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毒瘤：高利贷对魏晋南北朝的商业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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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南方乡村的虚市，在当时的乡村土地上燃起希望之火。 “越之市为虚，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 。《南越志》中的这条记载，展现了当时乡村市场的经商境况。乡村市场，吸引顾客的点子，照样不少。

虚市其实是乡村中的赶集活动，通常在乡村的广场上进行。那虚市，举行之日虽不定期，却规模盛大、人气颇旺。开虚市前，会事先约定客商到某地。生活在乡村的人，甚至还用文娱节目来吸引客商参与虚市交易。

走村串巷的商贩通常以服务取胜。他们贩游于乡村，直接将商品送到村民家中，极为方便顾客。当时不少乡村都比较依赖商贩。有的人，靠商人雇佣为生。有的村庄，靠商贩的货物生活。《南齐书》记载：“元徽末，大雪，商旅断（行），村里比屋饥饿。 ”有一年，大雪阻断三吴地区乡村的进村路。商旅无法入村，竟导致全村的人陷入饥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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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书》

以价格区分的商品销售是市场惯用的法子。从中可看出，清楚地区别商品的价值商人已很拿手了。如出售鱼，商人会根据鱼的新鲜程度，划定出不同的价格。新鲜的鱼，更受顾客喜爱，价格自然贵一些。腌制后的鱼，口感略差，价格自然便宜一些。

这种价格上的差异，也划分出购买商品的消费群体。腌制鱼，通常是清官与贫苦人家的餐上之菜。 “江左多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而已。 ”后来人们用这句记载大力称赞清官何远。

不过，如此多的经商点子，都不及高利贷对财富增值的催产，这也可算作中国信用借贷业的起步之举。高利贷这种带有致命缺陷的借贷业，对当时的百姓危害极大。

超常迅速的增值速度，让当时“口袋中有钱的人”热衷于放高利贷。这些有钱人，包括官僚、富商、地主等。这些放高利贷者，或有政治强权背景，或有花样百出的放贷手段，他们在巧取豪夺中聚集庞大的财富。

放高利贷的人，操作放贷时并不是简单的口头说说。热衷这类生意的官吏们，不仅设有放贷场所，还准备了相关契约文书。他们也在操作抵押业务，已成体系，颇为“规范” 。

面对金钱的利益时，放贷者都是翻脸无情。有的失势官吏还不上债，放贷者同样会对这类曾经的“合作伙伴”毫不手软。

这一时期，北方官商勾结后的放贷行径更为猖狂。他们联手运作，官商一体，坑民无数，这在《魏书》中有明确记载。疯狂害人的高利贷活动，甚至惊动皇宫，迫使皇帝下达“犯者十匹以上皆死”的禁绝借贷活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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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

高利贷具有“致命缺陷”的原因在于，它的放贷利率非常离谱。 “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有粟千石，每至春夏，乡人无食者令自载取，至秋，任其偿，都不计较。然而岁岁常得倍余”“骏境内尝大饥，谷价踊贵，市长谭详清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 ，这些记载，记录了刘宋、北齐、十六国时期的高利贷实例。

从中可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利贷利率，因朝代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利率也就不同。大致看，当时的利率从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百。最低的利率，也达百分之十了。

翻开史书，被高利贷坑害至绝望的故事数不胜数。放贷者唯利是图，毫无人情味可言。他们不只收取高利率，还巧设名目，钻营最大程度的收益。放贷者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欠债的人如若还不上债，家破人亡、饱受羞辱是免不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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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武帝刘裕

宋武帝刘裕，早年曾被逼向豪族刁逵借高利贷，结果到期无力偿还，被刁逵绑上大街，在大庭广众之下受鞭打羞辱。《南史》中，萧宏放贷“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券。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 ”百姓们以房宅、田产等身家重物作为抵押品。到期无法偿还时，便被放贷者蛮横夺走抵押重物，落得个无家可归。

如此看， “赢得客户赚到钱”是经商点子泛滥的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人，将之奉为信条。经商赚钱，本是正常的生存之道，不过掺杂入欺瞒、低俗、高利贷等行径后，就为世人所痛恨了。厌恶奸商、黑商，古今皆一致。

一言：《历史的风尚·魏晋南北朝》

编辑：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所研究生萧宸轩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