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巽：一个叱咤晚清政坛的封疆大吏

晚清重臣赵尔巽是清末时期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为官之初曾任安徽、陕西按察使，继之出任甘肃、新疆、山西布政使，自1903年1月起调任湖南巡抚起，开始走上封疆大吏之途，曾先后出任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等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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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

赵尔巽在晚清官场上叱咤一生，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们摘取其一生的几个片段，以探究赵尔巽的宦海人生，而如何对其进行历史的评价，相信每一位读者都有自己的一份评判标准。

举才不避嫌，重用熊希龄

赵尔巽是在山西布政使任上晋升为湖南巡抚的，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封疆大吏，而湖南又是维新变法的主战场之一，赵尔巽前任的前任陈宝箴在湖南倡导维新变法被革职且“永不叙用” ，但赵尔巽并没有顾忌这些，而是把创办新式教育作为他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 ，将久负盛名的“岳麓书院”改造成为“湖南大学堂” 。

熊希龄乃是湖南新派人物，当年在陈宝箴的支持之下，与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积极推动变法维新，及至戊戌变法失败后，熊希龄也遭遇其仕途低谷，被革职惩处，没有被朝廷砍头已属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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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

但赵尔巽上任伊始，即举才不避嫌，对熊希龄赏识并提携，以奏折呈请朝廷解除对熊希龄的管束，并极力举荐熊希龄，由此可见赵尔巽的胆识和勇气。

熊希龄也由此成为赵尔巽治理湖南的“智囊” ，赵尔巽在湖南推行创办学堂、编练新军、裁撤绿营、派遣留学生等新政举措时，均仰赖于熊希龄的出谋划策， 1903年秋，湖南西路师范学堂成立时，赵尔巽委任熊希龄出任副办，而实际主持校内外一切事务。

赵尔巽在湖南任上仅一年多的时间，当他于1904年5月离任时，赵尔巽还特别向继任者端方推荐熊希龄，殷切希望熊希龄能够被继续得到重用，使其治国安邦之才不至被埋没。

赵尔巽后来出任东三省总督时，依然不忘重用熊希龄，委任熊希龄出任东三省屯垦局总办、奉天盐法道、东三省财政监理官等职，甚至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欧美宪政时，还特别举荐熊希龄出任参赞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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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

赵尔巽对熊希龄确实有知遇之恩，熊希龄后来在民国时堪当国务总理等大任时，曾对赵尔巽心怀感激之情， “龄弟不才，受知实深” ，确实是发至肺腑之言。

“特异人才，可以大用”的蒋百里

1906年，蒋百里从日本留学归来，当时其老师陈仲恕正在给“东北王”赵尔巽当幕僚，遂将自己的学生蒋百里举荐给赵尔巽，而赵尔巽刚出任“盛京将军”不久，急需懂军事的人才辅佐之。

“盛京将军”为清朝武官之职，是统辖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盛京”即指今天的沈阳，这里也是清皇室的祖籍之地，其地位和重要性可见一斑。

赵尔巽亲自召见了抵达沈阳的蒋百里，当时日俄战争刚结束不久，蒋百里为赵尔巽分析国际形势，他认为日俄两国必将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尽管俄国战败，但俄国的侵略野心尤甚于日本，因此筹划东三省国防建设迫在眉睫，而训练新军更是第一要务，蒋百里遂被赵尔巽任命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协助赵尔巽筹建东三省国防建设并训练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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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

但筹建新军工作不久，蒋百里就因此触动了旧军的利益，当时旧军的主要统领张勋和张作霖等人都迁怒于蒋百里，新军和旧军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矛头直接指向蒋百里，陈仲恕力劝蒋百里赶快离开，以免惹来杀身之祸。

蒋百里为此向赵尔巽请辞：“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中国国防应当取法于上，当今世界当属德国陆军最强，我希望有去德国实习陆军的机会。 ”

赵尔巽极为赏识蒋百里的雄才大略，认为蒋百里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 ，遂专门向朝廷递交奏折，举荐蒋百里前往德国考察军事，朝廷很快就批准了，蒋百里因此被公派德国研习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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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前排左二）与欧洲考察团合影

蒋百里在结束德国游学之后，又回到东北沈阳担任原职，这次欧洲之行，使蒋百里更加认识到东北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并且专门派人前往俄国留学，以搜集俄国军事情报并做局势之研判。

张作霖畏惧赵尔巽

草莽出身的“东北王”张作霖一生似乎无所畏惧，但实际上他也有畏惧之人，而这个人就是曾两次执掌东北的封疆大吏赵尔巽，一次是出任“盛京将军”时，而另一次是执掌东北的“东三省总督” ，可以说是张作霖在东北的老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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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张作霖

赵尔巽比张作霖年长31岁，彼此可谓是父子之辈，赵尔巽出使东北担任“盛京将军”时，已经过了花甲之年，而张作霖则正是而立之年，穷小子出身的张作霖没有读过书，而赵尔巽是同治十三年进士，这种出身乃天地之间的差别，也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赵尔巽是1905年7月抵达盛京履职的，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末期，对中国最具威胁的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中国东北成为日俄双方陆上交锋的主战场，这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肆意践踏。

赵尔巽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出任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可谓是临危受命，从中也可看出赵尔巽在清朝廷众多大臣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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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左五）与人合影

由于日本和俄国都觊觎东北的富饶和战略地位，平衡各方势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赵尔巽在任两年，使东北得以稳定，因其治理东北措施得当，为政清廉，而用人得当，使得东北暂时得以稳定。

二十世纪之初，辛亥革命风起云涌，清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老臣赵尔巽于1911年4月再次披挂出征，出任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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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革命党积极响应并策应起义，地处边疆东北的革命党人也暗中发动起义，在此关键时刻，张作霖主动对有知遇之恩赵尔巽进行保驾，尽管擅自调动部队是犯了大忌，但张作霖却甘愿接受任何处罚，这份对赵尔巽的忠诚却难能可贵。

赵尔巽主持编纂《清史稿》

清王朝灭亡之后，赵尔巽隐居于青岛，执掌中华民国大权的袁世凯多次邀请其重新出山，都被其婉言谢绝，直到1914年3月袁世凯邀其出任清史馆馆长，主持编纂《清史稿》。

当时北洋政府成立了两个史馆，一个是为了纂修清史而设立的清史馆，另一个就是纂修中华民国历史的国史馆，由王闿运出任馆长。

赵尔巽是纯正的正蓝旗人，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他认为这是事关一代国史的大事， “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 ，在困难也“不敢诿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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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书法

当时清史馆和国史馆同时筹建，而国史馆比清史馆还早开馆了三个月，可是其声望和成果远远不及清史馆，赵尔巽尽管是进士出身，也曾授翰林院编修，但他一生为官，并不精通史学，而他始终以修史为己任，这份责任和担当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赵尔巽并没有安度晚年，而是全身心地致力于修史，他利用自己为官多年的影响力，在全国延揽前清人才，并多方筹款来支持编纂清史，当张作霖得知赵尔巽因修史而经费短缺时，毫不犹豫地奉上一笔巨款，以此支持老前辈赵尔巽的修史事业。

参与编纂《清史稿》人员有100多人，历时十四年完稿，全书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记录了清朝从1616年建国至1912年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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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

赵尔巽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关注《清史稿》的命运，他担心时局多变而自己也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存世流传，而防止毁于一旦，因为以往历史的教训不能不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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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赵尔巽

赵尔巽与袁世凯是前清遗老在民国时期最为活跃的政治家，袁世凯可谓是世人皆知，但赵尔巽却鲜为人知，而赵尔巽也是晚清政坛上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研究晚清的历史，赵尔巽是绕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