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坑爹的袁克定：华北沦陷后拒做汉奸，晚年靠表弟接济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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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定，袁世凯长子，原配于氏所生。幼年随袁世凯历任各地，清末，荫候补道员，后升任农工商部参议、右丞。曾去德国留学，因此熟习官场一切，并造就了他的政治野心。后因骑马摔成残疾，被称为“袁大瘸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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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经袁世凯的授意，与被捕后又释放的革命党人汪精卫结为异姓兄弟；南北议和时，遭到宗社党的反对，袁克定即暗示汪精卫指使革命党人彭家珍刺杀了清廷的禁卫军统领良弼。

1915年9月1日，筹安会组织各省旅京人士以“公民请愿团”的名义，向参政院请愿，并为各“请愿团”代拟要求变更国体的请愿书。与此同时，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刊登假新闻，蒙骗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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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老爸称帝后，袁克定仗着老袁的身份，常以大皇子自称，并命手下人称自己为“大皇子殿下” 。这还嫌不爽，又私刻一印，上书“大皇子印” ，到处用此印忽悠人，买东西也不给人家钱，只给人家盖个印。有一次路过妓院，见一手下人嫖妓没钱被赶出来，袁克定便大方地把印交给手下：“去，以后拿此印随便嫖。 ”于是，京城各大妓院便刻满了“大皇子印” 。

然而，好景不长，洪宪帝制，车覆人亡。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袁世凯弥留之际，口中喃喃自语：“是他害了我。 ”这个“他” ，是杨度抑或是袁克定？袁克定跪在灵前，哭喊：“我对不起爸爸！”幡然悔悟，已经晚了。袁克定失去父亲之时，他就意识到袁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袁克定背着“欺父误国”的骂名，一步一拐地走向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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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定早年娶湖南巡抚吴大澄的女儿吴本娴为妻，过门不到一个月，他又娶了一个叫马彩凤的姨太太。吴氏耳朵聋，袁克定和她说话只能笔谈；马氏长的也不好看，均不能如袁克定的意。

他老爹就任总统时，他又趁机纳了一个唱戏的为二姨太太。这位二姨奶奶是女文武须生，因擅演《定军山》，故时人多称她“老黄忠” 。这个人举止轻浮，对袁克定非常厉害。袁克定很怕她，又很宠爱她。这位二姨奶奶恃宠而骄，竟在津门家中与某西医大夫行为逾轨，其暧昧事被袁克定闻知，才大发雷霆，断然割爱，将她驱逐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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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袁氏家族失去了靠山，全家移居天津，家境每况日下。后来袁家在河南的家产又被国民党政府没收，昔日呼风唤雨的袁大公子只好靠典当为生。抗战期间华北沦陷，袁氏旧部、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曹汝霖为日本人充当说客，劝袁克定把老家彰德洹上村私家花园卖给日本人。袁氏族人为了得些好处，也纷纷纵勇袁克定卖掉祖产，但袁克定坚决不同意，以“先人发祥之地，为子孙者不可擅自出售”为由婉拒了日本人。这时华北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见袁克定经济拮据，便以高官厚禄诱其出山到华北伪政权任职，以笼络北洋旧部，但早已将一切看穿的袁克定不再像当年那样迷迹权力，更不愿背个汉奸骂名，所以坚持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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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袁克定还专门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不问国事，并拒见宾客。据说还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题诗表彰他的气节。对此，袁的密友、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曾评论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时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 ”

袁克定学识渊博，精通德文和英语，善狂草，擅篆隶，能作画，但很少赠人。中年以后，只知道携一批男宠尽情地玩乐和挥霍，直到家产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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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住宅售价85万元，被贴身佣人领去；家中的一些文物，又被另一佣人以供他晚年生活费用为由，借口开一古玩店而全部骗走；其子袁家融，又把仅余的股票全部折价投资于其内兄在天津开的新懋交易行内，当时言明营业所得利润供袁克定余年的生活费用，可以随时支取，但后来袁家融不念其父年迈生活无着，分文不给，致使袁克定两手空空，生活无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张伯驹先生将其接到自家供养，一切生活费用均由张承担。

上世纪50年代的袁克定，不再是锦衣玉食的“皇储” ，只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虽无鱼肉菜肴，只是以窝窝头切片，加上咸菜而已，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就是吃饱肚子而已，没有什么豪华的生活。每当提起袁世凯时，他总是虔诚而严肃地称为“先总统” ，没有一丝轻慢，不自辱，也不自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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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定晚年在表弟张伯驹家的时候，几乎足不出户，每天都是以读书自娱。张伯驹交友甚广，家中常常宾客盈门，可是袁克定从不下楼参与。这位民国风云人物的晚年就真的好象是一个隐形人一般，除了张家人能在家里偶尔遇见他之外，外界很少有人能见到他。

全国解放后，曾任北洋政权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身份，在文史馆给袁克定弄了个馆员的名义，每月有五六十元的生活费。每次领到钱后，袁克定都要全部交给张夫人潘素以贴补家用，但张伯驹总是让夫人将钱如数退回，淡泊如云的张伯驹事后曾对朋友说：“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

1958年袁克定在张家病逝，当时只有二夫人马彩云在其身边，他的后事全由张伯驹代为料理。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