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与骆驼——汉代丝绸之路标识符号的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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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悬泉汉简的记载和河西出土文物透露了汉代重视天马轻视骆驼的原因。汉代张骞通西域后，骆驼被逐步引进汉地，其作为外来“奇畜”不为人知与熟悉，也缺少相应精湛造型的艺术品，与唐代出现的大量骆驼文物相比，汉代骆驼文物寥寥无几，因而汉代人们梦幻的天马成为真实的外来引进物种，代替真实的骆驼成为了充满想象的神奇动物。可见汉代丝绸之路真正的标识符号应是天马而不是骆驼。

骆驼作为丝绸之路的交通符号和运输标志，长久印在人们脑海里，驼铃声声成为古代丝路上富有诗情画意的一大景观（图一）。但我们在研究敦煌悬泉出土的汉简之后，再结合河西走廊武威等地出土的汉代天马文物，越来越多地发现，汉代丝绸之路更多的标识是马而不是骆驼，二千多年前的真实状况与现代人们想象的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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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丝绸之路骆驼风景 (汉代符号)

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究竟是什么时间进入中国北方的？仍然是一个议而未决的问题。有人提到在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发现有属于商周时期双峰驼的上臼齿，但研究者认为它是先民狩猎的猎物。翻阅先秦文献，《战国策》记载在战国时期“赵、代良马橐驼必实于外厩” ，指中原以北燕赵曾有过骆驼，故有人推测其很有可能在距今3500年前进入中国境内。但动物考古学家见到最早的完整骆驼骨骼是陕西平陵丛葬坑里出土的33具遗骸，平陵还发现有双峰驼木雕像，属于西汉晚期。实际上，汉代及其以前骆驼主要为草原游牧民族所有，当时涉及到西域、中亚的商业活动规模有限，所以在中原表现骆驼题材的艺术品很少，不像隋唐那么普及广泛。而从商周开始，马的应用就非常广泛，特别是以战争为主的各类题材，成为艺术表现的重点。因而，马与骆驼“混搭”成为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一　真实天马

在古代，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农用畜力，战马更是军队的重要构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作战能力，因此历代王朝都重视马的繁殖和推广，秦能统一天下灭掉六国，来自西戎的战马起了重大作用。

汉承秦制，从中央朝廷开始就非常重视养马、用马，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旧仪》等记载， “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騊騟、骑马、辂軨、大厩也，马皆万匹” 。太仆所掌管的下属不仅包括大厩、未央、家马三令，还有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可见管理马匹车舆的制度十分完善。特别是《汉书·张骞传》记载“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 。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 。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 ，宛马曰‘天马’云” 。汉武帝看见汗血宝马后亲自作《天马之歌》颂之，因而传遍全国。

天马是乌孙（伊犁河流域）、大宛（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康居（撒马尔罕）等西域、中亚地区的特产，游牧民的主要出口物是他们草原上的马匹。汉人对于他们难以饲养的马有着非常迫切的需求，不仅是出于抵抗北方匈奴或其他游牧民族的军事目的，而且也是因为大量的皇室贵族和官僚豪族都需要马匹。汉人出口丝绸、粗纺织品、粮食和其他的奢侈品，都与进口马匹紧密相关。马匹与丝绸的价格比，或者供需上的波动，都源于经济变化和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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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1〕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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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2〕甘肃武威汉墓出土木轺车

汉景帝时朝廷开始设苑养马，可是主要在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当时尚不包括河西走廊。汉武帝时才在河西各地设立苑监牧养马匹（图三）。每匹马每天食粟一斗五升，这可是不小的粮食消耗。公元前138年汉代张骞通西域后，引进的苜蓿就是用来喂养庞大的马畜群体，《史记·大宛传》记载“大宛国左右，马嗜苜蓿。汉使张骞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 。为什么重视苜蓿的引进栽培？就是为了饲养良马。 “天马衔来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诗句也说明此前中原汉人并不知道用苜蓿喂养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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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西安汉墓出土陶马

从敦煌悬泉汉简记载来看，作为丝绸之路上一系列驿置（平望驿、甘井驿、临泉驿、万年驿、毋穷驿等）中的一个驿站，关于“置”的附属机构“厩”成为必不可少的专门职守，特别是对“马”的记载非常详细，因为传马（驿马）负担着运输大宗物资、传递信件、来往行旅、驾车护送外使等任务。

略举几例：

1.建始二年（前31）三月《传马名籍》：“传马一匹，駹，牡，左剽，决两鼻两耳数，齿十九岁，高五尺九寸……”“传马一匹，赤骝，牡，左剽，齿八岁，高五尺八寸，驾，名曰铁柱。 ”这份悬泉置传马名籍，原册虽散失，但还存十一简，记录了马的毛色、年龄、性别、性质、饲养人、主管人。

2.“建昭元年（前38）八月丙寅朔戊，悬泉厩佐欣敢言之：爰书：传马一匹驳，牡，左剽，齿九岁，高五尺九寸，名曰鸿。病中肺，咳涕出睾，饮食不尽度。即与啬夫遂成、建杂诊：马病中肺，咳涕出睾，审证之，它如爰书。敢言之” 。这份病马死亡验证的结果文书，内容包括传马的毛色、公母、马印、年齿、身高、名字、病情、病状等等，以及参加验诊者的职务、名字和结论。

3.“元平元年（前74）十一月己酉， □□诏使甘□□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御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该则文献记载了朝廷派遣奉诏使节甘延寿与御史大夫田广明前来敦煌郡迎接“天马”之事，自从汉朝遣使持金购买优良马种被杀后，太初元年至四年（前104－前101）朝廷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获取汗血马后，西域震惧，各国畏服，大宛国不仅派遣质子入汉，而且每年“岁献天马二匹。及至东汉，大宛仍贡马不绝” 。

通过窥察上面的出土文书，我们深深感到汉朝对马的爱好与追求，不管是记录马匹状态、为马治病，还是派出官员迎接天马，都非常细致到位。对马的日常使用、常态护理、查验取证、管理责任都条条清楚，绝不含糊。第一手史料带给人们的认识是马的饲养难度大而且饲养成本很高，加之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变化，大宛天马从牧场来到河西走廊或长安皇家苑监是非常不容易的。

按照悬泉置出土的诏书、律令和司法文书，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是一个“界中” ，不可分开，虽然武威没有发现大批像悬泉置这样内容的简牍文献，但是武威与敦煌悬泉置属于同类运作系统。据汉简里程文书换算，悬泉置距武威约700公里左右。明白悬泉置文书对马的记载，就可理解武威同样对马的重视。

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铜奔马被称为“天马”（图四），不管是后人将马蹄下的飞鸟视为飞燕、云雀或是鹰隼原型，都表明对马的讴歌赞美，反映了人们对天马的向往。据考古简报，雷台将军墓出土的99件文物中，包括马匹39、俑人45、车辆14、牛1 ，结合厩庑、食廪、场院营造的环境，可知这是武威当地达官贵人生前所追求生活的反映（图五）。在39匹骏马良骥组成的车骑队伍中，主人为首的坐骑马身装饰华贵，鞍鞯彩绘马行云驰图案，寓意这是西域天马一类的良马。尤其是独立铜奔马那器宇不凡的昂首跑步状，足踩羽翼伸展的鹞鹰，引来众多猜测，其艺术造型也博得中外盛誉。笔者认为，这匹铜奔马应该是现实之物，但不应局限在墓主人出行仪仗的场面中，而应既注重工匠凝铸鹞鹰穿掠马蹄一瞬间的草原元素，又注重汉代上至天子下至民间野游猎骑的社会背景，可以说正是张骞通西域后追求天马的风气大盛，丝绸之路开启了汉人认识外来世界的眼光，才塑造出这种踏云入霄、飞奔仙境的“天马”（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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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奔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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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1〕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质汗血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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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2〕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仪仗马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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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3〕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质骑马武士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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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4〕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骑马铜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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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大云山汉墓出土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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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甘肃武威出土魏晋灰陶奔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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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甘肃武威出土魏晋灰陶马踏鹰鹞

2010年武威市考古所又在武威市职业学院院内西南角发掘出土了魏晋时代的灰陶奔马，长59厘米，高46厘米，马踩鹰隼长24厘米。宽20.5厘米。这件“马踏鹰隼”造型与雷台所出铜奔马所谓“马踏飞燕”基本相同（图七、图八），尽管是鹰隼还是燕雀尚有待推敲，但是天马身上有马鞍，这个变化说明当时人们追求天马的心态已经由神话幻想进入真实状态，所以，天马不仅是现代中国旅游业的一个符号，更应是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标志。

二　印象骆驼

公元前6至5世纪古代伊朗的宫殿建筑波斯波利斯巨大台阶上的浮雕，就雕刻有脖子带铃铛的双峰驼，据说这是来自巴克特里亚的骆驼，当时中亚人向波斯国王进贡时就使用双峰驼进行运输。骆驼在中亚粟特人眼中一直是神祇式的动物，甚至被崇奉为军神，俄罗斯埃米塔什博物馆藏公元7世纪粟特鎏金银胡瓶，上面就有一尊粟特军神——带翼骆驼神像。

《魏书·西域传》记载粟特附近城市“迷密国，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万二千六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献一峰黑橐驼” 。迷密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市南喷赤干遗址。黑骆驼当时属于珍贵动物，所以才成为贡品。魏晋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与中亚关系史的治史者对这条史料很重视，其实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更是记载了西域、中亚贡奉骆驼的珍贵。

从悬泉汉简来看，对骆驼的记载非常简略，远远比不上对马的详细记录。但亦记载了疏勒、鄯善、莎车、乌孙、康居、大宛诸国贡献骆驼的过程：

最著名的《康居王使者册》（图九），近300字叙述了康居王使者杨伯刀等和苏薤王使者姑墨等五人从敦煌入关后贡献骆驼之事，评估奉献的骆驼时涉及牝牡、毛色、肥瘦、年齿、价值等，但在酒泉评估骆驼时发生纠纷。 “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入关，行道不得食，至酒泉，酒泉太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 。康居使者贡献的骆驼不仅膘肥体壮，而且是珍贵的白骆驼，评估却被定为黄瘦，因而上告朝廷。此案最后审理结果不得而知，但是可知骆驼来自今天中亚的乌兹别克泽拉夫河流域（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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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甘肃文物考古所藏敦煌悬泉置出土西汉《康居王使者册》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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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1987年宁夏彭阳县出土春秋战国人驼纹铜饰牌

2.“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县（悬）泉置……”

3.“乌孙、莎车王使者四人，贵人十七，献橐佗六匹，阳赐记□ (A)” 。

4.“□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健……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 □名藉（籍）畜财财物（A）” 。

类似的记录还有若干条，既有康居国王、疏勒王子等派遣的使者，也有来自目前尚不清楚的“比胥健”国的使者以及其他不知名的贵人，既有一二匹过境的少量记录，也有一次就带来25匹骆驼进入玉门关的简册。一般来说，贡物种类、品质和数量都要记录在案，现在遗存下来的诸条简文绝大多数都是有特殊情况而进行记叙的，如疏勒王子入贡，所携三匹骆驼却在半途疲劳累死；大宛国贵人所献骆驼意外死在悬泉置；乌孙、莎车使节入贡的六匹骆驼一直未到。这些简牍内容虽然没有马匹管理那么详细，但其真实性使人们了解到西域国家入贡活动中，运送骆驼也非常不易。

西域、中亚这么多使节往来均带有骆驼，这些骆驼不可能都贡献到长安或京师地区去，很有可能就地饲养。悬泉汉简有一简记载：“所遣骊轩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他。 ”这件文书是朝廷所派担任“苑监侍郎”的古成昌向指定地点骊轩（今永昌县）输送驴和骆驼的记录。 “苑监侍郎”是朝廷派遣到边地牧苑任职的官吏，可见牧苑饲养的不仅有马，还有驴、骆驼。按照汉代马匹饲养的严格规定，不能草料过饱、乘骑过急、谷料过多等，如果死亡要追究责任，这对饲养骆驼不熟悉的苑监也是考验。

汉武帝《轮台诏》回溯汉伐大宛国时说：“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 ”可知远征大宛的汉军在军粮不足情况下，曾屠宰包括军中骆驼在内的畜产食之，汉朝迎接凯旋而归的军队亦用驴和骆驼作为“负食”的后勤供应。

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因为适合长距离运输并能担负起大规模贸易的重任，骆驼才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如果说阿拉伯地区最早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 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那么双峰骆驼也在中亚游牧民族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现在对双峰骆驼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的最早时间还有分歧。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中亚各国而言骆驼能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和食物，有利于商队负重贸易或军队后勤补给，可以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运输。

骆驼的使用与环境适应，反映了游牧民族和定居者的不同需要，河西走廊至长安段的中原汉人不急需骆驼，汉代丝绸之路很长时间还不是长距离的直接贸易交换，可能更多地是转运贸易，所以河西走廊并不急需耐力长久的骆驼。因此，中原内地人对骆驼的认知，是从西汉张骞通西域时开始的，尽管骆驼还不是丝绸之路上运输的主角，可是一波接一波的外来“进奉”骆驼，使人们对其有了初步的印象。

三　文物标识

现代人们浪漫的想象：西汉时与西域各国的经济交流，主要依靠骆驼商队。往来西域的商人，成群结队骑着骆驼，根据沿路骆驼遗粪认识路线，越过四面茫茫的流沙。当时人们主要牵着大夏双峰驼，在发达畅通的丝绸之路上，进行着商品贸易的交流，这恐怕是一种丰富的幻想和没有证据的演绎。

令人疑惑的是，史书记载汉代人追寻西域“天马”（汗血宝马），但从未追寻所谓的“沙漠之舟”骆驼。陆贾《新语·道基》里提到：“夫驴、骡、骆駞、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 ”把骆驼列入各种外来的物品之中，证明当时人还是把骆驼作为传入中国的外来动物。桓宽《盐铁论·崇礼》云：“骡驴馲驼，北狄之常畜也。中国所鲜，外国贱之。 ”更清楚地说明汉代中国人对骆驼所见还很少亦很新鲜。

我们观察了很久汉代考古出土的马匹造型陶俑、石刻及其他文物种类，收集了很多的马匹文物图片，发现在画像石或画像砖中，有大量的骏马造型，但是只有零星的骆驼出现，而且骆驼造型的艺术品很少。这当然不能说汉人只喜爱奔跑快捷的良马，不喜欢稳步慢悠的骆驼，而是证明汉代人对骆驼的生疏和不了解，间接也映射出汉代人对天马良骥的追求，实际与“人地关系”紧密相连。

人地关系是人类通过自然地理、万物土生认识世界的重大命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物也依赖一方水土。正是西域中亚的独特地理环境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天马，也产生了有别于两河流域单峰驼的中亚双峰驼，高山牧地与辽阔草场使得他们饲养牲畜得天独厚，《汉书·乌孙传》称“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 ，贵人富者有马“至四五千匹” 。只是张骞通西域后带来了引进优良品种的高潮，从而在史书记载与出土文献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汉代中西交通的开拓，输入河西地区的骆驼也越来越多，但内地还比较少见，故《史记·匈奴列传》称其为“奇畜” ，骆驼异于中原牲畜的形象和在荒漠驮运优势以及游牧经济生活作用，使其受到汉地人们的重视，以骆驼为题材的造型艺术也开始慢慢出现。

首先，在汉代雕塑方面，骆驼造型陶俑凤毛麟角，说明墓葬陪葬品还没有将骆驼列入必备名单中。但是西安沙坡村出土的一对西汉晚期彩绘陶骆驼像，整体造型十分高大，高74厘米，长93厘米，而且写实逼真，神情怡然，十分罕见（图十一：1、2）。 2015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钮钟上鎏金骆驼挂钩（图十一：3），是西汉晚期骆驼进入中原后的反映，是当时王公贵族喜好稀见骆驼的艺术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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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1〕 1982年西安南郊沙坡出土西汉灰陶立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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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2〕 1982年西安南郊沙坡出土西汉灰陶大骆驼（同墓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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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3〕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钮钟鎏金骆驼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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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山东济南长清县孝堂山石祠汉代画像拓本

其次，在汉代画像石创作中，河南南阳，山东长清、沂南，江苏徐州、洪泗，四川新都，陕北等地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都发现有骆驼形象，刻画比较稚拙，有的骆驼四肢纤细，如马狂奔；有的鬃毛四散，俯首低看。骆驼往往都是单个孤零零出现，或混同在其他动物之中，没有数量上成群结队的优势，并经常与大象、胡人一起伴生出行（图十二、图十三）。有人认为骆驼作为西域之兽和西域神兽的大象共同出行，反映了去往西方昆仑王母之地的导引场景，属于西方升仙信仰。也有人认为这些艺术形象反映了胡汉战争、西域开辟、佛教传入、浸染胡风等所带来的异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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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汉画像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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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陕北神木大保当汉墓画像石门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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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1〕陕北绥德东汉墓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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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2〕陕北绥德东汉画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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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成都新都区马家镇出土东汉晚期骆驼鞍鞯击鼓画像砖

陕北靠近内蒙大漠，神木大保当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有“骆驼图”（图十四），绥德延家岔出土画像石中还绘有被围猎的野骆驼（图十五），让人想起了《居延汉简》中驿置吏员张宗出塞时捕获野骆驼的记载。四川成都新都区东汉墓出土“骆驼载乐”画像砖上一头双峰骆驼（图十六），背负装饰有羽葆的建鼓，前峰跪坐一人，拽长袖击鼓演乐。成都平原出现的骆驼，疑为飘移各地的杂耍艺人所拥有，以吸引观众。

与汉代同时期陶塑、画像上的成群骏马相比，汉代骆驼形象不仅比例偏低，而且显得非常稚拙或粗糙，蹄趾、尾巴等细节塑造较差，这表明创作工匠对骆驼观察似乎并不深入，或许根本没有见过。唐代骆驼两侧挂有袋囊、丝束、长颈瓶、胡瓶、扁盘、织物、毡毯等，有的还挂有沿路猎取的野鸡、野兔，反映了商旅驼队路上放入生活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西安龙首原西汉墓与咸阳东汉墓都出土过驼型翼兽，卧状骆驼背生双翼，嘴部前突巨大，应是外来有翼神兽的艺术表现。

虽然骆驼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形象大使” ，曾在欧亚大陆沟通与交往方面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历史事实是汉代骆驼才传入中国不久，作为艺术表现中的新对象、新题材，当时还处于刚刚入门水平，笔者同意有学者认为其属于“初级阶段”的说法。汉代陵园前雕刻石兽中汉代骆驼几乎未见，汉武帝茂陵阳信家出土鎏金铜马（图十七），比例匀称，造型稳重，被公认为西域汗血宝马的造型，相反在汉景帝阳陵出土的大量动物陶俑中竟无一匹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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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汉茂陵阳信家出土鎏金铜马

按照时间为序观察中国骆驼形象的变化，我们发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骆驼造型频频出现，到唐代达到造型艺术的顶峰，胡人牵驼、胡人牵马共同组成艺术构图，其图像也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现代艺术家喜爱用一队骆驼行走在夕照下的戈壁大漠，来表现对古代丝绸之路的无限遐想（图十八），掩盖或遮蔽了马、驴、骡、牛综合立体的作用，殊不知这在古代商道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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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前现代丝绸之路骆驼浮雕

丝绸之路的标识符号应是汉代天马与唐代骆驼的“混搭”互补形象，而不仅仅是骆驼一个孤立的形象。悬泉出土简牍从文献上印证了骆驼的传入，但更多地是印证了骏马良骥在汉代引进的史实，汉代人们梦幻的天马成为真实的外来引进物种，而真实的骆驼由于模糊印象却成了充满想象的艺术奇兽。汉代“胡人与骆驼”的配套与唐代“胡人牵驼”组合并不相同，反映出两个朝代五六百年间不同文明的发展演变， “汉韵胡风”只有经过碰撞后才能相融合，蕴育出以丝绸之路为特色的汉唐文化。

还原汉代当时真实的环境，不能用隋唐艺术创造代替汉代历史原貌，或是直观穿越以现代“幻境”代替“原境” ，这是我们新的考释。

（本文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