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命运的，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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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与石涛

1644 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

这一年，朱耷十九岁。在清军追杀明室后人的乱世中，他慌乱无措，逃难路上，妻儿失散。

这一年，朱若极三岁。父亲朱亨嘉凭借传袭下来的“靖江王”藩号急切地自称监国，欲成大事，不料被已经登基称帝的唐王朱聿键杀死，他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太多痕迹，便匆匆成为了动荡时局里微不足道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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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宗室中，朱亨嘉代表的世系离主系较远，本不具备继承正统的资格，但眼看江山陷落，目睹唐王与鲁王为争夺帝号明争暗斗，他没能按耐得住黄袍加身的巨大诱惑，在偏安一隅的广西举旗，改桂林为西京，采用洪武纪年。

不足半年，朱亨嘉死去。年幼尚且不知事的朱若极，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既被朱姓同族驱逐，又被清兵所不容的反贼子嗣，遭到追捕。

幸好，家族宦官及时将其抱出得以保全性命。自此，他开始隐姓埋名，四处躲逃，稍长之后来到广西全州湘山寺，削发为僧。

于是，世间少了一个皇族贵胄，多了一个不问世事的僧人——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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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同族辈份推算，石涛算是朱耷的玄侄孙，他们一在桂林，一在南昌，相距 800 多公里，若不是一个王朝的崩塌，二人也许一生都不会有交集。

就在石涛被救出，逃离靖江王王府之际，南昌的朱耷也经历了同样的悲惨之事。

朱耷的父亲朱谋觐，不谋权势，喜书善画，在南昌当地称得上名士，可惜中年患疾，于明朝覆灭一年后因病离世。不久，清兵攻进南昌城，在斩杀几位明室后人之后仍未停手，开始继续追查“余党”下落。

朱耷只得躲进深山，不见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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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厚重的朱氏族谱上，没有朱耷二字，他在其上的名字是朱统 quàn ， quàn 是一个“上林下金”结构的字，如今在键盘上已无法敲出。

而 5 年后， “朱耷”也消失在了人间。他在奉新县耕香寺剃发为僧，改名雪个，法号传綮（ q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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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都经历了巨大的家族变动，但由于二人当时所处的年龄不同，在日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朱耷正值青年时期，他眼睁睁地看到了国家消散，家庭崩离，族人被杀，这一幕一幕的图景如此真实，又如此痛彻。对他来说，出家是形势所迫，更是精神需求。这位 8 岁便能悬腕作米家小楷的年轻人，就这样远离了世事，在之后的修行岁月里，他潜心佛法，偶绘书画。

石涛年纪尚小，他甚至没有感受到家族的荣耀便迅速进入了另一个朝代，加之父亲是被同族人所杀，在他的观念里， “明朝”的概念不够鲜明，所以他云游四方，结交友人，内心始终充满了“动”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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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 年，清廷发出新政，宣布赦免易姓埋名的前朝后人，允许他们自立生活，不再追捕。

在安徽小城宣城默默作画十多年的石涛，此时是名噪东南的名家，他在这一年移居南京，对新政权产生了希望。康熙两次南巡，他在南京、扬州两次接驾，献诗画，自称“臣僧” 。后又北上京师，用画笔结交达官贵人，但终不得进仕。

清朝初年，董其昌的理论依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宫廷自上而下倡导的摹古风气正劲。石涛在宣城期间师从梅清，间接受到了董其昌画风的影响，所以在京时，他可以轻松地画出当权者喜好的作品。

但在这些权贵们看来，石涛只不过是一个游走于官场并且会画画的僧人而已，他起到的作用只是“助兴” ，别无其他。

1690 年冬，他黯然离京，直奔扬州。本就背着他人非议和沉重皇族包袱的石涛，方才觉醒，觉得自己像是乞丐，留下了一首凄凉哀婉的诗：

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

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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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近的年份，朱耷已是得道高僧。

他在清朝新政颁布后，选择了还俗，而在这之前，曾染上一场癫狂病——他将自己的僧袍撕碎后，一把火烧了个精光。朱耷真的癫狂吗？无可考证，但这似乎是一场仪式，一场向世俗进发的仪式。

1684 年，他回到南昌，但家乡已不是以前的模样。

他丢掉了过去 20 年间使用过的雪个、个山、人屋、良月、道朗、驴屋...一切称号，开始用“八大山人”的名号作画写字，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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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4 年，半生过去，八大山人 69 岁，石涛 53 岁，一在南昌，一在扬州，相距 600 多公里。

他们虽未谋面，但晚辈石涛对八大的作品已是十分熟悉，他在《为鸣六作山水册》上写有 “淋漓奇古如南昌八大山人”的题跋，这是现存可知最早的石涛谈及八大山人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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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师离开回到扬州后的石涛，静心研究绘画理论，撰写成《画语录》，被后人奉为经典。他深居简出，蓄起头发，由佛转道，自取别号“大涤子” ，开始筹建大涤草堂。

1696 年，草堂建成，他写信给八大求画一幅，以装饰大涤草堂。在这封信之前，八大曾为石涛画过一张《大涤草堂图》（已不存世），但因为尺寸太大，石涛屋内无法放下，于是再求一幅，信云：

闻先生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也；济将六十，诸事不堪。十年以来，忆往事。所为书画皆非。侪辈能赞诵之而为宝物邪？济几次接先生手教。未及奉答，总因病苦，拙于应酬，不独于先生一人为然也，四方皆知济此病。今日李松庵兄还南州，空函寄上。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之上。老屋数椽，古木樗散数株，阁中有一老叟，此既大涤子，大涤子草堂也。若事不多，余纸求法书数行，列于上，真济之宝物也。勿书和尚，济有发有冠之人也。只恨身不能迅至西江一睹先生颜色！老病在身如何如何？

上雪翁先生。

济顿首。

几年后，石涛收到此画，十分高兴，题诗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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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八大与石涛，通过中间友人，频繁书信往来，并合作作画。八大在石涛的兰花图上题跋说他的画得南宗之真髓，给晚辈以至高评价；石涛更是对八大心有崇敬，他在《十二开江行舟中作山水册》上书：

人家疏处晒新罾，渔火蛟人结比朋。

我坐小舟惟自对，哪能不忆个山僧。

个山僧，即是八大。他一生奉行的处事方式是“浮沉世事沧桑里，尽在枯僧不语禅” ，就像他曾在门上写下的那个“哑”字，对人不交一言，代之以手势或笔谈。

而石涛，则是他为数不多的可以相“语”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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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的愿望虽强烈，但由于身体问题，两位传奇画僧终未得见。

1705 年，八大山人在孤寂贫寒中逝世。两年后，石涛也因病走完了自己颠沛的一生。两位最耀眼的明室后裔，相继陨落。

回看跌宕的来路，不禁要问，是什么左右了他们相异却又相交的命运？也许在 1644 年的那场巨大变动发生时，已经被埋下了伏笔。他们怀着不同的心境，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他们将这些苦难转换，晕染在宣纸上，走向了笔墨的巅峰。

而这些，又岂是简单的“皇族后裔”可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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