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飞立：徽州家书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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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新潮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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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地理名词。这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风昌盛，孕育了广博深邃的徽州文化。因此，我们将寻访家书的目光聚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十分幸运的是，我们顺利地联系到两位徽州当地（今黄山市屯溪区）的老先生，经由他们的讲述与徽文化结缘，走进家书背后的历史。

民间的徽文化研究爱好者

鲍飞立是我们最先联系到的对徽州家书有所了解的人。出生于1949年的他自3岁起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皖南，就一直在屯溪长大、读书、工作、成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屯溪人。鲍飞立曾经从事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的工作，自2009年退休后，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及屯溪的深厚感情，撰写了不少聚焦徽州文史方面的文章。

年近古稀的他不仅是图书馆、档案馆的常客，而且“有时候为写文章还经常熬夜” 。听说我们的来意后，鲍飞立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特地将自己的老同学刘百林，一位业余收藏爱好者，请来与我们一同面对面交流。

鲍飞立

刘百林与鲍飞立是高中校友。刘百林这样描述自己：前半段较为顺遂，后半段较为坎坷。贫农出身的他被招进工厂，后被推荐到中科大进修德语，前往德国留学两年。社会转型期，工厂工人下岗的遭遇即便是有留洋经历的高材生也无法幸免。他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如兼职教师，导游，翻译。由于工作不稳定，刘百林拥有了大量的自由时间，加之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于是开始了收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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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百林

刘百林主要收藏明清古籍线装书和徽州文书，据他介绍，徽州文书的很大部分是由他们这一代人发现的。刘百林不光收藏，也对文书资料进行整理，曾经发表过《藏文载史的张氏宗谱》《徽州继嗣问题之管见》《浅谈税票的钤记与备注》等文章。他与鲍飞立二人关系很好，又志趣相投，有时也共同研究分析，合著文章。

犄角旮旯里的“宝藏”

谈及之前如何发现家书，刘百林说，他结识了三教九流的朋友，得到消息后常常要去三区四县跑，也常常空手而归。 2005年，他在歙县王村村民家里本想收古籍，但在房间角落处一小捆落满灰尘、全是污垢的纸引起他的注意。他将这些纸清理之后分门别类，发现可归为三类：第一，抗战时期的家书；第二，经济维艰时期各处寄来的应聘拒绝信；第三，民国乡级政权建设的公文资料。

鲍飞立和刘百林一起分析了第三类材料，其中囊括歙县的政权交接，乡公所的会议记录，提及抓壮丁卖军粮等事项，记录得很详细。还有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选举第十选区的选票等。他俩便共同撰写了《浅析民国歙县的乡级政权及“黄景抗丁案”始末》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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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抗战时期的普通人

鲍飞立和刘百林发现的这批家书，由歙县一位名叫张如波的人用毛笔写就，共七封。其中给其表弟方天生五封，妻子维秀一封，姑父大人一封，横跨民国 27 年（1938年）至民国37年（1948年）。

据鲍飞立分析，张如波约于民国初年（1912年）出生在皖南徽州歙县南乡农村，家境一般，在私塾读过书，字写得很好。徽州在抗战时期是国民党陆军第三战区，是小后方、战略要地。张如波约在1938年参军，可能因为有一定文化水平，被任用为国民党军队的排级军官，经常随部调动四处奔波。张如波似乎老实本分，并不通晓官场逢迎的手段，直至民国36年（1947年）解放退伍前，始终只是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低级军官。

张如波的表弟方天生恳请他在军队中代谋一职，他有心无力，在信里写， “余在军界有年，着代谋位置，等语。言念及此，实令人惭愧，何似追溯浪游十数余载，不但建树毫无，而两袖清风，真乃枉为一世人耳” 。他随军四处出差，十分辛苦， “薪金甚微，实有个人生活不堪维持” 。给妻子的信件中提及“破锡器卖了二十七元” ，想来张如波也无多少积蓄可定时汇款，家人只得变卖器物补贴家用。民国37年（1948年），张如波因经营欠善，结束退伍后在沪寄人篱下的经商生涯，返回老家徽州歙县与妻女团聚。七封家书的年月止于此。鲍飞立评价张如波是一个“有着徽州人传统性格，讲究亲情关系，待人接物礼貌有加，温文尔雅，忠厚诚实的知识分子前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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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如波的书信中也可一窥抗战时期民生凋敝，经济困苦的状况。张如波给妻子寄信谈及汇款， “我今天由中国银行汇了二十块钱。是汇到徽州城里方天生表弟处。因为邮政局现在每人只准汇十块钱。汇费还两块多钱。实在是汇不起。中国银行里汇二十块钱。只要两角钱。中国银行只能汇到徽州城里，别处汇不到。想来想去，只好汇到天生表弟那里。 ”天生表弟也四处寻觅工作，然而收到的反馈信件皆语“但遇此之世，生意萧条、苛税奇重之时，故而各业凋零，人浮于事” ， “敝于今年店事不佳，开春停歇之意矣” 。抗战时期国内整体经济都陷入困境，各店都自顾不暇，方天生想谋一份职务自然困难重重。

刘百林给我们展示这些家书时，指出了很有趣的一点，同样是张如波写的信，其他都是潇洒恣意的草书，唯独给妻子这封是娟秀的楷书。刘百林分析有两种可能，或许妻子维秀也有一定文化，知书达理，工整的信件或许代表着对结发妻子的一份柔情。又或许妻子并不识字，楷体相对好辩认，以便妻子届时方便找人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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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百林还带来了较为珍贵的早先收藏给我们开眼界。例如这一份光绪23年的婚书，看似喜庆的红纸上却写着“余阿江氏今因身子不幸病故，遗有媳方氏，贫寡难守衣食维艰，又因衣衾棺椁账债难还，自愿将媳方氏立此婚书出嫁于王阿方氏之子王景光名下为室三，议定得受彩礼九十八元正。 ”这位婆婆要把守寡的媳妇像畜生一样卖掉，还做棺材的债务，刘百林说“这怎么是婚书，分明是卖身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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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作为史料的家族文书

鲍飞立认为，家书一词的历史意味很浓，属于文物，一般用毛笔写就，还包含着印章篆刻等传统文化。家书能够折射表现社会风貌，属于徽州文书的范畴，也是徽州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当被问及自己有没有写过家书时，他笑着否认了，插队时期写给家人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单纯的书信，在他看来并不属于家书的范畴。

刘百林对家书的看法与鲍飞立相似，又做了进一步补充。 “人们常说‘烽火连千里，家书抵万金’ ，家书就是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的来信，这是狭义的理解。 ”刘百林更倾向于将家书看作家族文书的简称，从徽州文书的大视角下来理解家书。 “凡是与家族、家庭有关系的，以文字契约方式留下了并且传至后代的就是徽州家书。宗谱族谱祖规家训，作为对家族的约束，都需要有模板和参考，而这些都是根据家书来的。根据我的一些收藏，一些家法就是从古人写给家人的信件扩散而来，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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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师都十分看重家书作为史料的重要性。家书因其真实性和私密性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很有价值。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历史研究中，地方志能够补充国史的不足，而家书能够补充地方志的缺陷。

刘百林从自己的收藏中已经有了许多发现，例如《中国通史》曾经提及绍圣年间张潜总结胆水炼铜经验为《浸铜要略》一书，现已失传，仅保存了一篇序言。而他收藏的《星源甲道张氏宗谱》中便收录了《浸铜要略序》和《浸铜要略后序》，比现存他人所撰序言早了二百年，证实了古徽婺源人张潜父子发明了胆水浸铜法，补充了中国科技史的空白。

然而家书较为隐晦，不便收集，保留下来的不多。自宋代以来存在退还家书的文化传统，不仅出于对对方的尊重，还考虑到避免纠纷和抵御文祸。刘百林举例说，杨绛晚年时采用古人的办法，主动交待身边人将别人的东西都退还，也烧掉了个人日记，正是因为这些可能会牵扯到个人隐私、人际关系及政治因素等。因此，除非从文书宗谱的角度寻找家书，否则很难找到。而家谱这一传统，在徽州当地也一直传承，始终续写。

刘百林说，由收藏的文书材料提供的线索，分析之后撰写的文章能够引起大众的注意，给他带来成就感， “历史研究，只要能从其中发现一点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

采写 | 古梦源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本科生

美编 | 王钰婷海外教育学院2018级本科生

责编 | 陈丽敏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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