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真的有机会收回外蒙古地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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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纪念， 2011年，则是蒙古首次宣告独立100周年纪念。蒙古人对这两个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仁的总结极具代表性：“100年前，我们不再听从北京的命令， 20年前，我们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们是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

几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识精英谈到历史时，都有四个基本共识：一、对独立备感骄傲;二、对民主充满自豪;三、对成吉思汗无限景仰；四、强调“平行外交” ，即在所有大国间，尤其是中俄之间，均衡发展关系，不能再回到受大国支配控制的历史。

由于对蒙古国民心态缺乏基本了解，中国大陆很多人误以为，蒙古摆脱了苏联控制，眼看着昔日的“祖国”如此欣欣向荣，或许会有主动回归之心，内地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篇《蒙古大呼拉尔讨论回归中国》的“新闻” ，颇能代表部分中国人的这种一厢情愿。

相对大陆官方的理性务实，台湾在外蒙古问题上就显得缺乏基本的现实感。

台湾“内政部”1999年最后一次出版的《中华民国全图》(此后未再出《中华民国全图》) ，因为蒙古国还在版图之中，中国的轮廓是“秋海棠”而非“雄鸡”；此外，国民政府1930年代制订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直到2006年才被台湾官方废止；而国民政府时期主管蒙区(含外蒙)和藏区事务的“蒙藏委员会” ，竟一直延续至今(业务早已变迁) 。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在台湾被争议多年。直到2002年，才通过修订《台湾与大陆关系细则》，将蒙古从“大陆”的定义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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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间“深蓝”人士的“大中华情结”就更为浓重，撰文渴望蒙古回归者大有人在，大陆逐渐发酵的“外蒙古回归”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影响的结果。

台湾在蒙古国问题上的尴尬，源于国民党政权迁台后，拒不承认1945年的《中苏友好条约》；同时，指控蒙古独立乃是1949年“共匪卖国”的结果，而李敖等海外文人则严密考证，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才是真正“割让蒙古”的罪魁祸首。

两个版本的存在，令今天民间言及蒙古国独立，便搅起“到底是国民党之责还是中共之责”的无休争议。那么，蒙古独立到底有怎样的复杂经过？

正式承认蒙古独立的是非

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蒙古的分离独立，是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条约虽名为“友好” ，实则一点不友好—“约定”：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让蒙古经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是否独立，而中国对独立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予以承认；而交换条件是，苏联承诺“尊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事务，不援助中共” ，以及对日宣战，帮助中国“驱逐日本人”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后，当年10月20日，蒙古在苏军“保护监督”下举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数赞成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态度冷淡的简短公告给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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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条约上签字。规定，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支持中国政府(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中国则同意日本战败后在蒙古举行公投。

此时，国共双方尚未同室操戈，但敌对之势已成。对于国民党所签之涉外条约，中共无一不抨击，但唯独对这个条约，不仅给予高度支持，且在国民党对条约“执行不力”或“心有不服”时还大加挞伐。

盖两党都有苦衷，中共的处境还更为尴尬—当时，斯大林一方面在新疆扶植“东突”起事，一方面在东北侵犯中国主权，阻挠回收，同时强迫蒙古分离，甚至连条约中的很多承诺都没兑现，引起全中国激愤。 1946年春，以中国各高校大学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重庆中共的《新华日报》和亲中共的民盟《民主报》还遭到冲砸。

关于外蒙独立一事，中共官方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态，是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的郭沫若文章，名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这是“中苏同盟”四周年时，郭发表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词。

郭在文中歌颂外蒙独立，谴责“中国侵略者”压迫和欺负蒙古人民，认为蒙古寻求解放和独立天经地义，认为外蒙人民比中国人争气，更早清醒，认苏联当朋友，所以得到帮助，更早得解放，中国人民应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学习， “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

1950年2月，中共党史学者胡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的文章，痛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独立地位” ，并批评这种“大汉族主义情绪”蛊惑了不少国人。

从统治者角度，开疆拓土是伟业，护国守土是功绩，这个常识中外古今执政者都明白，国共两党亦然。之所以有“反常”之举，只是都对苏联莫可奈何。

蒙古独立，从头到尾皆靠沙俄和苏联庇护，斯大林则是最重要的操刀者。而中共事业成功绝对离不开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面对被自己尊称为党和人民的“导师”、“慈父”、“大元帅”的斯大林，中共在蒙古问题上做此表态实非得已。

虽然国民党定义自身是民族主义政党，中共定义自己是国际主义政党，并完全支持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 ，但随着中共向执政党地位的靠近，也越来越顾及到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1949年初，毛泽东试探性对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谈起内外蒙统一然后加入中国的问题，对方答道：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将是内外蒙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米高扬的言下之意是，若谁想把外蒙要回来，可能连内蒙都得丢掉。斯大林以后又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

1949年10月16日，刚诞生16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现实。

而国民党政府则认为苏联并未遵守条约协定且与北京建交，属干涉中国内政，宣布条约款项无效。 1952年，国际冷战格局定型，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 。第二年经“立法院”同意，正式通过法律程序废约，国民党政府遂不再承认外蒙独立，并一直阻挠蒙古进入联合国。

尽管对于正式承认蒙古独立，国共背后的情绪和动机有差异，但事实清晰：国民党政府在先，中共政府在后；首个中苏条约，国民党被迫签署，中共无奈赞同，各有各的苦衷。

无可奈何雅尔塔

战后承认蒙古独立，当时中国无论任何人任何集团执政，均无力挽回，除非斯大林放弃。所谓“正式承认” ，对斯大林来说，最重要的只是在国际上(主要是英美)履行一个“手续” 。

当时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斯大林最致命的撒手锏，是其以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以及中国内部政治问题为要挟。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危机重重，对内则面临经济崩溃、随时有内战爆发的可能，对外则无法想象中国以一农业国的实力如何与世界第二强的苏联抗衡。更致命的是，唯一可以制约苏联的美国，早在此前即在《雅尔塔密约》中，就出卖了中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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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在乌克兰雅尔塔召开的美苏英三巨头会议，划分了三国的势力格局，决定了战后诸多国家的命运。苏联与英美的交易中，即包括让蒙古维持独立状态。

1945年2月在乌克兰雅尔塔召开的美苏英三巨头会议，划分了三国的势力格局，决定了战后无数国家的命运。因协定内容未知会其他当事国，又称《雅尔塔密约》。

会议上，英美为减轻损失，使苏联及早对日宣战，牺牲了中国利益。斯大林最早的提议是由满洲至旅顺大连港之间画一条走廊割让给苏联，与苏联海滨省和西伯利亚相连。在罗斯福的反对下，这一要求被改为外蒙“维持现状” ，苏联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如大连港国际化、由苏联优先使用，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并规定，这些内容要获得蒋的“同意” ，由罗斯福向蒋转达。

斯大林的地缘战略，是使苏联周边不能出现“敌对国家” ，也就是说苏联需要一个漫长的战略缓冲带。而在其缓冲带内的地区，办法有二，一是将其并入苏联，二是使其成为“卫星国” ，以保障苏联“安全” 。在不确定中国未来走向的情况下，斯大林就是依此原则，强迫外蒙独立，同时在新疆策划“东突”闹事、索要东北权益。

蒋介石在听说雅尔塔会议后，已预估苏联会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诉求。通过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获悉了部分内容。

蒋初闻这些内容时愤怒不已，但还抱一线希望，由于不知美国真实态度，以为还可与美国结成盟友来牵制苏联。然而，罗斯福已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并签字。罗斯福本来良心亏欠，欲正式告知蒋，却于4月12日病逝。

继任的杜鲁门是《雅尔塔协议》的忠实执行者，对蒋也从无好感，蒋介石联美制苏的想法根本无从谈起。蒋告诉美方，苏联进入远东及中国，将损及美国利益，但杜鲁门认为，只要督促苏联及各国落实《雅尔塔协议》，战后即可相安无事。

中国方面只得在6月启动独自对苏谈判，蒋介石令宋子文为代表团长，蒋经国为首席翻译奔赴莫斯科。此后的“虎羊谈判”中，美国一直恪守中立，除了催促中国签字之外，不愿卷入其中。斯大林则狮子大开口，要求远远超出《雅尔塔协议》内容。比如协议同意“外蒙保持现状” ，中国保有法理上的宗主权，斯大林则直接提出外蒙必须“独立”；协议规定苏联只获得旅顺军港租借权，斯大林要求市政管理权一并吞下，还要求旅顺以南100公里内的岛屿中国不得设防……

蒋经国曾以私人身份拜访斯大林时说，中国8年抗战，就为收复失土，敌人还未赶走，反将这一大块国土割让出去，失去了抗战本意。斯大林明确告之：就是要让蒙古成为苏联的军事屏障。

中国代表团奉蒋之命尽力在每个细节上从斯大林嘴中抠肉(如旅大和中长铁路的管理方式、权力分配、归还期限) ，最大限度维护国家主权，斯大林虽做出部分让步，但在蒙古独立上态度极其坚决。中方认识到，在斯大林紧咬不放情况下，承认原本早就丧失的外蒙权益，以换取现在尚可挽回之利，乃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蒋介石要求必须划清内外蒙界线。斯大林则一直故意拖延此事，因为苏联早已将原属外蒙的唐努乌梁海及中国新疆部分地区划入自己范围，不方便出示地图商谈疆界。

谈判最后阶段的8月9日，苏军已挥师进入中国东北，宋子文、蒋经国等大多数代表认为，如纠缠疆界问题再不赶紧签约，苏军控制东北后，斯大林胃口只会更大，认为不必理会蒋介石的命令。外交部长王世杰虽不赞同，但无法说动大家，最后只得与宋子文拟电向蒋要求“授予宜机行事之权” 。

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举国欢庆。自“9.18事变”后第三天，蒋介石连续写了15年的“雪耻”日记(每篇在起始处写上“雪耻”二字) 。这一天，他悲喜交加地写下“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 ”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苏，重要任务有几个，一是给斯大林祝贺70寿辰，二是提出援助问题，三是商讨修改中苏条约。斯大林最初认为延用旧约就可以了，没必要修新约，但在毛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同意修订。经过一番艰难的讨价还价， 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与苏外长维辛斯基签下第二个“中苏友好条约” 。

此条约基本以第一个中苏条约为基础，斯大林为了让“一边倒”的盟友在国内民族情绪仍浓厚的学生和民主人士中“有面子” ，作出了相当让步，如大大缩短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归还期等。签字三天后，双方发布公告宣布缔约事项，并以公告形式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早已失去的蒙古

蒋不得不吞下失去外蒙的苦果，除了因为失去美国支持、遭苏联强索之外，也在于外蒙古自清朝覆亡，实际已失控30余年，初期为沙俄控制，后又在苏联全面控制下“俄化独立”已20余年。

蒙古1911年12月(辛亥革命之后)首次宣示独立开始，先后“取消独立，实行自治” ，又“撤销自治， ‘回归’中国” ，再迅即恢复独立，来回折腾了好几次。

蒙古宣布独立后，当时的北洋政府曾经趁俄国爆发革命自顾不暇，于1919年由北洋将军徐树铮带兵“收复外蒙，撤销自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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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

徐树铮驱军入蒙后，软硬兼施，迫外蒙的黄黑两党上书北京要求撤销自治。 1920年1月，他主持了“撤治仪式” ，将中华民国总统像挂在皇帝哲布尊丹巴宝座上，勒令其三鞠躬，代表大总统册封其为呼图克图汗，并解除了外蒙的武装。然而其铁腕作风引起外蒙上层不满，四处寻求外援，欲赶走中国人。

当年夏天，因直皖之争徐树铮被调回北京，陈毅10月份再度接任赴蒙，然好景已不长了。 1921年2月，俄国内战将接近尾声。俄白军将领温琴应外蒙上层之邀率兵突入库伦(今乌兰巴托) ，将中国驻军赶跑，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位，自己则当了几个月的外蒙实际统治者。

为期仅一年的“回归”就此结束。此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再也无暇顾及外蒙。

7月份，新兴的蒙古人民党的人民军领着苏俄红军进攻库伦，击败温琴，将其处决。 1921年7月11日，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蒙古人民国人民革命政府” ，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庆日。

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建立的蒙古人民党，最早仅是一个有民粹色彩的激进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目标是“肃清危害民族和宗教事业的凶恶敌人(指中国人) ，收回蒙古丧失的主权，巩固国家和宗教” 。

当时外蒙上下都寻求各种途径，试图维护独立。上层精英中，一部分王公甚至病急乱投医，向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求助；来自底层的印刷工苏赫巴托和挑夫乔巴山，则受在蒙的俄国革命者库齐林科和金巴日夫斯基影响，向苏俄和列宁求援——对方正好也在寻找在蒙代理人，双方一拍即合。

与苏俄接上头后，人民党的很多会议都在俄驻蒙使馆举行，在苏俄代表帮助下完成组织整合，逐渐走上“布尔什维克化”道路。但他们遇到一个困惑：发布的公告文章，里边的“资产阶级”、“殖民地”、“剥削者”、“苏维埃”这类词汇，蒙古人完全听不懂。蒙古从来由王公喇嘛占据领导地位，民众也对之信服。因此，支持人民党的蒙古人非常少，对其同情者也是因为“肃清恶敌，收回主权”这类民族主义政策。直到1930年代之前，该党的力量相当微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党，于1921年在苏俄红军的帮助下，获得了蒙古政权。从那以后，蒙古逐渐沦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 。

1921年建立“人民政府”的人民革命党只有党员164名，在外蒙不到70万的人口中，仍只是很弱小的组织。 1924年，君主哲布尊丹巴可疑地去世(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谋害) ，在苏联的指使下，人民党于当年11月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开始一党专政，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

1925年，人民党改名为“人民革命党” ，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称用“马列主义的无敌学说，以其科学理论的璀璨光辉照亮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战斗道路” 。

人革党与蒙古的步调历程，完全是苏共和苏联的翻版。先展开“镇反”、“反右” ，把党外的反对派、同盟者，党内的所谓“右派”清洗处决，后又展开惨烈的集体化和波及全党全国的血腥大清洗，王公贵族喇嘛学者自不必说，连党政军元老功臣高官也被屠戮一空，各种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苏赫巴托1921年即启动这一进程，因去世得早，大部分工作由乔巴山完成。乔巴山大清洗中受斯大林青睐，消灭各个“政敌” ，由此崛起为蒙古的“小斯大林” 。乔巴山去世后，被斯大林和乔巴山重用的泽登巴尔不久即响应赫鲁晓夫的号召，效法“反斯大林化运动” ，在蒙古又发起“反乔巴山化运动” 。

至1940年代初，蒙古基本建立苏式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已是彻底俄化的苏联藩属国。 1940年第十次党代会上，蒙古正式宣布这一进程顺利完成。人革党号称“工人阶级政党” ，实质上1940年工人也仅占党员的5.9% 。它成功的秘诀只是“老大哥”苏联。

战前，斯大林不公开吞并蒙古，也是与沙俄一样害怕刺激日本，被德日东西夹击。 1939年，日本关东军曾在蒙古与“伪满洲国”交界处，与苏蒙联军打了一场“诺门坎战役” ，关东军惨败。两年后，在中国抗战最艰难之际，斯大林与日本签下《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国。

中共建政，中蒙两党两国互称兄弟，共尊老大哥为首，中苏两党则共同援建蒙古小弟。中苏两党交恶后，蒙古跟着与中共反目成仇，破口大骂，甚至在境内对华人大打出手。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后，蒙古更是直接驻扎大批苏军精锐，直接威胁北京。

几十年间，蒙古全面依附苏联的过程，也全程伴随排华：

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其中中国商行就占了1440家，而俄国私营商行仅166家。但1921年建立的“人民政府”禁止偿还一切蒙古欠中国商人的债务，连私债都不允许还，对华商征收重税，严禁华商贩卖贵重物品。苏俄宣布旧卢布作废后，中国商家大批破产，华商所剩物资，外蒙当局强行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禁止华商华工出入境，也不许新人入境。至1930年代初，乌兰巴托华商从两万人锐减到两千—至1960年代中苏交恶，泽登巴尔将剩余中国人驱逐出境，并接管其财物。

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为“无” 。至1969年时，才又显示为“725人” 。

因此，可以说二战结束后，无论任何人执掌中国政府，早已被“俄化”的蒙古之“独立”其实都是无法逆转的。

蒙古国眼中的“蒙古回归”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网上热炒的《蒙古大呼拉儿讨论回归中国》的假新闻，同样传到了蒙古国，并广为人知。

蒙古有些通晓汉语的大学生，常逛中文互联网，此则假新闻被翻译成蒙文后，又被转贴到蒙古互联网上，原始假新闻及中国网民在跟帖中对此热烈的美好想象，让看到它的蒙古人极为愤怒，它不但让无数人痛骂“想入非非的中国人” ，还经过无数次网上网下“变形传播” ，让不少蒙古老百姓误以为“中国将来会吞并蒙古” ，加剧了对中国的防范排斥意识。

一位常驻蒙古的中国某机构负责人，孩子在当地国际学校上学，同学都是蒙古国政要名人子弟，这位中国学生的蒙古同学很认真地对他说：“我们知道的，你们中国对我们有野心。 ”而他们消息来源，即是这篇假新闻引发的中国网民的反应。

研究中蒙经贸关系的蒙古科学院学者旭日夫先生也提到此事， “这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不利于在蒙古生活的中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某家喜欢以煽动性新闻做封面的国际类报纸，其带有民族情绪的新闻，无论是否与蒙古有关，都经常会成为引发蒙古媒体关注并炒作的题材。

本文原载于《凤凰周刊》2010年32期，作者：段宇宏，原题为：历史上中国真的有机会收回蒙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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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凤凰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