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矛革的黄金：国家与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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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笑微/文

1629年1月，英国下院在料峭寒风中重开议会，议员们迎来的却是查理一世国王劈头盖脸、长篇累牍的关于“吨税和磅税”的演讲。

所谓“吨税” ，指对酒类商品征收的进口税，以吨计算，通常来自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磅税”是广义类别商品的进出口税，每磅按重量征收一先令。吨税和磅税是英国国王私人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从中世纪开始经常终身授予英国国王。但查理登基之后，就陷入了与国会的漫长斗争，在宗教态度上也暧昧可疑，于是下院只肯授权合法征收一年，冀望国王以务实的态度年年回来谈判续约——这显然误判了那位傲慢而笃信王权神圣的君主。对于议会不仅拒绝终身授权反而奉上限制君主税收权利的《权利请愿书》的做法，查理暴跳如雷，从此长久关闭议会，英国陷入了“十一年君主暴政”时期。

根据1217年《大宪章》，英国君主无法在缺乏下院批准时合法收税，因此国王临时起意的横征暴敛，像著名的“船税”（海军费用的临时税收，只能在战争时征收）和“骑士扣押法罚款”（不参加骑士册封典礼的罚款），都遭到普遍的抗议和抵制。终于在1640年，苏格兰起义爆发的压力下，接近破产的查理国王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筹措军费。一场以钱拉开序幕的喜剧，最终将转化为以血淹没的悲剧。

约瑟夫·熊彼特曾经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中，富有感慨地引用葛德雪的名言“将国家身上一切迷惑人的意识形态伪装剥去之后，剩下的躯壳就是预算”——一个民族的财政史，是民族总体历史的关键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塑形作用，可以用来解释“诸多事件中包含的一切主要特征” 。

财政压力对民族的塑造，是社会史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与其他经济因素不同，财政和税收由于与国家意志的密切联系，经常成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普遍“抵押方式” ，或者更现实地表现为——政治权力在历史市场上的直观定价，当上层建筑资不抵债的时候，国家的破产就表现为税收失败和财政崩溃。当查理一世走向断头台之前，英国的非法税收使纳税总值甚至“超过了货物本身价值” 。

如果我们把《霍比特人》神话中的巨龙史矛革看作国家利维坦的隐喻与化身，那么税收就是巨龙洞穴里的黄金和珍宝，宝藏广袤富饶，但巨龙的吝啬与贪婪，使得膨胀与掠夺成为一种内生的冲动，总是试图将庞然大物引向毁灭的命运。

“多拔鹅毛，少让鹅叫”——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尔

税收的正义性与功利性之辩，是一个迷人的话题，它既含有国家调节分配不平等的良能意志，又在现实中是根据社会契约购买公共服务的价格。在一个思想实验中的开放国家市场，税负与公共服务品质形成价格竞争，人民通过移民用脚投票，如同霍弗在《狂热分子：群众运动本质思考》中独到地指出：“移民是革命的替代品。 ”另一方面，税收和财政压力对于社会契约的改革和重新修订，提供了一种天然正义制高点和感召力，更是将社会中间层卷入斗争漩涡的决定力量，迄今为止对税收原则与实践的不满和挑战，没有在任何一项影响重大的社会运动中缺席。

税收思想史记录了这些税收原则的递变，经济和政治思想史为税收原则提供了前瞻性，而税收的形式却有跨越时代的惊人延续性。没有任何一种负担沉重的税收制度是近现代独有的， “负担沉重”本身就是讽刺而深刻的历史现象。基督教诞生之前，古希伯来人向罗马缴纳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税收，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人的税负占到收入的81%之多。

尽管如此，税负本身并不等于税负痛苦。财政史上最著名也是最世故的阐述，无过于科尔贝尔所言：“税收是尽量多拔鹅毛而少让鹅叫的艺术” ，转移鹅的注意力，要看你在碗里放了什么。成功的国家也会有税负沉重的时期， 1775年到1845年，工业革命刺激经济活动频繁起来，个人税负也随之增加，但仍然取得了重大的经济进步和普遍生活改善，在自由主义财政学的观点看来，这是因为税收被“明智地征收” ，它不仅出自收入，而且出自纳税人因税收刺激而勤勉创新产生的增量收入，从而造成了没有输家的帕累托改进。 “明智收税”的原则，就是在能产生必要的总收入前提下，对纳税人压力最小的税收。

英国财政学者麦克劳，对税务和苏格兰威士忌蒸酒器改革之间的互动，做了一个深入精彩的案例研究，被格罗夫斯教授收入《税收哲人》。 1786年以前，在苏格兰对酒精提炼征税，是以产量为税基的，因为统计不便，政府后来改为以蒸酒器的体积容量计征，税率也因此调整，目的是让酒厂的税负和政府的收入都维持在与从前相当的水平。但税收政策一变，两个聪明的酒厂经营者立刻受到启发，对蒸酒器的形状进行改造，减少深度而增加直径，使总体积不变，但蒸酒器底部接触火的面积增加，蒸馏时间大为缩短，过去一星期完成的工作量现在可以减少到几个小时，产量显著增加，容器的单位税率没有改变，产量的实际税率却大大降低了。这个方法不胫而走，成了蒸酒者的常识。为了保证税收收入不变，被钻了空子的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但政府的这种行动反而刺激酒厂进一步推广改造，政府和私人部门反复博弈，蒸酒厂商经常行动更快，最后的结果是极为振奋人心的——蒸酒器的生产率与最初相比，提高了2880倍！

亚当斯密从古典的理性主义财政观点出发，总结出“斯密教义” 。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水晶般纯粹和理性的分析框架一样， “斯密法则”假设了一个完美信息与产权清晰的税收市场，滥用税收不仅是一种暴政，更是一件愚行，即使以纯利益衡量也应被摒弃，因为它将使避税的动机大于生产的热情，引致税基的坍塌。

累进税有利于降低不平等吗？

2016年的美国大选初选，曾有位一度颇热门的候选人，黑人外科医生本杰明·卡森。此君发于贫贱微末，以个人奋斗成为杰出的神经外科医生，但就整体政治立场而言极端保守，在税收政策上尤为令人侧目。卡森主张以圣经的宗教十一税为模版建立单一税制（FlatTax），代替目前复杂的累进税，不分贫富税率一刀切，直到接受采访时主持人告诉他，若以单一比例税想达到目前的联邦税收收入水平，实际税率将达到20% ，意味着穷人大幅度加税和富人大幅度减税。

尽管场面一度尴尬，但是一位公开总统候选人的税收政策，不会没有基础。与卡森抱有相似观点但不至于过分极端的候选人，有人气很高的参议员兰德·保罗与克鲁兹。前者甚至认为， 17%的均一税之后，就应该取消所有的资本利得税和利息税。

现代福利国家奉行的累进税制，即对课税收入/财产金额增加而执行递增的税率，本质上是为了对抗均一比例税的累退性。累退性，指一种税收方案就课税人群的实际收入而言，收入越低却实际税负越重——如果所得税采取均一税率，如同卡森医生的建议，那么低收入区间的税负痛苦会远远大于高收入区间，原因在于它没有按“负担能力”衡量福利净损失。间接税中的营业税和消费税，直接税中的财产税，特别是房产税，都显示出重要的累退性，导致社会分配不平等的恶化。

累进税的理论基石是福利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所奠定的，斯密教义的公平原则被扩展到“负效用”的公平，从边沁到埃奇沃斯和庇古，效用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以“平等牺牲”和“最小牺牲”定义税收的福利损失，对抗累退性，政府应当如同耶稣对待穷寡妇的两个铜板和富翁的十个金币，去再调整税负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

累进税历来是普遍认为的社会公平调节机制，为左派所推重，就连《共产党宣言》都明确支持征收高额累进税，并将其视为“最先进国家”的特征之一。欧洲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背后，也有非常悠久的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历史。然而累进税的实质，其实是对社会公共服务执行价格歧视，对不同人群出售社会契约的不同定价。价格歧视可行的前提，是垄断者掌握完全信息，以及不同市场的有效隔离，前者会造成税收成本的提高，后者则会催生套利行为（逃税和避税）。更不要说，累进税本身所具有的效率缺陷，会抑制高收入阶层的创造力，一旦避税的驱动力超过创造价值， “成功者惩罚”就会从反面抑制税收总收益，导致福利支出的不可持续。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有力呈现了不平等加剧的现实趋势，累进税制并没有成功地调节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结果，相反却成了一种平等主义的幻梦。国家对稳定税基的需求，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依赖，令累进税制的大部分负担由中产阶级而不是富人承担，全球化进程极大刺激了资本收益避税工具的丰富，当国家调节能力弱化，累进税制不仅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反而微妙地激化了衰退的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之间的对峙，为民粹主义崛起创造了财政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主动介入导致了国家的自我绑架。

或许平滑一点的累进税曲线能够将单一税的优点吸纳改善一部分，或许引入集体谈判机制商讨弹性税率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方向，然而真正应该凝视的，还是国家这条史矛革巨龙，有多少惰性，又有多少动力，抓起又放下洞穴里的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