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身后事”：清政府“找后账”的德行有多无耻？

上文说道红顶商人胡雪岩破产时， “靠山”左宗棠替他说话没有？

左宗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胡雪岩仗义执言，在给户部阎敬铭的私信中，详细剖解了胡雪岩在“西征借款”中的作用和并无“侵吞公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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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即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所借洋款是由德国商人福克经手，由汇丰银行支付现银，利息由双方商定，非胡雪岩随意操纵；

其二，所借银两要异地运送，因此在运输过程中必然会有劳务、保险费用（即水脚钱）；

其三，这笔费用还包括了胡雪岩与汇丰银行交接现银时，因银两成色问题产生的额外费用，是行业“潜规则” ，不是胡雪岩胡乱操弄；

其四，这笔费用早在光绪七年（1881年）已经由左宗棠核准并上奏，也就是说，这笔“行用补水”费用虽让户部没有备案，在陕甘总督府已有备案，朝廷早已准许报销的项目，没道理存在侵吞。

这些解释可谓有理有据，但是，清政府并不认同，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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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于清朝不了解金融实务操作的官员们而言，胡雪岩的所有举动，都是在借机牟利。比如当时担任驻外公使的曾国藩大公子曾纪泽就日记中痛斥：

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

这里面的数字差别怎么产生的？一个是英镑，一个是白银，能一样吗？

但是在曾纪泽、阎敬铭之类的“好官”眼中，只要是商，就是奸的，只要是有钱，必然是要贪的，所以，一定要深入追查胡雪岩的账目，好好从西征贷款中抠出他违法的证据来。

因此，在光绪十一年七月之后，左宗棠、胡雪岩先后去世，清廷下令重查，追缴胡雪岩“侵吞”的“行用补水” ，转瞬之间，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以丈尺计。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户部尚书阎敬铭上奏：

（将胡雪岩）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

也就是赶紧把胡雪岩家属抓起来，追赃！这种行径，与绑票何异？

此后，浙江巡抚刘秉璋两次向清廷上奏，一次为所谓的“侵吞行用补水”项目下，划出三万五千两交新疆工程使用；另一次为上报，十万六千七百八十四两的“欠银”已经全部补齐。

在这个“追赃”丑剧之中，接任左宗棠两江总督职位的曾国荃仗义直言，致送户部咨文称：

户部经权互用，近因海宇肃清，定以条奏之限，从苛绳旧案，务在谨守新章。所有甘肃、新疆历次开支经费，久已汇单奏销，若胡光墉之罔市累人，故须惩以示戒，而此番案属因公支用，非等侵吞，以视户部现办章程系在旧案准销之列，应请户部鉴核，转予斡旋；嗣后不得援以为例，以昭大信！

这篇咨文，前面又一次解释了胡雪岩“侵吞行用补水”的无稽，后面则直接指责户部不讲道义，然而，这种指责并没有什么“卵用” ，就如之前左宗棠的行动毫无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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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此时面对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财政紧张，已经对民间金融深恶痛绝，唯一的兴趣就是“复仇”和“止损” 。

据《异辞录》记录，浙江巡抚刘秉璋接到清廷谕旨后，亲自带队到胡光墉家贴封条，并命候补州县29人接收胡氏在浙江的各分号，京师外省追债之书，积之可以尺丈计，混乱局面可想而知。

又见1883年12月3日《申报》报道：

阜康雪记巨号也，各埠皆设立庄口，专作汇兑……近日市面甚紧，一时无从调补，其经事人竟避往宁波……而通裕银号之经手人，自诣道署面请封锁，是以瑞观察即饬鄞县将该庄查封，至开在浙省之四典，闻上海关道亦委员谢湛卿刺史前去发封。

在胡雪岩还未确认垮台的情况下，清政府已经开始了对他的商号进行查封，除了“止损”的价值之外，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没有任何配合“救市”的意图。

哪怕是阜康票号倒闭，官员们仍不罢休，协办大学士文煜直接劫夺了胡庆余堂的一半。

光绪二十五年（1899），文煜后人志静轩与胡光墉后人胡品三、胡缄三再立契约，正式将胡家在元宝街的老屋划入文家名下，而胡家后人只得到胡庆余堂中的18股红利作为生活费，可谓被敲骨吸髓，吃得干干净净。

参考资料：

吴烨舟：《胡光墉破产案中的西征借款“旧账”清查》，《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