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航和迁都是明朝的颠覆性错误，对后世中国的发展走势影响甚巨

郑和下西洋本是中国引领早期经济全球化千载难逢的契机，然而，朱棣却昧于世界大势，对海外经济贸易持否定的态度。他说：“商税者，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 ”把征收外商之税看作是为了弄几个小钱，是亏辱大体的不义之举，根本没有意识到商税是国家的重要财源。这反映了他受儒家文化浸润的僵化心理和对经济贸易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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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明帝国依托强大的经济基础和航海能力，扩大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建设更加富强中国，为人类做出历史性贡献的绝佳契机，然而郑和下西洋的政治意义却远大于经济意义，成了播扬天朝声威、推动万邦舶贡的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使中国错失了主导世界的战略机遇期。

罗懋登在《三宝太监西洋记》中说，宝船造价之高， “须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方可够用” 。然而，耗巨资打造的豪华船队，不仅在航行中靡费良多，而且满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物品，换回来的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速龙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楼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 ，或剪刀、油膏、药料、胡椒、苏木及奇珍异兽，几乎皆为皇家和高级官宦之家使用的奢侈品， ”即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做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 。如此，固然无法将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连接起来，更不必谈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主导世界经济贸易。有人说，麦哲伦、达。迦马等西方航海家是为金灿灿的黄金、香料和奴隶，是索取，而朱棣的船队却是带着中原的奇珍异宝沿海赠送，抽空还帮忙调停对方内部纠纷，真可以说是“千金买笑” 。千金买笑，言过其实，但赔钱赚吆喝，庶几近之。黄仁宇先生指出：“这舰队之出动虽也有商人参加，可是被抨击，仍是因为缺少利润。 ”“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被人指责。 ”据明人王世性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两归。 ”对此，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云：“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其宝而归，于国家何益？”这也是郑和时代大臣诓争百姓诽腹天下人不满之缘由。随着朱棣和郑和离世，郑和时代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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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错失中国主导世界的宝贵机遇，令人扼腕叹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专业作家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说：“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达到巅峰，印度洋和中国周边海洋沿岸，从韩国和日本到马来群岛和印度，以及非洲东岸，所有的重要商业据点在名义上都处在中国势力之下，并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地位。在如此完美的历史时刻，中国本来可以巩固统治地位，从而成为塑造现代世界的支配性力量。当时欧洲仍在极力摆脱黑暗时代，郑和巨大的海军舰队完全可以使中国成为16世纪的殖民强权，取用全球各地的财富，可惜这种鼎盛时代只维系了五年的时间。 ”

永乐大帝注定不会扬起中国主导世界的风帆。在他的脑海里可能到海外搜寻失踪的建文帝是第一要务，郑和下西洋弄点洋货充实宫中之美愉悦王公贵族只是搂草打兔子的副业。其实，即使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用战略思维、开放心态和经济眼光来对待郑和下西洋，使大明帝国成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先驱。

明朝固步自封甚至逆历史潮流而动，荦荦大端者有二：其一，迁都。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写到：“明朝于1421年决定迁都，放弃了因有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为应付满族和蒙古入侵边界而定鼎北京；作为一个经济世界，庞大的中国无可挽回地实现了中心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它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北京扎根在陆地的中心，是个沉闷、闭塞和十分内向的城市。不论这一选择出于有意或者无意，它肯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正是这个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 ”其二，禁航。史景迁说：“当西方驰骋全球，拓展视野，在探索世界的领域独领风骚时，明朝统治者不仅禁止海外探险，丧失了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且自拆台脚，不到五十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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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在当时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船队，风光无限。然而，这支强大的船队既没有发现新大陆，也没有为中国开辟出更多的世界市场，主导世界经济贸易，其错失机遇的深远影响还远不止这些。有人以万历朝的“繁荣昌盛”来论证大明融入了早期经济全球化，似乎郑和下西洋只是孤立事件，并不蕴藏着诸多影响深远的潜在意义。据美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考证》：“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万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万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000吨或1万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这确乎是真实的。泰昌初，朱常洛能动用内库160万两，以做饷银。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160万两白银，约相当于现在的3.3万亿人民币，而内库只是国库的一部分。正是这些真金白银，给万历年间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带来了物质的丰裕。樊树志在《晚明史》中有论断曰：“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中国与全球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中国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巨变的时代。 ”明朝文人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记》也印证了万历泽被后世的一段美好时光：“泰昌初，发帑罢税，何论边缴关梁，忭舞讴诵，即穷巷妇女稚子，皆有生气尔。时斗米佰三十钱，民间不见所苦。垂白之老，喜谈朝政。大行诏下，莫不唏嘘掩涕，如丧考妣，果有此事。 ”明末清初诗人丁耀亢，以长诗《古井臼歌》赞咏他曾生活的万历年间：“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鸡鸣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欢哗。神宗在位多半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万历一朝存活四十八年，历史评价不高，百姓评价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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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郑和下西洋带有开拓世界市场、振兴民族经济和富国强兵的使命，学习借鉴外国的政治经验、先进技术、商业模式、管理理念，与西方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实现资源全球化配置，主导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中国在全球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领先地位，绝不至于自此在短时期内丧失，受尽后金人和后来的西洋人、东洋人的欺负。万历朝只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一座银山，以中国体量之大，过不了几天富裕日子，而如果明朝以郑和下西洋为开端，经过不断的像欧洲一样向外开拓，不仅会引领早期经济全球化，培育出生金生银的新领域、新产业、新业态，而且还会促进国人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积极变化，长时期站在科学与创新的制高点，如此便改写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如果当时的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对外开拓的话，今天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1/6 ，而是1/2 。 ”假如郑和时代，中国主导世界，还会有后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乃至日本的殖民暴行和军事暴行吗？欧洲还会成为亚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的中心，而世界成为它们的镬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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