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南朝的北伐，与这种半由自然力量发动的移民方向冲突，不易彻底执行。 ——黄仁宇：《淝水之战》

东晋常有恢复中原之机会，然东晋并无北取中原的统一意志。东晋曾四次北取洛阳，大抵豪族清流，非主苟安，即谋抗命，寒士疏门，或王室近戚，始务功勤，有志远略。晋虽有南面之尊，无统驭之实，遂使“北伐”与“内变”两种事态，更互迭起。 ——钱穆：《国史大纲》

中国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汉民族的主体地位， “夷夏有别”的观念一直就很深入人心。而长期以来，控制中原的，就是汉人，也就是说，由汉人控制中原，一直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到了东晋和南北朝时期，情况却完全颠倒过来。以少数民族政权为主体的政治格局，在北方地区成为常态。而汉人则只能偏安一隅，无法取得全中国的统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东晋和南朝的多次北伐。

公元317年，司马睿建立了东晋王朝。 307年，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身份，移镇建业（江苏南京），在南北大族的支持下，他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317年，西晋灭亡的消息传到建业，司马睿称晋王，第二年称帝，建都建业，史称“东晋” 。因为忙于巩固他在江南的统治，加上东晋内部矛盾重重，所以司马睿对北伐并不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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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首先想到北伐的是祖逖。祖逖，范阳遒县(河北涞水)大族，晋末率亲党流移至京口。他认为北方民心可用，北伐有希望成功，因此在东晋建国之前，他就向司马睿请求北伐。祖逖在上司马睿的书中，陈述了北方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迫切愿望，也估计到北方汉族地主可以合作抗“胡” 。司马睿任命他为豫州刺史，给他一千人的粮饷，三千匹布，叫他自己制造兵器，召募军队，进行北伐。

建兴元年(313年) ，祖巡率领百余家部曲，渡江北上，他在长江中击楫发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这就是“击楫中流”典故的由来。

渡江后，祖逖在江苏淮阴一带冶铸兵器，募得二千人向前进发，进驻谯县（安徽亳县）。在打破石虎的进攻后，又进屯雍丘（河南杞县）。以前在河南一带屯聚的坞主赵闽、上官己、李矩、郭默等人互相攻击，祖逖从中调解，使他们归附自己。祖逖待人热情，不蓄私产，与将士同甘共苦。因此，祖逖北伐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土地，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 。祖逖劝说农桑，练兵积谷，努力为进军河北作准备。

正在这时，晋元帝害怕祖逖功高难制，于己不利，派戴渊都督北方六州诸军事，指挥逖军，并扼制逖军后路。同时东晋统治者内部明争暗斗非常激烈，各种叛乱都在酝酿之中。祖逖知北伐事业必将无成，忧愤成疾，大兴四年(公元321年)病死军中。祖逖死后，石勒又攻占河南，晋军被迫退到淮南，北伐的成果化为乌有。

祖逖死后，南北之间暂时保持着均衡的态势， “北伐”的呼声也沉寂了一个时期。 339年，晋成帝的妻舅庾亮在荆州请求率师“北伐” ，大臣极力阻止。有人认为他所统的队部以北方人为主，渡江后就会脱离自己的控制；还有人则夸大石虎的军事力量，故作危言，主张坐守江南，等待敌人灭亡。 343年，庾亮再次请求“北伐” ，并进驻襄阳，但仍以受阻而止。

此时，镇守荆州的桓温势力逐渐强大，永和二年(347年) ，他率军入蜀灭汉，声势更盛。他屡次要求“北伐”中原，当朝大臣无法直接阻止，乃于永和五、六年，相继派外戚褚裒和名土殷浩“北伐” ，以图抑制桓温。

褚裒进驻彭城，前来投靠的北方人日以千计，河北的百姓近二十多万人也渡河来归。在这种有利形势下，褚裒不但不努力向前，反而一触即退，使河北来归的人民在半道上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殷浩北进，也以失败告终。桓温在殷浩北伐失败后，上表弹劾殷浩，殷浩被废为庶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北伐的事情就没人能阻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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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北伐共有三次。永和十年(354年) ，他率步骑四万，攻击前秦，进入关中，在蓝田大败前秦军队，进军长安附近的灞上。关中人民听说晋军到来，争持牛酒欢迎，有的老年人流着眼泪说：没想到今天又能见到官军。但是，桓温不愿意在北方战场上过多消耗实力，所以在灞水停军观望，丧失了取胜的时机。后来，前秦苻雄战败桓温，晋军死者万余。秦军采取清野战术，拒不应战，晋军粮食匮乏，只好全部退回。永和十二年，桓温第二次北进，收复洛阳，将当地的老百姓迁回。太和四年(369年) ，桓温第三次北进，从扬州到达前燕邺都以南的枋头(今河南浚县境) ，前燕在前秦援助下截断了晋军粮道，桓温弃甲烧船败回。

桓温以“北伐”为事，前后十多年。他受到朝臣的牵制，而他自己也把“北伐”作为个人集中权力的手段，所以“北伐”始终没有成就。他在“北伐”途中见到以前所种的柳树，已经有长的相当大了，不禁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不满于朝臣“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的苟安态度，请求“一切北徙” ，还都洛阳，上表多达十余次，但都没有得到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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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大臣反对桓温，除了权力之争的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在南方产业已丰，无心北归。孙绰以“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为理由，力排还都之议，认为还都洛阳是“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 ，对于南方的温柔之乡，已经相当适应了，而把以前在北方的生活家园，视为“野蛮之地” 。

南朝开始以后，也进行过多次北伐。最先进行的是刘裕之子刘义隆。他的年号为元嘉，由于政治较好，社会安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小康”局面。当刘宋国力逐渐发展的时候，北魏也于439年统一北方，不断向南进攻。 450年，拓跋焘征集六十万大军南下，并亲率十万人马，进攻悬瓠城（河南汝南），不克而退。

由于国力增强，刘宋早有经略北方之意，早在元嘉七年（430年），刘宋派到彦之率军北进，结果被北魏打败。此次北魏南下受阻，刘宋乘机分兵两路北伐。东路王玄谟率主力围攻滑台(河南滑县) ，西路柳元景直指潼关。王玄谟围攻滑台时， “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 ，群众基础很好。但他对于这些反魏力量不予妥善处理，反而任意割配给自己的亲信部下，引起普遍的不满。王玄谟刚愎好杀，不以守备为务，又放纵军人侵夺百姓财物，因而大失人心，最后被魏军打败。西路军出卢氏(河南卢氏) ，过熊耳山，迅速攻克陕县、弘农，进军潼关，斩魏军万余，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因东线主力失败，西路军孤立无援，柳元景也被迫撤军。

萧梁王朝政治腐败，国势不振，但也有想通过“北伐”而扩大统治区的念头。 505年，梁以萧宏为主帅，大举伐魏。由于萧宏怯懦，临阵脱逃，梁军失去统帅，大败而归，损失惨重。

陈朝在文帝和宣帝时期，政治情况较梁末有所改善，江南经济逐渐得到恢复。 573年(陈太建五年) ，陈将吴明彻乘北齐大乱之机北伐，攻占了吕梁(江苏徐州东南)和寿阳，一度占有淮、泗之地。北周灭北齐后，吴明彻再次北伐，在进攻彭城的战斗中失败被俘，陈军主力覆灭，淮南等地得而复失，南朝的力量更加衰弱，再也没有力量进行什么“北伐”了。

整个过程纷繁复杂，有如话剧，各种人物都全部粉墨登场。那么，为什么“北伐”会如此困难呢？正如在上一节已经讲到过的，黄仁宇先生告诉我们，自从东汉覆亡，中国人口因天灾与战争的影响，长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东的迁移。黄仁宇先生说，虽然资料不全，历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证：公元333年石虎自长安徙秦雍民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使居枋头，又以羌师率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河北枣县) 。石季龙则徙辽西、北平、渔阳万户于兖豫雍洛。淝水之战前，长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鲜卑羌羯为多。总之南朝的北伐，与这种半由自然力量发动的移民方向冲突，不易彻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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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军事力量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南人所长为水军，北人所长为骑兵，虽然北人无法越过长江，南人依靠水军，也能够争取战场的主动，而且将士无行军之劳，粮草有速达之效。但这种长处，也无法向北延伸使用。南朝军队虽然能够击败进犯之敌，但若想乘机北进，也是妄想，仍只能偏安江左。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结构的内部。东晋以至南朝政府，一方面，传统社会里财政税收全在“周礼式”及“李悝式”的办法支配下，私人财产无从合法的积累；另一方面，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受兼并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垄断，虽然迭换朝代，也仍无中兴迹象。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北伐” ，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