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氏兄弟的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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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青州满族涌现出许多优秀爱国人物，胡刚、胡旭、胡可三兄弟就是这一时期杰出的代表。在惊涛骇浪的战争年代，他们之间的悲欢离合与骨肉亲情，谱写出精彩而感人的篇章。

一

胡刚原名腾骏（1916年生），胡旭原名腾骢（1918年生），胡可原名腾驹（1921年生），还有妹妹胡娴敏和小弟弟胡腾骐。胡家祖隶青州满族正蓝旗，胡刚的祖父恩车贺恩（满名）为青州驻防八旗五品防御。他们的父亲胡玉振，清末被派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归国后由教练递升为旅长。 1926年冬离开军队，闲居于北平， 1929年春病逝于济南，葬于青州。其时，胡刚年仅13岁，胡旭11岁，胡可8岁。在此之前，他们的生母己去世，后来继母又去世，于是他们便成了孤儿，寄居在伯父家中。胡刚14岁时，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胡旭、胡可在青州读完小学考入山东省立第十中学（现青州一中），后转学至济南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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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剧作家胡可

他们的青年时代，祖国正处于战乱频仍，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时期。 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对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全境沦陷。这种形势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各地学生纷纷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 12月9日，北平学生六千多人举行示威游行，国民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随后，杭州、广州、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学生相继起来游行示威；各地爱国人士也纷纷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这五、六年正是胡氏三兄弟革命思想形成并开始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时期。

二

早年胡玉振在世时，因子女年纪尚小，他很少向孩子们讲自己的事。做为职业军人，他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但就个人思想而言，他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他虽然在日本留学，也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但他厌恶日本人，对日军侵略中国行为斥之为：“强盗” 。他对子女从没教过一句日语，也不让子女学日语。他在山东坊子驻防时，当地有很多日本人，也有会日语的中国人，但他偏偏给孩子们请了一位英语家庭教师。这件事在胡氏兄弟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印记。学生时代，兄弟三人受“五四”文艺思潮影响，他们从读鲁迅杂文、老舍和张天翼的小说、田汉曹禺的剧本开始，进而读一些社会科学书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奠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1931年冬，年仅15岁的胡刚就参加了济南学生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接受了革命群众运动的洗礼。他带回来的信息和革命的宣传品，对他的两个弟弟产生了启蒙作用。 “一二·九”运动爆发，兄弟三人便一起汇集到这股洪流之中。当时，胡刚已临近毕业，他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和几个进步同学共同发动了济南师范的学生罢课，来响应北平的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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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边区战斗英雄邓世军（左）、子弟兵母亲戎冠秀（中）和爆炸英雄李勇（右）

此后不久，胡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去汶上县当教员；这时，胡旭被当时的形势所感染，已按捺不住革命激情，想离开济南去北平，名义上是求学，其实是想去参加学生运动。胡刚作为兄长，理解并支持二弟，临别时，他为胡旭题赠了鲁迅先生的警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

胡旭到了北平，开始参加“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党的外囲组织）活动，后于1937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三弟胡可在大哥、二哥离开济南后，独自在省立一中读书，他曾因办壁报批评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被学校开除，此事使他有机会接触了一些进步青年，并和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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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创作的话剧《子弟兵的好母亲》中的原型戎冠秀向青年进行传统教育

1936年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新的形势，这时北平地下党组织了140多个进步青年，分批经山西去陕北苏区，胡旭也参加了。他们走到陕西韩城芝川镇，被国民党驻军扣住，次日押送至潼关陈诚的司令部。因当时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条件，他们只好将扣留的这批人遣送回藉。 1937年1月，胡旭经洛阳回到了济南。此时，胡刚正因寒假从汶上回济，兄弟三人在春节期间作了一次短暂的团聚。这年，国内形势和国共两党关系正处在重大转折关头，尽管岁月艰难，但前途充满光明和希望。一天，兄弟三人在济南南圩根的一间斗室中进行了彻夜长谈。胡旭经历的事多，向大哥和三弟讲了不少令人鼓舞的见闻；而胡刚年长，读的书多，他从社会制度的更替讲到阶级、剥削和剩余价值，讲到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谈到激动处，三人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救亡歌曲。 47年后（1983年）胡刚在给胡旭有一首诗中写道：“临别小楼题警句，重逢斗室唱豪歌” ，即指送胡旭去北平和这次相聚会。

春节过后，胡旭决定回北平找组织，胡可暂留济南读书，胡刚则去阳信教书，以便用他微薄的收入，继续接济两个弟弟。

三

1937年署假期间，胡刚从阳信回到济南。年仅16岁的胡可满怀着对：“救亡前线”北平的憧憬，向大哥提出要去北平上学。胡刚支持他，并亲自送他上火车。但没想到，胡可到了北平正赶上“七·七事变” 。芦沟桥的炮声传到北平，迅即硝烟迷漫，战乱纷起。这期间，胡刚只收到胡可的一封信，此后再也得不到两个弟弟的消息了。直到1940年才知道，日寇占领北平后，胡旭受党组织委派，参加了在北平西山一带活动的抗日游击队，胡可也跟哥哥一起投入战斗的行列。他们出生入死，在战斗中锻炼成长。后来，这支游击队被编入聂荣臻同志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胡旭在第一军分区战线剧社任社长；胡可被分配到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从事文艺工作。创作了话剧《清明节》、《戎冠秀》等。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胡旭和胡可都未离开晋察冀地区。虽然两人并不在一起，但彼此还能见面，唯独和大哥胡刚，则完全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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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胡可与爱人胡朋在演出多幕话剧《子弟兵的好母亲戎冠秀》时的剧照。

1937年秋，胡刚由阳信转到德平县当教员，当时日寇已打到德州，距德平仅有百余里。这年10月，水灾泛滥，德平城被洪水围困，既不能上课，又无法离开。这使他心急如焚，夜不成寐。自两个弟弟走后，他一直想去陕北苏区，但又牵挂着家乡未成人的小妹和小弟。十一月洪水退后，他独自骑自行车跋涉千里，历尽艰辛，用了十多天时间回到了青州老家。当他见到年仅13岁的小妹胡娴敏和8岁的小弟胡腾骐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在家稍住了几日，为妹妹和弟弟的生活做了安排，就离开了家乡。他的目的是去陕北，但没告诉族中长辈，也没和弟弟妹妹说。他先到济南骑自行车经济宁到徐州，再乘火车西去， 12月下旬到达西安。他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把他介绍到115师干部学校，后来转到延安抗大，在第四期二大队学习。 1938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月学习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时，毛主席到校讲话，胡刚和同学们纷纷要求毛主席题字留念。毛主席在胡刚的毕业证书背面写了“革命到底”四个字，这使他终生难忘，成为后来鼓舞他战斗的动力。

胡刚毕业后留在抗大工作，这一时期，他和两个弟弟彼此都不知下落；而由于家乡已经沦陷，他和小妹、小弟则完全断绝了音信。

1937年秋，抗大总校开赴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学。在晋察冀的陈庄，有一次露天大会会场上，他作为值星区队长，站出来喊口令，被一个名叫刘异的老朋友看见。刘异原是胡旭在济南乡师的同学，和胡刚也熟悉，后来他和胡旭、胡可一起参加了北平西山游击队，又一起转到晋察冀军区，这时他也来抗大学习。他把胡旭、胡可的情况和所在单位告诉了胡刚。但因彼此驻地相隔很远，难以见面。 1940年春，抗大总校由晋察冀开往晋东南，胡刚因病暂留晋察冀，这天到抗大二分校看抗敌剧社演出的时候，偶然与三弟胡可相遇，而与二弟胡旭却从未见面。在那个战乱年代，胡刚做为兄长，他不仅惦念着两个弟弟的健康，更关注着他们在走什么道路。他的心情是：只要知道弟弟们都在革命队伍里，而且工作生活得很好，即便不见面，心里也就踏实了。

1940年秋，胡刚奉命带几十人的干部队伍离开晋察冀到晋察鲁豫，回到抗大总校后，做了3年图书馆工作， 43年他才随学校回到陕甘宁。这段时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寇对太行山根据地实行“拉网大扫荡” ，抗大是其要消灭的重点之一。当时，抗大各单位都派出人员组成游击小组，与当地基干民兵一起战斗。胡刚为了保证学校的图书不受损失，历经艰险，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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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任编剧的电影《槐树庄》剧照

在抗日战争期间，胡刚先后五渡黄河，三过敌人封锁线，由于形势恶劣，山川阻隔，行踪不定，兄弟三人彼此经常断绝音信。 1944年形势好转后，胡刚收到胡旭、胡可各自写来的一封信，这是他们分别托人带到陕甘宁的。从他们写信到胡刚看到信，竟用了一年的时间。胡旭在信中对大哥深有感慨地说：“经过好几次大扫荡，象从大的筛子里漏下来一样。 ”后来胡刚的诗中有“如筛得信知无恙，似梦团圆庆有窠”两句，前者即说此事，后者是指1949年兄弟三人第一次在北京的团聚。

四

抗战胜利了，人们希望安居乐业，恢复战争带来的创伤，可是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全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5年8月，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了张家口，这时胡旭、胡可所在的抗敌剧社随军进驻了张家口。胡旭原准备去延安，正好此时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就随抗敌剧社一起行动，并进驻解放后的张家口。随后，军区政治部任命他为人民剧院副院长，负责组织戏剧和电影的演出工作。胡可则在抗敌剧社创作组工作。

1945年10月，抗大总校由陕甘宁出发进军东北，胡刚曾路过张家口，但没有停留。他得知两个弟弟在张家口，便给他们留下了一封信，告诉说自己仍在抗大总校，正向东北进发。抗大队伍进入东北，先到通化，又转到北安，学校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胡刚在学员队任指导员， 47年调东北军区军工部政治部任宣传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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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兄弟三人分别13年后首次在北京见面。自左至右：胡旭、胡可、胡刚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是敌我双方争夺最激烈的战场，山海关、沈阳至长春一线开始被国民党控制，通信更为困难。而且兄弟三人彼此工作都十分紧张，胡可忙于深入部队和进行剧本创作；而胡旭则忙于组织歌剧《白毛女》、京戏《李自成》等大型剧目演出，后期他还亲率电影摄制组到部队拍摄战地新闻。 48年，胡刚只收到胡旭、胡可分别写给他的一封信，这两封信竟走了两年的时间。这年七月，胡刚给胡可写了一封回信，后来才知道这封信直到1949年4月胡可才收到。此时，胡刚已随军进驻沈阳，而胡旭、胡可已随军进驻北平了。

1949年4月，胡刚托去北平开会的同志打听胡旭、胡可的消息，这位同志带回了两个弟弟的回信。信中希望大哥去一趟北平与他们团聚。当时胡旭、胡可都因在文化战线卓有成就而参加了建国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胡刚请假去北京，与两个弟弟久别重逢。当时，胡旭、胡可都已结婚，并各有一个女孩。胡刚见到了胡旭的妻子陈晨（山东青州人， 1945年参加革命，在抗敌剧社任演员），胡可的妻子胡朋（山东莱阳人，抗日战争爆发时赴延安，在电影《白毛女》《回民支队》《钢铁战士》中扮演过感人的妇女形像），这是兄弟三人分别十二年后的第一次团聚。大家认为美中不足的是，胡刚这时结婚不久，没有带妻子申维毅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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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杨成武上将（右二）与全军优秀节目获奖作者在一起。（左起：廖汉生中将、胡可大校、王苹少校，右一为陈其通少将）

胡刚在返回沈阳的火车上，心潮滚滚，浮想联翩，即兴赋诗一首：

七七战火启，兄弟各西东，

辗转十二载，今日喜相逢。

三人一母生，路殊道却同，

若问何所系，追随毛泽东。

往事堪回首，生活斗争中，

聚首相慰藉，尚须勉前程。

往途虽坎坷，前程亦艰辛，

批评以自警，学习莫放松。

五

建国后，胡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任副主任，后受命组建北京电视台，胡可在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从事专职创作，两人都在北京。 49年秋，胡刚被派往全国总工会干校学习，毕业后留在北京，从事工会国际工作。 1982年离休后，开始诗词写作，着有诗词选集《丹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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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兄弟三人在北京相聚。自左至右：胡可、胡旭、胡刚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开拓陕西的电视事业，胡旭被调往西安，任陕西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电视台长。由于工作繁忙，兄弟间书信往来稀少，引起兄长胡刚的怀念， 1964年他曾寄胡旭弟诗一首：

燕秦远隔雁来稀，莲菊枯荣两不知。

情重少年风雨日，音疏老大太平时。

江河堪慰流同向，儿女莫教栖异枝。

长夜孤灯思手足，脊令促我觅新诗。

脊令为鸟名，《诗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诗中以“脊令”比喻兄弟眷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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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9月，兄弟三人在北京合影。自左至右：胡可、胡刚、胡旭

这段时间，也是胡可在戏剧创作上走向成熟的时期。 1949年完成的多幕话剧《战斗里成长》在全国许多地方上演，并被译成俄、日、朝、蒙、匈、罗、英等多国文字，后改为同名电影。他相继又创作了多幕话剧《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槐树庄》等， 1978年后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胡可每有新作问世，胡刚便赋诗鼓励，他七十岁时，胡刚赠诗写道：

戎马生涯岁月长，一枪一笔度沧桑。

豪情孕自硝烟处，战斗凝为翰墨香。

戏剧激昂增士气，文章犀利启心窗。

古稀且当青春过，欲效梅花正吐芳。

胡氏兄弟团聚之后，因小妹、小弟没有下落，三人一直魂牵梦绕，寝食不安。 1954年，他们得到小妹胡娴敏在安徽当小学教员的消息，但不知具体地址。胡可写了一封“试投”的信，在邮局同志热心帮助下，辗转多时，终于送到胡娴敏的手中。她回信告诉三位兄长，日寇占领家乡青州城后，不久她就离家出走，外出求学。在战乱中，她带着小弟胡腾骐，从山东走到安徽阜阳，考入师范学校。后来日寇逼近，她又随学校经河南、湖北迁往陕西。师范毕业后，她当了小学教师。结婚后，同丈夫一起转到安徽，仍在小学任教。他们在阜阳时，小弟胡腾骐考上了海军学校，后来在一次撞船事故中遇难身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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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兄弟三人相聚在北京总政干休所。自左至右：胡刚、胡旭、胡可

1955年，胡娴敏利用假期，抱着不到一岁的女儿，来北京和兄长及家人团聚。此时，胡刚与她分别已十八年了，而她和胡旭、胡可分别得时间更久。后来，胡刚写了一首诗赠给胞妹：

石间柔弱树，自励变苍松。

逆境生鸿志，贫寒育朴风。

满园桃李茂，远径竹兰馨。

谁道桑榆晚，枝繁叶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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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凤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