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礼平｜陈少白史料脞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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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1869-1934）

中环士丹利街陆羽茶室原是清末陈少白主持的《中国日报》报馆旧址。当其时，该报是革命党喉舌，为兴中会和同盟会指挥的枢纽所在，也是同志间沟通的中介所。其间逸闻不少，最有趣者是1903年苏曼殊曾持冯自由的介绍信到《中国日报》报社寄食，后忽向陈少白借枪，要去暗杀康有为。但陈的手枪是有牌照的，不可借用，如出事则持牌者和担保持牌者都被牵连，因此坚拒。事载陆丹林《革命史谭》。可以说，庚子年间的风云澒洞，在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的《中国日报》正是缩影。故今日陆羽茶室对面有政府指示牌提示“古迹”的存在，是想让人对此生敬意、爇心香。但现在士丹利街是香港最逼仄的中心，整日喧嚣，人车争路，若游人要神与古会而翘望留连，不惟阻塞，亦易生危险的。

其实，怀古大可在家里进行。南朝时宗炳有“卧以游之”一说，简言之就是“卧游” ，不出户而能游览。黎二樵春夕绝句谓“不曾断臂驱云壑，安得支床漫卧游” ，即是此意。而笔者疏懒，自然乐于景从古人。于是硬把李煜堂的寿屏移立办公室内，让李氏的革命精神、王秋湄的文思、易大厂的书艺都丛集一室而长日相对。其用意是仿效“卧游”的故智！近日更检出陈少白行书立轴与“寿屏”同置一室。因陈、李两人先后是《中国日报》的主角，会让人联想庚子年间那段旧日风云。

在此且不谈寿屏主人李煜堂，却想先说说陈少白。而且不说其丰功伟绩，却是要说那不广为人知，甚至是为他人误解的事。

先说敝室所悬陈少白行书轴，本是写陈白沙诗，云：

去岁逢君笑一回，经年笑口未全开。山中莫道无人笑，不是真情懒放怀。

衡岳千寻云万寻，丹青难写梦中心。人间铁笛无吹处，又向秋风寄好音。

昆亭同学雅属。壬申，少白。（钤白文方印“陈少白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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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行书陈白沙诗

陈少白喜录写陈白沙诗，陆丹林《革命史谭》已有所说：“少白生平服膺他的乡先辈陈白沙（献章），他的易名白，字少白，就是一个例证。 ”更说：“他每次替他的侄辈写条幅，多录陈白沙的遗教。 ”

但有人误以为此诗是陈少白的旧作，事是小事，但误会者却是要编集出版的，那就贻误读者，事情就大了，如是有下两例：《陈少白诗词集》（漠江诗社， 1999）及《陈少白传略·诗词·书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门市委员会， 2014）。

究其失误，当是无法核查或是互抄漏列所至。但这样的奇葩并非少见，所见还有如下例的：

傅国涌著《百年辛亥》（2011）第289页有谓：“青天白日旗本是1895年兴中会发动未遂的广州起义前夕，由孙中山最初的同志、‘四大寇’之一陆皓东设计。 ”在此， “四大寇”增加了一个陆皓东，令陈少白的位置逼仄了。

另又一例是《近代中国与近代湖南》（2007）论文集所收彭先国《论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与会党的联合》，其中说：“享有‘四大寇’誉名之一的郑士良‘自少投入洪门三合会，颇得众心’ 。 ”在此， “四大寇”又增加一个郑士良，一共是六人了。

上两例也许是误记而率尔操觚，可算是无心之失。但有些文章的错误却是自己立意的，是有心之失，那就更要指出以下两例了，如：

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党派史》（1983）第695页有说：“国父孙先生与尤烈、陈少白、杨鹤龄等四人，为革命四大寇，曾通令缉捕……”在“四大寇”之前加上“革命” ，那就“不通”和令人惶惑了。作为专用名词的“四大寇”还有“革命”和“不革命”之分吗？为何要强生分别？

再一例是发生在海峡这一边，有书名《羊城杏坛忆旧》，其第192页有云：“当腐朽的清王朝，屈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和孙中山一起被清廷称为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但“被清廷称为”这说法该是那位作者的杜撰吧？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是清廷主动称之呢？大概执笔者要表示自己立场，贬词都记在清廷头上，但这种“私意”却违反了事实。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兴中会革命史要》附录）第十一章《四大寇名称之由来》说：“初杨鹤龄与尤少纨同学，既至港，在杨处识予，后由予介绍之于孙先生，每遇休暇，四人辄聚杨室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又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而四人之志犹洪秀全也，因笑自谓我侪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盖有慨乎言之也。 ”陈氏夫子自道，说得十分清楚，是“自谓我侪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 ，并非《羊城杏坛忆旧》作者所说“被清廷称为四大寇” 。

我们再看“四大寇”之首孙中山说：“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听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 。 ” （《建国方略》心理建设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说“四大寇”这词是戚友叫的，意谓这是“昵称”了。

再看接替陈少白而主持《中国日报》编务的冯自由（李煜堂快婿）所说：“兴中会成立以前，孙总理、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恒假香港歌赋街杨耀记商店（鹤龄先代所遗）高谈造反讨满，故有四大寇之号，时人辄称造反作乱者曰寇。杨耀记店伙闻总理等放言无忌，遂以此名称之，而四人亦居之不辞。 ” （《革命逸史》第一集“尤列事略”）

在此，陈少白、孙中山、冯自由三人所说虽互有详略，但绝无矛盾之处。只是店伙那“四大寇”一词亦可有别解，这“别解”也和清廷绝无关系。

《清稗类钞》“广州方言类”条下有说：“四大寇，犹言四大强盗也。外省人落魄者，结成团体，以乞食为事，如有喜事，必来送喜，其实乞赏钱也。 ”

另《清稗类钞》在“乞丐类”也说到：“四大寇，广州有之，丐也。丐而以寇名，喻其凶恶也。初由四人倡之，故曰四大寇。若辈非粤产，皆外江老，宦粤官吏之子孙，穷无所归，流落于羊城，以行乞为事者也。然其行乞有异于常人，必择巨室之有庆吊事者乃往。若为需次人员之私寓，不论其为何省人，辄认为同乡。既至，则呈递手版，向索赏钱。手版书姓名、籍贯，上冠以先代之官秩名号，例如原任南海县某某字某某之子某处某某是也。其来也，率衣长衫，趿破履，而结党多者，至数十人，非银币数十圆，不去也。 ”

据此，杨耀记店伙出此谑称，是挪用了一种“赖着碍主人”的社会观感，当然，笑谑之言，对应不会是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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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寇（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与关景良（站立者）合摄于香港雅丽氏医院三楼

以上诸例是以“私意”去改变事实。但更有甚者，是像写小说一样自我编造。读《中国百年报业掌故》（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页61“陈少白与革命党人机关报”竟有如是说：

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还有一位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尤列经常在“杨记商号”秘密聚会，纵论天下大事，声讨满清王朝。他们常有惊世骇俗之语，故被乡邻同窗称之为“四大寇” 。在辛亥革命后修缮的广州观音山文澜阁，孙中山曾亲题古朴遒劲的“四寇楼”三个大字，即为纪念。

这例子不能说是误会了，编者只是在瞎编。如所周知，当年“四大寇”的驻足处是上环歌赋街八号的“杨耀记” ，而非什么“杨记商店” 。至于“孙中山曾亲题古朴遒劲的‘四寇楼’三个大字” ，更是闻所未闻，把人弄糊涂了。在此，试引录陆丹林《革命史谭》记载：

护法之役，龙既失势。总理开府广州，将阁易名三老楼。特请初期革命之“四大寇”陈少白、杨鹤龄、尤列三人在楼中居住，取五更三老之意，俾得朝夕相晤。担簦戴笠，永毋相忘，意义非常深切。其中尤列因在袁世凯时期，曾入北京寄寓甚久，陈少白对之时有讥讽，言语尖刻，尤不能耐，悄然而去。无何，陈、杨各因料理私事，亦不能久居，于是三老楼只成为革命史上的陈迹了。

以上诸例都是说了不应说的错话，而以下的例子则是盼他多说，但却没说。

黄宇和教授《历史侦探：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一书往往能抉隐入微，论及陈少白生平时有谓：

陈少白到香港与孙中山认识。旋即被孙中山转而介绍予康得黎医生，承其俯允即以陈闻韶之名字注册人读西医书院。 1895年陈少白积极参与策划乙未广州起义，因而未完成西医书院的课程就退学。此后追随孙中山革命，最大的贡献是奉孙中山之命，在1899年于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借此宣传革命和联络革命党人，不畏疲劳，不惧艰苦，不怕危险，为世敬仰。 1900年积极参与策划惠州起义。 1905年同盟会在香港成立分会时，他当选会长，将《中国日报》编辑工作交给冯自由。辛亥革命成功，胡汉民为广东都督，委陈少白主外事，不数月自称不善政治而辞去职务。 1921年9月应孙中山力邀而当其广州政权的总统府顾问。不久孙中山出师广西，陈少白亦随师出发，惟很快又自称缺乏政治才干而引退，隐居新会老家。

说得言简意赅，善于概括，其末后更谓：

虽然他没有像孙中山那样坚持革命到底，未免美中不足。但已经为华夏付出了他的大半生，至今为国人所敬仰。

黄氏文章末后所说，似责备也似是在可惜，或者是两者兼有吧。但他说的“美中不足” ，那正是世人瞩目点，而黄氏却在此回避了题目，不肯作深论了。

笔者粗知，陈少白离开“三老楼”是1922年的“东征”前夕。孙（中山）、陈（炯明）之争，错综复杂。其时胡汉民、许崇智等掌握中枢，与陈炯明有所结怨，而陈（炯明）多次求“清君侧” 。孙科的太子派亦深恶胡、邹（鲁）跋扈，因而暗属陈少白谋求和解。陈是孙科小时的蒙师，百年前，蒙师与学生是重要伦理，于是义不容辞，更何况陈炯明和陈少白曾结好于微时。但这一切都成了胡汉民、许崇智等视陈为“通敌”的理由。当时胡、许力促廖仲恺任省长，而制衡孙科、陈少白等谋和。这就令孙、陈（炯明）的交恶成仇，当中夹有被人骑劫的成分。或者这就是陈氏离开“三老楼”的缘故吧。

陈少白不肯做追随晋文公流亡而后在绵上被烧死的介之推，但却能当上离开勾践而以实业至富的陶朱公，这是他的高明。陈氏家训“不要做官，要做实事” ，其子（陈君景）晚岁一度在本港新界石场打石糊口，亦可谓严遵家训了。但这“家训”当中该有隐痛。

孙中山去世时陈少白所送挽联题为“逸仙兄千古” ，联云：

失败云乎哉，行道期百年，唾弃小就，力赴大同。虽在颠沛中、弥留中，未尝少懈。

流风今已矣！入世垂册载，驱策群雄，招徕多士。为问知己者、同调者，究属伊谁？

当年同称“四大寇” ，此际白马素车，故人长吊。下联那“为问知己者、同调者，究属伊谁？”这一问，当中该有一种锥心沉痛。

到陈少白死时，章太炎有挽联云：

孙伯符，少而同游，草际定交唯一面；

伍子胥，更谁强谏，吴门悬恨是双瞳。

章氏以伍子胥强谏喻陈少白，这也贴近时人的推测了。

诗人黄节也有联相挽：

如此楼台，得故都闲步逢君，瀹茗露荷谈半日；

几何少壮，漫回首当年创国，闭门畦菜老斯人。

上联是说丙寅重九，陈氏在北平北海公园仿膳社，宴集黄节、黎季裴诸友，瀹茗赋诗。下联“漫回首当年创国，闭门畦菜老斯人” ，感喟深沉，正是为陈少白可惜。

这都可为陈少白的归隐谜团作索隐的。

前段说及陈少白当上离开勾践而以实业至富的陶朱公，但他的富有对世人是个谜团。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二中有一条说：

陈少白先生曰：岑春煊督粤，捕巨绅黎季裴、杨西岩等二十余人，有籍其家者，粤人悬赏十万金，谋能逐岑者酬之。少白手揭红标，知春煊与项城有隙，西后西幸，宠岑在袁上也。乃由粤人蔡乃煌谋于袁，又知西后痛恨康、梁，乃赂照相师将岑春煊、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四像合制一片，广售京、津。由蔡辇巨金谒袁，转李莲英密上西后。西后阅之大怒，遂有调岑离粤之命。乃煌得上海道，少白获巨酬。以金办港省轮船公司。珠江码头，划归陈有，其家今尙食之。出此奇计，少白得有陈平之目。春煊知为像片所绐，自辇巨金求计于莲英，莲英又以西后扮观音，自扮韦陀，同坐一龛，上像片于西后曰：老佛爷何尝命奴才同照此像？足见民间伪造，藉观朝纲，从前岑春煊、康有为等照片，想亦类此。西后对岑意解。后闻都司令岑春煊函龙郡王济光杀蔡乃煌，或曰：所以报东门之役也。

这事在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袁世凯谋倾岑春煊》中亦有类似的记载，但胡氏叙事平庸，总不如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之矫健有趣。而且刘氏是出于亲耳所闻，比胡氏更直接。但刘成禺老先生生性好猎奇，记旧闻如说传奇，总该有些“水分”吧。当年高伯雨以李准史实求证于刘成禺，刘笑言“我等是搞革命的” ，高氏于是明白了革命者喜和“水分”关联，只好默然而退了。

距今约四十多年前吧，有位陈少白的乡人陈国康（其胞兄是《陈少白哀思录》的编者），他以多闻长辈余绪，为政协写了篇文章《略记陈少白生平及在故乡轶事》，无意中却为陈少白的财政问题做了解答。他说：

陈少白于1906年辞去《中国日报》和香港“同盟分会”会长职务。经营实业。 1908年，因维护粤汉路权获得酬金数千元，在九龙牛池湾筑屋居住。 1910年任香港商工局顾问及四邑轮船公司司理。 1911年武昌起义，广东军政府以胡汉民为都督，陈少白出任外交司长，几个月便辞去官职，又复从事经营实业。由于与船务有渊源，辞职后，组织省港航运公司，自任经理，从外人手里收回所租码头一座，复购买轮船两艘航行于广州香港之间。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船舰被德国潜艇击沉甚多。 1917年大战末期，英国在香港高价收买旧轮，陈少白乘机将航运公司所有船只，卖给英国，结束航运公司。他将所得的股本红利于1919年在广州承买联兴街口一座码头，名曰“联兴码头” ，并于码头建楼作办事处，名曰“塔影楼” ，雇一陈姓同乡主理码头事宜，陈到广州时作为寓所。

显然，陈少白的财政来源并不如刘成禺所说的那般传奇了。其实，当年冯自由挽陈少白联也曾云：

随总理同举义旗，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皮已不存毛安附？

有码头足资糊口，于世无争，于人无怨，人到无求品自高。

陈少白的钱财源于航运码头，朋友中大抵也是有些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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