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石经：写本时代文本与文字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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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虞万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儒家经典源自西周，因王官失守而普及于春秋战国，独尊于西汉武帝之时。自东汉熹平四年（175）始刊一字隶书石经，到清代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石经竣工的千余年间，先后镌刻过七种儒家石经，分别是：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蜀广政石经、北宋嘉佑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从表面看，七朝石经的内容和所用字体各不相同。就内容言，熹平石经包含《诗》《书》《易》《春秋》《公羊》《仪礼》《论语》等七部；正始石经则只有《书》《春秋》及部分《左传》；开成石经除《孟子》外，覆盖十三经中的十二经；蜀石经则已刻全十三经，自后嘉佑和乾隆石经相同（绍兴石经镌刻另有旨意）。依字体分，汉石经用隶书，魏石经用古文、篆、隶三体，唐、蜀、清石经用楷书，北宋石经兼刻篆、真二体，南宋石经则兼楷、行二书。从时间上划分，汉、魏、唐三种石经属写本时代，蜀石经间于写本与刻本时代，两宋和清石经则在刻本时代。若就历朝刊刻初衷与指导思想而深究之，写本时代的汉、魏、唐甚至包括蜀石经，都与当时的标准文本、标准字体相关，是朝廷因铨选、科举需要而统一文本与文字的政策和策略实施后的成果，其意义与价值非刻本时代的宋、清石经所能比拟。

西汉惠帝除挟书之律，山岩民间之书纷纷显世或上献朝廷，其中尤以儒家经典为多，故传习者亦众。至景、武之际，《诗》《书》等五经相继立为博士，传授经学，是为国家选官之重要途径。传习既久，师法异同引起是非纷争，于是有石渠阁、白虎观会议之评判折中，而五经博士亦由此衍展为十二博士。到东汉光武帝时，文本歧说有增无减，于是立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大小夏侯、欧阳三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有严、颜二家。再后师法博士中又衍生出各种家法。由师法家法所造成的异文异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策试高第，遂有贿赂官吏偷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本之事发生，导致熹平石经的刊刻。熹平石经在十四家文本中选取《鲁诗》《欧阳书》《梁丘易》《大戴礼》《严氏春秋》《公羊传》和《鲁论语》为标准文本，刻于石碑阳面，将其他各家与之不同的异文用校记形式刻于碑阴。刻校记于碑阴，从总体上说是全面展示五经十四博士的文本，但碑阳碑阴主次之别，实则是定碑阳文本于一尊。

文本与师说是区分汉代师法家法之管钥，文本之别主要是文字文句异同，由文字文句之异产生师说之异。儒家经典文本源于嬴秦者是由籀篆而隶，源于六国者则是由古文而隶。西土籀篆（包括草篆成隶）与东土古文形体本来差异很大，在隶定与隶变过程中产生异文，形成异本，终至分成不同的师法家法。所以，经典文本文字的统一，是阻止甚至消解文本异说的前提，有鉴于此，东汉朝廷用统一的隶书刊刻五经二传的今文本，应是一项包含政治与学术双重意义的策略。虽然，由于汉末政局动荡，宦官与外戚交互掌权，党锢之祸一再发生，灵帝想借用石经刊刻重振朝纲，无奈大势已去，未能挽回颓运，但其用通行隶书统一文本，无疑是积极的举措。

曹魏鉴于今文式微，古文经学不仅遍布民间而且立于学官，不顾熹平石经仍矗于太学，决然重新刊刻马郑本《古文尚书》和《春秋》《左传》，以顺应学术大势而与朝廷古文官学相一致。因为是古文本，故设计为古文、篆、隶三体石经，篆隶是秦汉四百多年通行且为曹魏承用的字体，古文对应六国尤其是齐鲁文本。西汉儒家经典出于孔壁，在熹平今文本后重刻石经，自当镌刻孔壁古文字体以显示其石经文本之渊源有自。

六朝时期今古文经学渐趋泯灭，至唐而南北经学归于一统，但由今古南北之学所遗留的文本差异，以及由隶变楷进程中产生的碑别字、俗体字，使得唐初的经典文本仍然极不统一。是时科举制度已建立，太宗为使天下英雄皆入彀中，自贞观起，即命颜师古校定五经文本，孔颖达主纂五经义疏。因抄本时代流传推广之不易，南北士子未能家置传习，科举考试只能采取习本制度。中唐张参任职国子监司业，责任在肩，故将科举所试五经与《公羊》《谷梁》《周礼》《仪礼》，加上《论语》《孝经》《尔雅》，一并书于泥壁。泥壁日久易污，齐皞、韦公肃等代以木板，而木板亦易圮剥，故郑覃在大和七年（833）将张参所书十二经重新校勘上石，至开成二年（837）刊成。开成石经所刊十二经完全与科举考试的大经、中经、小经契合，是唐代中央颁布的官定文本。张参取《说文》、熹平石经、《字林》《释文》校勘、规整十二经文本的文字，撮其要写成《五经文字》，分别正俗，成为唐代经典文字标准。郑覃在张参基础上重加校勘，刻成石经。所以，开成石经既是唐代经典标准文本，也是唐代文字标准字形。

蜀广政石经兼刻经、注，一则是主事者毋昭裔个人的遭际与夙愿，另则也是受到后唐长兴刊本的影响。尽管蜀石经刊刻绵延一个多世纪，但随着《孟子》自北宋以还逐渐受到重视，最终被蜀石经收刻，昭示儒家经典十三经到赵宋时已基本定型。此后嘉佑和乾隆石经都以此十三经为限，尽管清代有十四经与二十一经之说，仍未能改变此一格局。

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坚定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应该借鉴和利用作为汉唐范本的石经。清人研究汉魏经学，在缺少文本实物前提下，不免有夸大今古文经壁垒之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史辨派的研究思路，造成部分认识偏差。近数十年儒家简帛不断出土，学者为追溯其篇章内容来源，急切比照传世经典文献，寻求文本传承序列，不知汉魏今古文的实际差异，也不免失之于简单和牵强。汉魏石经是切实明白的今古文文本，可以佐助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本之间的异同。如马王堆《帛易》与上博简《周易》面世，与传世本差异较大，若参校十翼附于上下经六十四卦之后的熹平石经本《周易》，不仅可以勘证《汉志》之说，更可发现先秦有各种《易传》，附经多少也各不相同，十翼附经仅是众多传本中一种主要传本，因被立为博士而成为官学。阜阳汉简《诗》出土，与《毛诗》对照，次序凌乱，被认为是四家诗外之第五家。但若知道熹平《鲁诗》与《毛诗》也有章次不同、篇次不同，更有篇什分隶之异，参以《汉志》汉初传诗或以风、或以雅，靠讽诵记录为书，形成不同师法之说，则阜阳简《诗》亦不过是众多抄本中的一种，并非第五家诗派，即将出版的安大简《诗》亦当作如是观。武威汉简《仪礼》出土，学者为明其来源，仅据十七篇序次与郑注《别录》本不同，推定为庆普本。但汉石经《仪礼》用大戴礼本，其记文与武威简、传世本亦互有异同，各有多寡，由此可以推测西汉十七篇传本绝不止后仓所传大小戴、庆普三家，各篇所附记文是经师根据自习与传授需要而加，并非一家师法的记录，故武威简《仪礼》未必就是庆氏本。清华简《金縢》语句文字与传世本多异，论者恒谓汉儒所改。魏石经《尚书》用马郑古文本，其《无逸》篇叙殷三宗与汉石经文字、语序多不同，经考证是先秦简牍错乱所致，故清华简《金縢》未必是汉儒有意篡改。以上所举，汉魏石经确实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出土与传世文献之差异。

唐石经被称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 。所谓“古本之终” ，是其文本历经累朝校勘而后成，其他各种抄本却因之失传。所谓“今本之祖” ，乃谓后唐长兴刊本与孟蜀石经，以及宋景德以后刊本，无不以唐石经为蓝本。且开成石经文字严格依照唐代标准字样镌刻，唐代字样书《干禄字书》《五经文字》都是参取《说文》《字林》六书笔意而定，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写本时代的俗写别体，故唐石经可称为楷书写本时代的范本。刻本兴起后，讹体简笔、别字俗字代有兴替，致使今人认不清某些字形的正俗，而唐石经却给我们一个一千多年前的标准。抑不仅此，我们还可以通过唐石经文本和字形，参取《五经正义》和《经典释文》、六朝碑刻引经，来探考或恢复六朝经典部分文本的样貌，由此再与汉魏石经、出土简帛参证，以观儒家经典在先秦汉魏六朝的流变，认识今古文经学的消沉与融合。

写本时代石经的文本和文字价值已如上述，刻本时代的石经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亦各有特点。嘉佑石经是严格按照景德国子监本镌刻，最具长兴、景德本样貌，绍兴石经亦是抄录北宋国子监本而融入南宋书法特点，都是珍贵的宋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洛阳汉魏石经的出土，曾掀起一股研究热潮，不久即偃息而淡出学者视野。有鉴于石经文本与文字之价值，我们搜集二十世纪有代表性的论著一百余篇，纂辑为《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冀能吸取与承继二十世纪已有成果，助力于当前儒家简帛与传世文本的综合研究。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18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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