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与胡蝶战时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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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久田幸助，是日本的广东语专家，战时被征服役，编入香港占领军，在报道部任“艺能班”班长。曾负责战时的香港剧艺工作，故与影星伶人有所接触，因有袒护中国人的嫌疑曾遭日本宪兵队拘捕。本文即回忆其与梅兰芳、胡蝶交往的经过；对梅胡二人的民族气节和人格备加赞扬，对日军的强横迫害做沉痛指责。

戴雪白手套的男人

我初次与梅兰芳会面，记得是一九三八年春天在香港。

一九三七年七月，发生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开始之后，上海、南京、徐州、武汉、广州等中国各大都市相继落于日军之手，各地的难民都汇集到战火未波及的香港。

有一天下午，我到香港告罗士打酒店去饮茶，发现在邻桌，有一位带雪白手套的中年男子，带了三四个人，也在饮下午茶。因为在不知寒冷的香港，不需要戴手套，我觉得很稀奇而注视那个中年男子，他原来就是梅兰芳。

关于白手套的事，后来我曾问一个懂得京戏的中国人，他告诉我说：

“因为是男青衣，对于手必须妥为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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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个狭小的地方，以后又在海岸上、街上，见过梅兰芳好多次，就在那个时期，利舞台贴出了梅兰芳上演收山戏的广告。连着几晚演出的诸如“天女散花”、“霸王别姬”、“西施”等，全都是拿手好戏。因为要看这个绝代名伶最后的舞台表演，我每晚都没放过，一位京剧行家的中国人告诉我说：

“梅兰芳现在已经四十四五岁了。他的巅峰时期是十六七岁。现在所看的，可不是当年的虞美人和西施啦！”

就在数年之后，不可知的命运之绳，把我和梅兰芳牵连一处，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希望过安静的生活

一九四一年所谓“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占领香港，我因为研究广东语文而被征用，参加了占领军。

我被编在报道部工作，掌管与广东语有关的工作，即统制电影、戏剧及其他艺术活动，报道部下设一“艺能班” ，我被任命为班长。

英国当局为了准备战争，曾存贮了大量的粮食，甚至有的剧院都改做了粮仓，日军占领香港后，控制了全部仓库，市面上一粒米也不见了。

当时香港居民开始陷于缺粮的灾难，可是日军当局并没有设法解救粮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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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有许多中国朋友，市面上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传到耳里来。不管其他部门怎样，我将“艺能班”有关的人士，如电影制片厂、电影院、剧团、戏院的员工和家庭，全部实行登记，在日军占领的第五日，即开始了配发粮食。

为了配粮的事情，我曾与报道部长和占领军参谋长，进行了顽强的交涉。我对他们说，如果连这点表示善意的事情都不做，便无法得到居民的合作了。

于是梅兰芳也在这一措施下领到配给的粮食。当时我曾想过怎么对待这个举世闻名的艺人，我认为必须自己直接先和他谈谈。

当时日军的方针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集中一切人和物，协助“大东亚的建设” 。我负有这个责任，也必须向梅兰芳提出这种要求，但是我向他提示了三个保证：

一、妥善保护他的生命和财产。

二、尊重他的自由。如果他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的话，及时无条件放他到重庆去。

三、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场互相合作。

以上三个条件，并非上峰的指示，乃出于我个人的考虑。

对我的要求，梅兰芳这样回答：

“我所以来到香港，是因为不愿卷入政治漩涡。现在中国分成两个，蒋介石先生的中国和汪精卫先生的中国。我和蒋先生和汪先生都是好朋友。我作为一个朋友来说，对两人任何一方都不应接近。为了这个缘故我才来到香港，今后我仍希望过安静的生活，如果要求我在电影舞台或广播中表演，那将使我很为难……”

我充分理解了梅兰芳的立场，并且照他所说的互相约定，使他过安静的生活。那以后我坚守彼此的约定，从来没有要求他演戏或广播。

还有，我去拜访他，都尽量地审慎从事；可是后来我与他仍在一起吃过好几次饭，他有一次在闲谈中表示：

“我的家原来在上海，想回上海去，希望替我办手续。 ”

我就很快地为他办了手续，备妥了护照，让他回上海去了。

亡命日本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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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去上海之后，我因工作忙碌，对他的事情就逐渐淡忘了。翌年（一九四二）春天，我因公去上海。当时从香港到上海，要坐三天的船。在船上遇到一个年及花甲的中国人，和我攀谈起来。

“这位是和久田先生吧？我是梅兰芳的朋友。从梅兰芳那里常听到你的事情。 ”

他在谈话中曾问我，在上海住多久，住在哪个旅馆等等。

到了上海，下船的时候，我曾说：“请代我向梅兰芳先生问好。 ”遂与他分手。第二天早晨，我在旅馆才睡醒，正在洗脸，听到有人来敲门。打开门一看，只见梅兰芳一个人立在那里，白净丰满的脸上浮着微笑，我立刻请他进来。他说道：

“昨天晚上，朋友告诉我，你来到上海，我就赶着来看你。 ”我受到温文有礼的欢迎。

问过我停留上海的时间及情况之后，他又说道：

“希望在一起吃个晚饭，顺便领你逛逛，你对什么地方有兴趣请告诉我。 ”

我不客气地说道：

“现在如果上海有京剧上演，我想去看戏。 ”

“恰好，最红的李少春正在‘大世界’演唱，一起去看吧！”

第二天吃过晚饭，我们一同去看李少春的孙悟空，当时李少春还很年轻。第二天下午，我就要离开上海。

早晨我整装待发，又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又见到梅兰芳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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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向你道别。 ”他说着话，手中递过来一卷东西。又说道：“这是我乱书的一个扇面。我姓梅，所以画的是梅花。在战时，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非常不好意思，如不嫌弃请收下。 ”说着和我握了握手。

我虽然早就知道中国人讲究礼仪，可是我仍深被这样郑重的礼貌所感动。当时不禁用力回握他的手。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梅兰芳。

梅兰芳为了抗日留了八字胡须，是有名的佳话，可是我所认识的梅兰芳并没有胡须。留胡须是那以后的事情。

梅兰芳画的梅花，并未被战火烧掉，今天仍挂在我的书房里。

胡蝶托我买口红

当时如果说梅兰芳是京剧大王，那么胡蝶可以说是电影女王。

她住在九龙塘里面一所幽静的住宅里。同住的有她的母亲、丈夫和两个孩子。

因为她是广东人，我又懂广东话，所以常常通电话。有一次她在电话中托我一件事。

“有件事麻烦你，等你下次来舍下的时候，请替我买些唇膏好不好？你知道，我一向是不出街的……”

她所说“我一向不出街”云云，含有不高兴日本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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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论是广州或是香港，在日军占领的都市，各街角都堆起沙袋，由宪兵站岗放哨。中国人通过步哨之前必须深躬敬礼，如果步哨看着不顺眼，还要搜身检查。

虽然设哨的目的在防备游击队，可是对于通行的中国人，每因忘记鞠躬或态度不够恭敬，即遭日本宪兵殴打；单是这一件事，就强烈地损伤了中国人的尊严。

胡蝶有两部轿车，都被日军征用了，以至不能出街，这本是大为愤慨的事情，可是她却笑着说：

“因为是在战争，这些事只好忍耐。 ”

有一次我去拜访她，看见一个士兵的影子从后门跑出去。

我就问道：

“那些日本兵跑来这里干什么？”

她笑着答道：

“是来要手表的。我若是有的话就给他们了。这附近驻了好多日军，所有的表都已经给光了。 ”

我以一个日本同胞，对此深感耻辱，于是说道：

“不能容许这么乱来，布告上明令禁止的事情，我将去调查一下，看是哪一部分的兵，把拿去的表送回来。 ”

相反的，她以教训我的口气答道：

“因为是在战时，这种事情，任何一国的军队都难免的，我觉得没什么。你也不必介意了。 ” “帮助我到重庆去！”

在上述情况下，约在一年之间，胡蝶家中较值钱的东西，都送给了不请自来的客人。在快要过年的时候，一天占领军参谋长打电话给我：

“一位从东京来的将军，无论如何想见见有名的女明星胡蝶，要请你安排一下。今天晚上为将军设宴，胡蝶如果能够参加是最好的机会。 ”

当时我答称，胡蝶住在九龙塘，通常完全不出街，如果请她来香港参加宴会，希望派车去接她。另一方面我立刻把消息通知了胡蝶。胡蝶和往常一样自然，非常轻松地答应了。

当晚七点钟，在一广东酒楼为将军设了酒宴，照预定时间开始，我也出席了宴会，在座的人都为一睹胡蝶的丰采而翘首盼望。可是时间已过了七点半，眼看就要到八点了，不知为何仍不见胡蝶的影子。

参谋长不用说直向我使眼色，我也等得焦急，就打电话到胡蝶的家中，并向各处打听联络，都不知她的下落。

就在这种情况下，大约等到八点半的光景，胡蝶才出现了。

经过修饰的胡蝶，愈发显得雍容华贵，使没有女性的宴席，立时增加了光彩，她先向参谋长和将军说了几句应酬话：

“到得太迟了，真抱歉。因为途中感到不舒服，休息了一下。几乎想折返原路回家去，因为已经约好了，所以还是赶来与各位见个面。对不起，只能与各位干一杯，我就得回去了。 ”

说完，她拿起酒杯，向在座的人逐一敬过酒，即匆忙地走了。

我从背影看出来，她的身体非常紧张，完全没有素日那样轻松和易的气氛。这使我益发感到不安，等宴会完了，我就在酒楼中给胡蝶打电话。她好像剧烈地哭过，以从来没有过的激动声调，反复地说着两句话：

“马上请你来一趟。有话要向你说。 ”

等我一到了她家里，见了面她就突然对我说：

“照我们的约定，请让我们到重庆去。我向来以为处在战时，所有的事情，我都忍受了，可是今晚上的事，我不能忍受。我有生以来，没受过那样的侮辱。 ”

她以无法控制的激动，半哭着这么说。

码头上被罚站

胡蝶在愤怒、哭泣和激动之下说出来的受辱事件，大概情况如下。

照着约好的时间，参谋长的车在六点半钟到了胡蝶的家，打扮好了的她，即乘该车离家而去。

从九龙到香港来，必须先到油地的过海码头。当车子通过油地的日军哨岗，后面突听日本宪兵喝令停车的声音。

车停之后，宪兵走过来，以半吊子的广东话，命令胡蝶下车；于是责问她，为什么在通过哨岗时，不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先下车鞠躬敬礼再通过。

她吓得用结结巴巴的日语、英语加上广东话解释说， “今晚是应贵国参谋长的邀请，很久完全没有出过街，什么地方有哨岗都不知道。因为坐在车里边，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又连说了几次请原谅的话。

可是对她的解释愈来愈生气的宪兵，用她听不懂的话痛骂她，不予宽恕，并加处罚，命令她：“站在这里！”

她被罚站的地方，在油地渡船码头的前面，时间正在香港九龙人们往还最频繁的日暮时分，宪兵监视着这个盛装赴宴的女明星，四周筑起人墙围观。

在这种情况下，她被罚站了一个多小时，并反复受那宪兵恶作剧的骚扰，好容易挨到“你可以走了”的命令。因为受了太大的羞辱，哭都哭不出来了，到此她结束了谈话。据知，在场的参谋长的司机，则始终袖手旁观。

这是万万想不到的事情，我完全与胡蝶同感，当时我对她说道：

“请给我一天的时间，一定要把闹事的人找出来加以惩罚。之后，如果你仍要去重庆的话，你可以完全自由行动。 ”

为了向参谋长报告，我立刻又赶回香港来。

宪兵队反措是造谣

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钟。马上与参谋长取得联络，向他报告了事情的大概情形。参谋长也大为震惊，立刻就打电话给宪兵队长——命令调查胡闹的人，并限令明天上午回报。当时我感到，即使处分了胡闹的宪兵，也难使胡蝶息怒了。

第二天上午，参谋长在电话中告诉说：

“究兵队长说，宪兵队没有这样一个人。他还说，一定是对宪兵队有恶意的人，在制造谣言，表示非常愤慨。 ”

我大为吃惊，忙把事件经过又说了一遍，力言确是事实，绝非谣言；参谋长夹在我和宪兵队长相反的意见之间，对这事件感到很难处理了。

在事件尚未廓清的情况下，约近正午时间，我想起应向胡蝶联络一下，于是打电话给她。可是只听呜呜的电话铃叫，很久很久没有人接。我心想：

“难道真的已出发去重庆了吗？”

我所以想到“真的”二字，因为我对胡蝶所受的屈辱感估计得太轻了。就在当天早晨，胡蝶和全家，动身去了重庆。

她在银行的私人保险箱里，存有很多的金子和贵重品，不用说都来不及取出，几乎是身无长物，如被追捕一般地走了。

九龙半岛三面环海，她大概设法避过日军耳目，在某处坐了渔船，拼命挣扎逃出去的。

事实上胡蝶化装成一个贫家女，有如赛珍珠在《大地》中所描写的阿兰，脱出虎口逃到重庆方面广东省政府所在地的韶关，五天之后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世界。

高兴的蒋介石，派一架专机把她接到重庆去，并予盛大的欢迎，使之成为激动人心的新闻。

这个消息震动了东京的参谋本部，并责问香港总督，为什么让胡蝶从香港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