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身内外，如何理解身体的历史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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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热”或许只是一种相当晚近的、消费社会的景观，但有关身体锤炼与形塑的历史却更为深远漫长，而身体的哲学也始终未曾缺席。

我们的身体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化，才有现今的样子？这种身体的发展状态，隐含了怎样的历史特定性或危险？它能否被当成是一种普遍、永恒的身体模式来看待？

这则书单从医疗史、身体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不同视角出发，希望扩展“健身”一题所能辐射到的复杂概念与丰饶的历史。

撰文 | 董牧孜

《历史、身体、国家》

近代中国人的身体观，如何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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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作者：黄金麟，版本：三辉图书|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

台湾学者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一书，将目光停留在20世纪初叶长达三十年的国民身体改造运动。今天中国人的现代身体观，萌生于清末民初那场沾染了民族主义悲情的身体运动。在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或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的信徒眼中，身体都开始被视为国族生存的基础条件。

身体的存在和意义是如何在近代中国历史演变中，因随着国家民族命运的更动而被积淀和塑造出来？《历史、身体、国家》从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和空间化四个层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近代是巨变的时代， “世界时间”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侵入中国，中国的法系也从旧有的伦理法演变为权利法，教育体制在激变，国民军运动、新国民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层出不穷。身体的被规训和自我规训，在这个阶段以自下而上、知识分子主导的方式展开。

黄金麟的分析并未采取西方身心二元论或中国意体气三元论，而是以社会身体史的方法切入近代身体，有强烈的福柯色彩，也受到特纳

（Bryna Turner）

、弗兰克

（Arthur Frank）

等学者的影响。他以宏观的社会学分析切入，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同时关注肉体的活动与心灵意志的开发。身体的生成，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政治性的过程与结果。

《性别、身体与医疗》

从近代女性的健美观，到当代的科学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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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身体与医疗》，编者：李贞德，版本：中华书局2012年7月

近代中国倡导体育和健身的言论，往往是为“保国强种” 。因此近人的身体研究也大多围绕国族论述展开，似乎经过锻炼的身体只是为国家、为社会，却缺乏个人如何看待自我的维度。事实上，健身与女性、情欲等个人化的探索密不可分。台湾学者李贞德主编的《性别、身体与医疗》一书，即从医疗史和性别视角切入身体史的研究，收录的九篇论文多数专注产育的母体，亦有篇幅涉及对性与美的欲望，比如游鑑明的《近代中国女子健美的论述

（1920-1940年代）

》和祝平一的《塑身美容、广告与台湾九０年代的身体文化》一文。

近代的健美观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流行起来的时髦观念，而且大多数论述集中在女性身上。传统中国文人往往标榜美人的娇弱美和病态美，当西方体能运动传入中国之后，自然状态下的健康美才成了衡量近代中国女性美的新标准。健美甚至被认为与恋爱、离婚或自由婚姻一样，可以改变女性的地位。如果说“健美”一词是“健康”和“美丽”两个对等词的组合，那么到了20世纪末的消费社会，女性则开始追求超越身体自然状态的努力，透过科学达成塑身目的。

《虚弱史》

如何对抗国民的身体“虚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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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弱史：近代华人中西医学的情欲诠释与药品文化(1912-1949)》，作者：皮国立，版本：台湾商务印书馆2019年5月

近代中国人对于健康美的推崇，也伴随着对于“东亚病夫”的民族想象的恐慌。如何强健身体、洗刷耻辱？提倡运动、放足、军事化训练的身体文化应运而生，吃药也成为身体强壮的妙法。在中医的补药文化中， “虚弱病”的说法已绵延千年，而伴随近代西方荷尔蒙理论与药品的传入，中国人又有了对抗民族“虚弱”的新疗法。

皮国立的《虚弱史》梳理了民国

（1912-1949）

及其国民“虚弱感” ，尝试厘清与情欲有关的身体、疾病和药品文化。 20世纪20年代后，新药“荷尔蒙”制剂在中国药品市场上大量出现，加入中国人的“抗虚”行列。《虚弱史》从医疗史立论，注重当时中西医学的对照，方法上呼应西方方兴未艾的感觉史研究，面对新知识系统的变迁、新式情感的成形，乃至国族、社会、文化想象的改变历程，中国人在性欲与疾病的世界中寻找对抗虚弱的治疗法。

《万物·生命》

当代养生，一种被发明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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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命：当代北京的养生》，作者：（美）冯珠娣/张其成，译者：沈艺/何磊，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4月

如果说“朋克养生”是今天年轻人对于自己无力摆脱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戏谑，那么“养生”就是今天中国中老年人致力践行的日常实践。从《黄帝内经》的作者到今天的健康专家，都在强调一个道理：我们的时代正处于无序和混乱当中，今人想要保持健康，就必须努力修养身心、约束自己的行为。《万物·生命》一书考察了当代北京市民的养生理念与活动，该书的作者也是“中西合璧” ，由美国人类学学者冯珠娣

（Judith Farquhar）

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张其成合作写成。

不同于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的上班族。热衷养生的北京人大多是退休老人。养生必须依靠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比如确定吃饭散步的实践、挑选合适得体的衣物、掌握持家过日子的技巧、学会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等。养生只致力于塑造幸福生活，并不深究生与死的终极奥义。而要塑造完美生活，人们必须遵循一些日常法则。

养生是古老文化传统的回响，同时也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可以说，现代生命权力无论是在何处建立起来，都在以民族国家的形式运作着。养生热与医疗市场化的公共政策息息相关，卫生部门鼓励、教育人们进行自我保健，这促成了养生人群的兴起、保健品市场如火如荼，以及养生读物出版热相伴而生。当代北京的养生活动，透露出北京市民对良好生活状态和现实政治社会秩序的理解，亦旁及城市建设中的问题，展现出市民们充实和改变城市空间的活力。

《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

身体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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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作者：汪民安，版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无论是探讨健康、健美或是健身、运动、养生，都离不开身体这一主体，也绕不开这背后的身体哲学。柏拉图贬低身体，西方哲学长期以来便有身心二分的传统，意识和身体之间，意识总是人的决定性要素，而身体不过是意识和精神活动的令人烦恼的障碍。从尼采开始，身体成为个人的决定性基础。而自尼采和福柯以后，身体日渐成为当代理论的一个焦点，刻写历史痕迹的媒介。人的根本性差异铭刻于身体之上，我和你不同，是因为“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 。

在德勒兹、鲍德里亚、齐泽克、巴特勒等人的哲学论述中，身体的秘密铺展开来。活着意味着存在一个身体，活着的生命永远是身体和灵魂不愉快、磕磕碰碰的争吵相伴。这意味着，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身体的历史，历史将它的痕迹铭写在身体上。《后身体》一书收录了身体与哲学、生命政治学、性别政治和消费文化的不同研究，而福柯的论述或隐或现地几乎贯穿在每一篇论文之中。

撰文 | 董牧孜

编辑 | 余雅琴

校对 |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