华使用催泪弹（绿弹）、1938年4月下达使用喷嚏弹（红弹）、1939年5月下达使用糜烂性毒气弹（黄弹）的命令。但此前的研究虽然看到了命令文件，但具体毒气战在哪里打的还不清楚。

根据松野发现的《晋东作战战斗详报》记载， 1939年5月13日，载仁亲王下达《大陆指第四百五十二号》命令，命令在中国华北作战的北支那方面军司令杉山“在现在的占领区域作战时使用黄弹等特殊资材，并研究其作战价值” 。命令还指出， “一定要采取各种措施注意事情的保密。特别是对第三国国家的人，绝不能出现第三国国家的伤者”“只要不让欧美等国发现，违反国际法使用毒气弹也没关系。不仅仅是中国部队士兵，即使当地老百姓一定程度上被害那也是没办法”“要在山西省找个偏僻的地方便于隐秘的地方先以实验研究为目的用最小的弹药进行实施。注意不要用飞机撒毒气弹雨” 。

所谓的“第三国国家” ，应该是指欧美国家。日本在明明知道毒气弹使用违反国际法的前提下依然在中国实施毒气战。但是为了极力避免被“第三国国家”发现，特意强调不能出现第三国伤者，但在中国，就连无辜的老百姓也不放过。

松野诚也在论文中特意指出，正如《晋东作战战斗详报》中的命令原文所表述的那样，从参谋总长的命令到参谋本部作战课再到一线部队，日军毒气部队就是基于这个命令的方针来有组织地进行毒气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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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的哈尔滨市民李臣（左）在与日方律师交流

记录的罪行只是冰山一角

然而，晋东作战仅仅是迫击第五大队在华实施的一场小战役。松野说， 1939年5月13日，日军参谋总长下达了在中国战场使用糜烂性毒气弹的命令。《晋东作战战斗详报》记录的是日军陆军步兵在中国战场上首次使用糜烂性毒气弹的作战情况。据其研究考证，同一时期，除了日军迫击第五大队还有日本的第三飞行集团（侵华日军的集团编制级别大致相当于师团一级，有骑兵集团和飞行集团），也就是日本的航空部队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在中国使用糜烂性毒气弹。

松野说，《晋东作战战斗详报》在最后的“过失、将来的参考”一栏中记录到，在山岳地带的战斗中“红弹”的使用应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报告了首次使用糜烂性毒气弹威力很大， “效果甚好” 。这种黄色的糜烂性毒气弹对于当时没有任何毒气防护工具的中国士兵来说，杀伤力无疑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这次在晋东实施的毒气战是被作为糜烂性毒气弹的实验而进行的，这份实验报告随后也提交给了日本的上级部队，而这份报告应该与日后日军更大规模疯狂地使用毒气弹是有直接关联的。

松野解释说，事实上，这位闲院宫参谋总长在1940年7月23日下达了《大陆指第六百九十号》命令，指出：除了不能用飞机散布糜烂性毒气外，所有被派到中国战场的全体陆军，均可以全面使用包括糜烂性毒气在内的毒气弹。

这样一来，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的毒气战进一步升级。

松野诚也说， “有关日军毒气部队第五迫击大队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史实在80年后的今天终于弄清楚了，但这并不是日军毒气战整体的全貌，我们了解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历史史实有待更深入地挖掘” 。

“我深知这些资料对于揭开历史真相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要把他们买下来，并展现给社会。为后世留下这些真实的历史，是我的使命。 ”松野诚也感慨说， “《日本国宪法》的前言中有这样的表述， ‘日本决意：不再通过政府行为，再次酿造战争惨祸’ ，但现实是有关战争的历史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风化，勇于承认历史的诚实勇气也逐渐在消失。为了不再让悲惨的历史重演，日本需要更谦虚地看待侵华战争的历史史实。需要将厚重历史放入现代，进行深入的课题研究。 ”

来源：2019年9月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18期

监制：乐艳娜责任编辑：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