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十五：昆明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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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云南编练新军始于1902年魏光焘任云贵总督之时，但由于地方贫瘠，饷项不充，成效甚微。 1905年，丁振铎出任云贵总督，对编练新军比较积极，成立了云南新军督练处，负责新军编练。经两年多的艰难经营，才勉强编成陆军步队(步兵)一个协(旅)、炮队(炮兵)两营，以柳旭充任全协统领官。此时的云南新军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官兵多由改练旧军而来，素质极差， “将校中本罕通晓陆军学术之员，势亦无从训练。即名为炮队，实只演习枪操， ……故虽为新军而仍无新军之实际” 。 1907年8月，清政府决定在全国编练新式陆军36镇(师) ，指令云南在五年内编练新军两镇。同年，锡良新任云贵总督，对编练新军非常重视，一方面致力于已练就新军的整顿，另一方面又扩大编练。但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加之军事人才缺乏，锡良致电陆军部，请求先练一镇，并请求陆军部派一批军官充实云南新军。 1908年，陆军部派崔祥奎任云南新军统制，并由他带来了100多个北洋系军官，安插到云南新军中任职。 1909年2月，云南编成了新军一镇，按全国陆军编制序列，编为陆军第十九镇，下辖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协(旅) ，每协辖两标(团) ，每标辖三营。第三十七协所辖编号为步兵第七十三、七十四标，第三十八协辖第七十五、七十六标。同时，又组建炮队(炮兵)一标，马队(骑兵)二营，工程兵一营，机关枪一营，辎重队一营、陆军警察(宪兵)一队、军乐一部。根据新军的编制定员，云南陆军第十九镇官兵定员总额为10977人。陆军第十九镇及配属部队的驻防地区是：第三十七协驻防省城昆明地区，其协(旅)部机关驻城内翠湖西岸之承华圃，七十四标驻城东巫家坝，第七十三标驻城郊北较场。第三十八协及七十六标驻大理，七十五标驻临安(建水) 。炮兵、骑兵、工兵及辎重兵等部均驻防省城昆明。 1909年，锡良调走后，沈秉堃护理云贵总督，购置德国克虏伯最新式步枪8000枝、山炮54门，重机枪50挺，全部用于装备陆军第19镇。因此，此时的陆军第十九镇官兵素质有所提高，装备堪称精良，是清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在此期间，云南原有的巡防军也改定营制，编成南防10营，西防11营、普(洱)防3营、江防5营、铁路巡防14营，开广(文山与广南)边防20营，加上各厅州县的巡警、保卫队等，共有巡防军24 ， 442人，若再加上新军，云南全省总兵力为354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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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陆军讲武堂

为配合编练新军，云南先后创办了武备学堂、新操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小学、陆军讲武堂、军医学堂等一批军事学堂。但这些新成立的初级军事学堂，既缺乏必要的教学设施又缺少具备新的军事知识的师资，学制也很不正规，无法为编练新军培训出合格的军事人才。 1907年创办的陆军讲武堂仅开办7个月后就停办了。 1909年9月28日，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复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并兼任讲武堂督办，同时委任胡景伊为总办（后由原武备学堂总办高尔登继任），刚回国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李根源为监督，李的同学、士官生张开儒为提调。 1910年5月，讲武堂总办高尔登辞职，李根源继任总办，另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沈汪度任监督，张开儒仍为提调。讲武堂的办学任务及学制分为两个部份，其一是轮训在职军官，受训期限为一年；其二是招收普通学生，经正规军事教育后，以培养成新军中下级军官，学习时间三年。讲武堂的学科设置，分为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四个专科，每期招收学生400多人。

1910年2月，李经羲任云贵总督。到云南后，他深感处处受到督府总参议、北洋派军官靳云鹏等人的牵制。作为前朝重臣李鸿章之侄，李经羲颇感权力和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实觉难以容忍。于是，李经羲密召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武堂总办李根源和督练处参谋官兼陆军小学堂总办罗佩金，明确提出“靳云鹏专权任私，难倚信” ，请李、罗推荐可担当重任的军事人才。罗佩金留日归国之初曾在广西任职，对在广西编练新军的蔡锷钦佩不已，即乘机向李经羲举荐蔡锷。李经羲对蔡锷本来就很了解，在广西时对蔡锷一直是信任和重用的，所以立即决定邀蔡来滇，授权罗佩金用李的名义电邀蔡锷，并给蔡锷汇去旅费1000元。

对于李经羲的邀请，蔡锷先是考虑到云南新军“党派林立，且以成镇太速，一切纷如，位置固较此间为优，而办理之难，必较西省为甚” ，便“以母病道远，容缓计议辞之” 。 [3]但经历了广西的“倒蔡风潮”之后，蔡锷决定离桂赴滇。

1911年2月底，蔡锷风尘仆仆来到昆明。 3月1日（阴历二月初一）， “前广西干部学堂总办兼兵备、参谋两处总办”蔡锷即到总督府，拜见了老上司李经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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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羲（1860-1925）

蔡锷抵滇之时，正值云南新军上层军官发生变动之际。第十九镇统制崔祥奎原为陆军部一等检查官，于1908年“空降”来滇任职，此时陆军部因工作之需，要调崔回部，这就出现了第十九镇统制出缺的情况。本来，清廷对新军控制很严，上等军官的任免权在陆军部，但时任陆军大臣的荫昌考虑到云南“边防重要” ，对崔祥奎走后的第十九镇统制职缺，也就“权令”李经羲“在该镇协中酌保谙习本省军队情形，确系得力人员，电部核办” 。

对于蔡锷职务的安排，作为其老上级的李经羲也是有所考虑的。雷飙说：“松公到滇，李督经羲，本拟接充十九镇镇统职，但当时该镇大小军官，多系北方人，四川云南两派军官占少数，加之总参议靳云鹏，协统钟麟同、王振畿，标统曲同丰及各中级军官，又皆系段祺瑞所荐之部下学生，不能达其所愿，劝蔡暂任协统，蔡本不在官职大小，相信而已。 ”既然如此，李经羲只好决定三十八协协统钟麟同接崔祥奎所遗之十九镇统制职。 4月1日（农历三月初三），清政府按李经羲之所保，正式任命钟麟同为第十九镇统制。 4月9日（农历三月十一日），李经羲对第三十七、三十八协协统进行了调整，一面安排第七十四标统带官曲同丰接替钟麟同掌三十八协，一面将三十七协协统王振畿调任兵备处总办，安排蔡锷接掌三十七协。这样，蔡锷就掌握了驻守云南省城新军的指挥权。但不久，广西谘议局以“前干部学堂总办蔡锷劣迹昭著”致函云南谘议局，并“请审查办理” 。对此，李经羲极为愤怒，批道：“查谘议局应议事件，以本省为范围，广西谘议局呈控蔡总办各条，早经广西抚院派司道详查，并无其事，咨由军谘处销案。兹该局以他省已结之案，呈请本督院审查办理，不惟该局无此权限，即本督院岂能越俎？所请应毋庸议。 ”这就说明，李经羲对蔡锷一直是十分了解并非常信任的。

需要指出的是，蔡锷虽然于4月9日走马上任，但清政府的正式任命文件却是迟至半年后的10月16日（农历八月二十五日），也即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第6天、云南“重九起义”之前的13天才颁发：“前广西兵备处总办蔡锷著派充陆军第三十七协统领官，陆军步队第七十四标统带曲同丰派充陆军第三十八协统领官，并均赏给陆军协都统衔。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中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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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任命蔡锷为三十七协协统的上谕

原来，李经羲4月9日任命蔡锷为三十七协协统后，便于6月16日（农历五月二十日）以“号电”禀报陆军部说：“三十八协统领钟麟同已蒙简放十九镇统制，遗缺查有七十四标统带、士官毕业生曲同丰堪以升充。又三十七协统领王振畿调充兵备处总办，遗缺查有前广西兵备处总办、土官毕业生蔡锷堪以补充。除附片奏明外，谨先电知。 ”同电还报告任命随同蔡锷来滇的雷飙为七十四标三营管带。

7月，李经羲又在给朝廷的附片中奏曰：“第三十七协统领官分省补用知府王振畿，现经调充兵备处总办，遗差查有前充广西兵备处总办、留日土官毕业生蔡锷，干练果毅，经验颇深，堪以委充第三十七协统领官。 ”8月12日（农历闰六月十八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

李经羲保荐蔡锷为三十七协协统虽经先电陆军部，后又获朱批，但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却并没有得到清政府正式任命的上谕，这对于上等军职人员而言似不正常。果然，到了9月22日（农历八月初一日），陆军部得到从内阁抄出的李经羲保荐蔡锷等人的附片及朱批后，认为其中大有问题，于是就给皇帝上了一道《陆军部奏滇督奏充统领官与章不符议驳折》指出，李经羲调整三十七、三十八协统领官并以附片上奏，违反《陆军任职章程》关于上等军官职缺由陆军部遴员具奏的规定，因此“未便率行照准” 。对于“所遗职缺” ，陆军部要求由部“遴员具奏” 。

可见，《陆军任职章程》颁布后，各地督抚对于上等军职的补充就无权指名奏派了，只能由陆军部开单上奏后行文简派。陆军部先前在钟麟同任免问题上， “权令”李经羲的只是“拟保” ，也即“提名权” ，但还须经由陆军部“查核具奏”后再正式颁布任命文件（即上谕）。而李经羲在蔡、曲等人任命问题上却仍援保荐钟麟同之例，先行保任到差，事后才电告陆军部，继而又绕开陆军部直接以附片形式上奏，显然严重违反了《陆军任职章程》的有关规定，不能不引起陆军部的强烈不满。因此，陆军部在奏折中对李经羲不按有关规定和正常程序办事，既越权又违规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驳。但考虑到李经羲先前的附片已有朱批的实际情况，陆军部又只好要求李经羲对这些已任人员再按《陆军任职章程》的有关规定走个程序，以符定章。这样就出现了直到10月16日才有清政府对蔡锷正式任命的情况。

尽管李经羲和陆军部就蔡锷任职问题文电交驰，蔡锷在昆明城内翠湖西岸承华圃第三十七协司令部接任协统后，即于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五日）给远在北京的好友石陶钧一信，在信中，蔡锷除了告诉石陶钧自己已抵云南并担任第三十七协协统外，还谈及对端方等清政府官僚的憎恨：“端某（指端方——引者）者，向以阴贼之心，行牢笼之术，而幸有此珍宝之蚩蚩者，不受其牢笼，于湘于鄂于宁皆不获逞，竟蹶于直，宜其愤恨更毒。斯人再出，我族其无噍类矣！然实满汉共同之以蟊贼也。此种蟊贼，其智术足以蛊其同类，蛊发则两败俱伤。汉亡幸有野草复生之望，满亡则更无死灰再燃之时，渠辈何不思之甚也。 ”对于列强入侵中国，蔡锷甚表忧虑：“片马英兵以瘴疠倒毙人员五百余名，其中吾国人居多，现已退出百里之外，闻其充后方勤务者，率为滇粤人，运军资之驮马四千匹，皆此辈筹办，今尚络绎于道。法人已添兵老开，增置面包厂五所，此皆最确情之报。其他如俄之于蒙古、伊犁，日本之于东三省，报纸所传，似较此间英、法为甚。昨闻黑龙江已开战衅（似同红胡子冲突）。要之，瓜分之局，迨难幸免。 ”面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和东西方列强的入侵，蔡锷表达了其整军经武，以两湖为根据地，抵御列强进一步入侵的反帝救国思想。他说：“吾侪军人，应于“拼命”二字外，择一稳健之策，否则，拼命毫无所济，且不够说拼命也。姑就吾湘小范围而论，外兵阑入湘境至快当在一年以外，尚能得少许时布置，如能于一年中得正式国民军二十万，即足为南服之中坚，但非合以湖北不可。以两湖为根据地，相机肆应，未必不可保半壁之局。苟有万众一心，以赌存亡之决心，断可有济。 ”

基于这种反帝救国思想，蔡锷任三十七协协统后，致力军队建设， “时行检阅训练，对官兵均经诚恳出之，官兵无不欢悦敬从，又时与全军中知心官长，如韩凤楼、刘云峰、李凤楼、谢汝翼等，畅谈时事，及应改革军事政治等，痛谈无忌，故皆钦敬无疑，知可与共患难大事也” 。由于“蔡锷治军严明，接近部下，与其他协统不同，他本人搬到七十三标住宿，常到七十四标同官兵谈话，问寒问暖” ，因此，不久就受到官兵们的敬重和信任。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三章“光复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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