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书法第一人”何绍基及其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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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行书手札》

何绍基（1799-1873），清书法家。湖南道州（今道县）人。字子贞，号东州，晚号蝯叟。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编修。工经术词章，尤精说文考订之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书法自成一家，草书尤为一代之冠。晚年以篆、隶法写兰竹石，寥寥数笔，金石书卷之气盎然。偶作山水，不屑摹仿形似，随意挥毫，取境荒寒，得石涛晚年神髓。画必长题，题多佳句，惟不轻作、兴至为之，辄自毁去，故流传者少。有说文段注驳正、诗文集。著有《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正》、《东洲草堂诗钞》、《东洲草堂文钞》等。

何绍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何凌汉曾任户部尚书，是知名的藏书家。何绍基兄弟四人均习何绍基像文善书，人称“何氏四杰” 。嘉庆四年农历十二月与弟绍业一同出生于东门乡东门村一耕读民家。幼年家境贫寒，他和弟弟随母就食于州西小坪舅舅廖氏家。 8岁随母入京，早年是阮元、程恩泽门生。 18岁应京兆试，取眷录。道光十一年（1831年）取优贡生。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职，曾充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咸丰二年(1852)任四川学政。为官仅两年，次年因条陈时务得罪权贵，被斥为“肆意妄言” ，受谗言所害，降官调职。遂辞去官职，创立草堂书院，讲学授徒，咸丰六年(1856) ，由四川出发，经陕西等地到达济南，主讲于山东泺物书院。讲学之余，尽游济南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千佛山等处，留下许多诗句。咸丰十年(1860），受长沙城南书院之邀离开济南赴长沙。前后在山东和长沙城南书院教书达十余年。晚年主持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十三经注疏》，主讲浙江孝廉堂，往来吴越，教授生徒。一生豪饮健游，多历名山胜地，拓碑访古。光绪四年（1873），病逝于苏州省寓，葬于长沙南郊。

著有《东洲草堂金石跋》、《东洲草堂诗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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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墨迹

延伸阅读

“晚清书法第一人”何绍基及其书法

饱看了清王朝急剧腐朽的一幕，同时也真切地感受了整个中华民族外忧内患的历史痛楚，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的晚清书家何绍基，是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历程中度过一生的。作为晚清书坛的一个重镇，人们对他的认识显得时或笼统而模糊，尚不够深入和细致。本文拟就有关他和他的书法的几个问题略行探讨，以期对于厘清史实和加深认识有所帮助，并祈望就教于有道高识。

一、何氏兄弟究竟几人

有关史料莫不记载何绍基兄弟共四人，因为均习文善书，人称“何氏四杰” 。据《清代名人传略》云：“何绍基有三个兄弟：何绍业（字子毅， 1979-1839），他的孪生兄弟， 1821年荫生；何绍祺（字子敬，生于1801年）， 1834年举人；何绍京（字子愚）， 1839年举人。 ”又据《国朝先正事略·何文安公（凌汉）事略》云：“子绍基，丙申进士，管编修。绍业，荫生，少慧，通天文、算法，先公卒。绍祺、绍京，皆举人。 ”何绍基自撰《先妣廖夫人墓表》亦谓：“子绍基，翰林院编修；绍业，荫生，候选县主簿，出嗣伯父，先卒；绍祺，举人，云南广通县知县，江苏候补同知；绍京，举人，候选知州。 ”按说，何氏兄弟四人没什么问题了。

可是，何氏《东洲草堂诗文钞》卷二却有“三弟子朴以高勾骊苔笺作朱文册，索王鲁之书；蒙赐诗题赏，语极伟丽，辄和其韵”一诗，则难免令人生疑。按何氏兄弟四人排行，孪生弟绍业（子毅）当为二弟，而绍祺（子敬）当为三弟、绍京（子愚）当为四弟。此处突然出现了“三弟子朴”又是怎么回事？不仅如此，《东洲草堂诗文钞》卷二十二又有“到襄阳遇五弟由都回，连日并船行，风雨中忽相失”一诗，则又有“五弟”之称。查何氏著述，于诗文中很少以排行称呼诸弟（如二弟子毅、三弟子敬、四弟子愚之类）。为此，是否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何绍基原本兄弟为五人，而在绍业（子毅）与绍祺（子敬）或者是在绍祺（子敬）与绍京（子愚）之间还有一个绍（？）字“子朴”的兄弟存在，而这个“子朴”为实际上的“三弟” ，以此类推，则一般认为的四弟子愚则认为“五弟”了。

《东洲草堂诗文钞》卷十三有：“寄黄香铁，时由学官迁翰林典簿”一诗，中有句云：“兼哭子毅同乳弟，一夜惨淡神魂悲。 ”考此诗作于戊申（1848）即道光二十八年，时绍基年五十（这一年其原配陶夫人及侄女越云年方十八，侄庆深年方二十皆因病故去）。绍业（子毅）逝于已亥（1839）即道光十九年，时四十一岁。此诗句明写“兼哭子毅同乳弟” ，可见这位“乳弟”是与子毅去世时间相若——至少是距之不远的。如果他是生在绍业（子毅）与绍祺（子敬）之间，恐怕是不便以“乳弟”称之的。因为，绍业（子毅）逝世之年为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而绍祺（子敬）生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于绍业逝年当为三十八岁了。如果在二者之间曾有一“三弟子朴”则年龄至少不小于三十八岁，以“乳弟”称之，恐不合情理。这样，我便设想假若这个“三弟子朴”真的存在的话，是不是生于绍祺与绍京之间？但这样的话，绍京之被称为“五弟”又显然不妥了。不过会不会是由于何绍基至万年改变了习惯称呼？当然，也有另外的可能，那就是，这个“子朴”就是生于绍业（子毅）与绍祺（子敬）之间，死时虽已十岁或者二十、三十余岁，但因为绍基年长，故仍以“乳弟”称之，只是“小弟”之意。

不过，如此的话，我们仍有疑问：为什么后来的有关史料包括何氏自己的著述均只说“何氏四杰”或“兄弟四人”而无有“五人”之说呢？窃以为有没有如下可能：因为这个兄弟死时尚未成年，属于夭折，因此，随着岁月增长、时光消逝，也就逐渐将之淡忘而不再提及了。证之身边的生活，类似情形是常有的。当然，这只能存疑待考。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三弟子朴”系绍基父凌汉之兄凌灏之子，只是家族的大排行“行三”罢了。由于缺少有关何凌灏的材料，难以断定。我们只是知道何凌汉与“兄凌灏手足依倚，未尝暂离。为翰林时，尝会文，夜归迟，见兄坐候于门，后遂节饮蚤归”（《国朝先正事略·何文安公事略》）。

二、“九子山人”别号

何绍基四十二岁的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爆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中英鸦片战争。但是，由于这年的二月五日，其父凌汉卒于京，他忙于丧事，所以远远地置身于时事之外了。是年八月绍基扶柩南归返乡，十二月二十一日抵长沙，二十四日即厝居南门外洪恩寺。何绍基随即出城外四处为其父寻找墓地，终于在长沙城外河西谷山下九子岭之阳觅得，于翌年四月葬父于该处。何绍基亦“方庐墓山中” ，同时“授徒于山庐” ，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回京复职。这期间，绍基居丧授徒，有“九子山人”之号。今见藏于私人之手的《为霁南临颜真卿争座位帖册页》[1]款题即为“霁南四兄大人正临。弟何绍基于九子山巢” 。另见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楷隶杂书册》[2]的隶书册页后亦鈐有一朱文“九子山人”印。此书作于咸丰七年（丁巳1857），何氏年五十九岁。册页系由其亲属吴观礼收藏并转赠他人的，其真实性当无疑。可见，自绍基四十二岁以后的一个时期，他曾有“九子山人”之号，五十六岁后始号“猿叟”、“蝯叟” 。前述何氏五十九岁书《楷隶杂书册》仍然用过“九子山人”朱文印，可见，自五十六岁改“猿叟”号后，虽然作为书时他已不署“九子山人”之号，但他对父亲的怀念仍在，因此“九子山人”之印还是偶然使用的。不过，如果作品系道光二十年（1840）以前，而出现“九子山人”印款的，则必伪无疑。

三、关于“南北书派论”的态度

乃师阮元的“南北书派论”说对何绍基的书法观念形成有一定影响，世人也多把何氏作为碑派书家看待。但是实际上，何绍基虽重北碑，却还能客观地看待南帖，未走极端。他确实有过“早窥古意薄羲献”的观点，不过他仍肯定“山阴”（王羲之）实兼南北派书法之全”（《跋宋刻十七帖》）而王书“《曹娥》、《黄庭》则力足以兼北派” 。他之不尚王书，是因为“右军书派自大令已失真传”（《题智师千文》）， “山阴真面目无处寻觅”（《跋文氏停云馆刻晋唐小楷》）， “知山阴棐几，本与蔡（邕）、崔（瑗）（均北派）通气，被后人模仿，渐渐失真”（《跋国学兰亭旧拓本》）的缘故。可见，其一，他认为大王书本来就是兼合南北的，这体现了他在书分南北论上的不彻底态度。其二，他之轻视南帖是因为后世已不再南派真貌使然。此外，他对南派也确实时有微辞。 “书本家有南北两派，如说经有西东京，论学有洛蜀党，谈禅有南北宗，非可强合也。右军南派之宗，然而《曹娥》、《黄庭》，则力足以兼北派，但绝无碑版巨迹，抑亦望中原而却步耳。 ”（《跋汪鉴斋藏虞恭公温公碑旧拓本》）从帖派书法的不能为巨作立论，亦能体会出猿叟尚气势重风骨的一贯的书法态度。

四、绍基的个性

《清人文集别录》说他“胸次高旷浑穆” 。《清史列传》谓“性卓荦，豪于饮” 。《奕人传》记载他“平生好游山水，以棋局相随” 。《清代七百名人传》谓其“性坦率与人无町畦，见不善必面斥之，人咸亲其和而惮其峻焉” 。可见，他性情坦率，为人真诚，不过也有狷介不俗的时候：“道州产荷花，何每携其种分赠友人。或报之金，则怒，某太守馈白银二百，惠泉水一瓮，何乃受水而返银。 ”（《清稗类钞》）

世人只知何绍基书名重于世，其实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述：“其平生治经专谨之致，令人倾慕。世徒重其书法，为有清第一。而不知其博极群书，学有本原。书法特其余事耳。 ”与何家有姻亲的杨钧在《草堂之灵》中有《纪蝯》篇称：“贞翁少时，跅驰不羁。 ”如此符合事实，则知何氏确实是一个少时即是纵方自适的人，大概这与“性卓荦” ， “胸次高旷浑穆”自有一脉相通处。难怪其行草被杨守敬誉为“天花乱坠” ，此又足证“书如其人”之不谬。

五、《庚午五月城南书院书轴》系伪作

今藏重庆市博物馆的何绍基《庚午五月城南书院书轴》[3]显然是靠不住的一件伪作。

首先，疑点即在于所书诗。何绍基的《东洲草堂诗钞》于同治六年（1876）他六十九岁时有家刻本，后又见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手定底稿本，即今日所见的《诗钞》、《文钞》本均补有“庚午至壬申（续刻）”部分，这说明：现行诸本均将已巳（1869 ，同治八年）以后至壬申（1872 ，同治十一年）这四年间及同治六年（1867）家刻本未刻入的何作诗词补入了。既然是由家人及门生补刻所遗之作，独遗此首的可能性不大。考何氏《诗钞》、《文钞》逐年诗文之作皆极全备而详，况此作题款明署“庚午夏五月书于城南书院” ，这样的作品遗漏的可能性太小了。为此，不能不疑。

再者，该作“庚”字之写为“庚” ，从猿叟的习惯写法上看，非常意外而显迥异他作。何氏传世之作，虽前后风格变化较大，但结字法却多相沿成习（此大概是今人所谓的潜在意识作用），对照何书早晚期所作的相同字，不难发见其结字与笔势的一贯之处。另外，何氏自五十六岁号“猿叟”后，极少再署“道州何绍基”款式。偶署如上款式，多为所赠者为重要人物，而此作既无上款，也不是正式送给什么必须郑重以待的人，何必如此端肃地题署这种款式？此与大量的何氏传世晚期作品不合。今见何氏大量可信的晚期作品多署“猿叟”或“蝯叟何绍基” ，最多只是“何绍基”款式。可参见其书于同年的可信作品如《为定孙书七绝诗轴》[4]之“何绍基挥汗”——其“庚”字写法作“庚”而非“庚” ，（同年另件《题潘玉泉竟甯雁足灯拓本诗册》[5]作品之“庚”字亦为“庚”而非“庚”）；同年所作之《考

语四屏》[6]款署为“蝯叟书，年七十有二”；书于翌年的《为笙渔临

轴》[7]之款署为“蝯叟”等，皆可旁证其晚年署款习惯以及个别字的惯常写法。在同年作品里，一个人的书写特别是款署样式，就七十二岁的风烛残年老人而言是不太可能“跳跃”多变如此的。不仅如此，此作之许多字法都令人疑窦丛生。如第一行第四字（疑为“却”字，但笔势不合）；第三行第四字“聲”字之“殳”部写法一反常态；第四行第五字“银”字之“艮”部收笔之做作与不能与下边的“潢”字相贯气；第五行第二字“臺”字之结字绝非猿叟风格；第六行第一字“第”、第二字“几”（？？此字应为繁体字）字之左撇笔的异常忸怩作态而暴露出作伪者的摹仿与生硬之弊。这些结字法与表现出来的笔势，远与何氏晚年回腕高悬的特殊执使运笔法所呈现的笔势形态大异其趣，明眼人一看便破的。可见，此作之作伪者之署款之所以郑重如是——不仅署年月，又且署地点，更署“道州”字样，目的无非在于力图让人信其真罢了。可以断言，此作伪者所依靠或所熟悉的何氏作品是其“中年之制” ，因而整幅作品的用笔、结字与风格更接近于其中壮年风格，而与其晚年风格（如《为定孙书七绝诗轴》、《为笙渔书

第二本》）的所谓帖派书法之末流了。

何绍基之师《黑女》，大要在于能“师心不蹈迹” ，窃以为体现在其书法自运中的主要是《张黑女志》的峻宕而置直的气息，布白分间的那种栉比鳞次的映带的气习，至于其具体可见的点画形态实在是与之南辕北辙的，大不必胶柱鼓瑟。（墨生）

注释：

[1]参见《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之《何绍基书法评传》插图四。《全集》为荣宝斋出版社1994版，刘正成主编，梅墨生分卷主编。因插图所选为何氏临颜真卿《争座位帖》册页之首页，惜不见署款部分。

[2]可参见《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第27页。

[3]可参见《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第50页。

[4]载《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第147页。

[5]载《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第146页。

[6]载《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第148 ， 149页。

[7]载《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第151页。

[8]载《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第152页。

[9]《东洲草堂文钞》之《跋重刻李北海书

》。

[10]《东洲草堂文钞》之《跋张荐山藏贾秋壑刻阁帖初拓本》。

[11]《文钞》之《题旧临座位帖后》。

[12][13][14][15][16]见《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之《何绍基年表》。

[17]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之《何文安公事略》。

[18]同上引。

[19]同[12]引。

[20]参见《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之《何绍基年表》。

[21]《文钞》。

[22]杨翰《息柯杂著》。

[23]杨钧《草堂之灵》。

[24]何庆涵《先府君墓志》。

[25]《东洲草堂文钞》卷九《跋

拓本》。

[26]杨钧《草堂之灵》之《说法》，岳麓书社， 1985年版，第297页。

[27]同上引，第294页。

[28]同上引，第232页。

[29]同上引，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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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行书苏轼《天庆观乳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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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小楷《黄庭内景玉经》册，纸本， 25×13.5cm 。湖南省博物馆藏。

书史谈到何绍基的楷书，必然提及他的小楷《黄庭内景玉经》。这本小楷册可谓其精心之作，写得极为遒美。结体中有较浓的颜书味，每一个字、每一笔划都能做到一丝不苟，从而可见其“书法无一笔不从横平竖直中来” 。该册署年款为“癸卯” ，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时年四十五岁，正值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故而能写出如此精妙的小楷。同时代的杨翰于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在这本《黄庭内景玉经册》上跋文评道：“何贞老书，专从颜清臣问津，数十年功力，溯源篆隶，入神化境，此册书《黄庭》，圆劲清浑，仍从琅琊上掩山阴，数千年书法于斯一振。如此小字，人间不能有第二本。 ”杨翰的这段跋语十分精确地道出了此册书的艺术水平及其在书坛上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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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散文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