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吴思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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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潜规则》的吴思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一个故事，故事出自清代安徽宿松县举人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道光十七年（1837年）九月， “余佃人及邻里家赀稍温者数家人，忽被差传，诬接贼赃。盖失物主通同捕役嘱贼扳诬，以欺乡懦，藉填欲壑者也。佃人泣诉于先兄，先兄来园与余商之。 ”

吴思将这段记载翻译成了大白话：“那年9月有一天，段家的一些佃户跑到他这儿来诉苦，说捕役，就是差役，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警察传唤他们，说他们家，有贼，说他们是窝赃了，这几个人大惊，就到这儿来求助。然后段光清就跟他的哥哥商量怎么对付。 ”

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吴思提醒他的听众：“我讲的这个故事大家也可以看作是一道社会生活经验的测试题，不妨各位设身处地替当事人想一想，换你们在那个位置怎么做？”“大家一定得帮着出好主意。有什么好主意吗？你们自己心里想，我估计未必能想出像段光清这么好的主意来。 ”我将吴思的这个提问，称为“吴思之问” 。

那么段光清想出的到底是什么主意呢？他告诉兄长：“兄当集同乡会议，少敛经费，每年给分方捕役数千，以偿其为我地方勤缉盗贼，且戒其无再嘱贼诬扳。由是先兄告我同乡，欣然踊跃。 ”这段话我翻译一下：段光清建议他的兄长：“您不如召集大伙开个会，叫大家出点钱，集在一块，每年送衙役几千文，作为辛苦费，请他们今后高抬贵手，不要再来敲诈乡亲了。 ”段光清的兄长回去跟乡亲一商量，大家都同意，踊跃掏钱。

于是，吴思说， “一个惯例就形成了，一个默契，大家不说什么，但是以后就固定这么办了。这就是一个潜规则，我们看就在眼前，就这么诞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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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通过这个故事，解释了潜规则的生成机制。潜规则为什么能够生成？吴思认为，关键是因为衙役掌握着一种很厉害的“合法伤害权”：衙役“怀疑各位是窝主，他犯法了吗？办案、破案，这是衙役的权力，是他的责任。他怀疑谁谁谁是嫌疑犯，也是他的权力，把嫌疑犯给弄到班房里去关着，仍然是他的权力，他没有一点儿违法” 。

在段光清的家乡宿松县，衙役靠着这一“合法伤害权” ，迫使乡民接受了一个潜规则：出钱向衙役赎买免受敲诈的待遇。本来按照正式规则，衙役是不允许勒索老百姓的，但这个正式规则不管用，衙役以“窝赃”为由，很容易就可以勒索到小民了。为避免突然碰上被衙役敲诈的倒霉事，乡亲们只好平摊点经费换个平安，也即承认正式规则不管用，自觉遵循潜规则。对衙役来说，新规则也比赤裸裸搞敲诈勒索更划算：不费吹灰之力，便多了一笔固定的、无风险的收入；而搞敲诈勒索，则难保不会遇到些个想拼个鱼死网破的“刁民” 。

段光清出的这主意似乎还真巧妙，效果似乎也不坏，毕竟，衙役借“窝赃”之名勒索乡民的事情少见了。但是，这种给衙役送钱的办法实在让人意难平，因为这意味着承认衙役拥有敲诈勒索的权力。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对策吗？坦率地说，我对吴思先生的那句“我估计未必能想出像段光清这么好的主意来” ，一直很不服气。我相信传统社会在对付衙役的敲诈勒索方面，应该积累了更有价值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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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这段时间我在《汉阳县识》上读到另一个故事：同样是道光年间，汉口的商民也曾经遭受衙役敲竹竿，当然借口不是“窝赃” ，而是另外的名目——晚清时，汉口为天下名镇，商贸发达，聚集了一大批在城市讨生活的流民，也因此，时常有一些流民因为饥寒而暴毙街头，用《汉阳县识》的话来说， “道光初年，汉市殷盛，惰民流丐于此者滋多，冬令风寒，路毙时见。 ”汉阳县的衙役一见到哪处有人死了，便借着官府调查死因之机，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向附近的商民勒索财物，不掏钱就随便给捏一个杀人凶嫌之类的罪名，让你吃不了兜着吃——“司牧官循例相验，胥役遂假以唬吓市商，地方苦之” 。

那么汉口的商民是怎么对付这些衙役的？他们推举了两名有声望的绅商——傅培霖与甘伟烈，前去跟汉阳县知县交涉：如果县衙能够约束衙役敲诈商民，我们商民愿意成立一个“自新堂” ，为不幸横死街头的流民施棺掩埋。以后凡发现“路毙男女” ，可由地保验看有无伤痕，若非他杀，则由“自新堂”出资收葬，官府就不要派衙役下来扰民了。汉阳县衙同意了汉口商民的建议， “立案奉准遵行” 。

汉口绅商傅培霖与甘伟烈提出来的解决方案，跟宿松县乡绅段光清兄弟的方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宿松县乡民用掏钱赎买“合法伤害权”的方式，来躲避衙役的盘剥；汉口商民也掏钱，但不是向衙役赎买，而是成立一个叫做“自新堂”的组织来解决问题。虽然“自新堂”的性质是慈善团体，职能只是收葬横死的流民，但是，一个民间组织建立起来之后，它产生的意义就不仅仅限于慈善，而是使商民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并在维持共同体运转的过程中训练了自治的能力，同时，商民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与官府沟通、跟衙役博弈的组织平台。

毫无疑问，衙役要敲诈单独一个商人，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现在有了“自新堂” ，衙役倘若再来敲诈勒索，则需要面对一个相比之原子化个体要强大得多的组织化群体，想得逞就比较难了。

汉口商民成立的“自新堂” ，只是当时整个汉口的社会自治网络的一个节点而已。事实上，在清代，汉口已经形成了非常复杂、覆盖多个层面的自治网络，众多由商民、绅商、居城士绅创建、成立、主持的自治组织，如行会、善会、消防局、义学、保甲，等等，为汉口社会提供了公益福利、城市建设、基础教育、防火防洪、维持秩序、沟通官民等公共服务。显然，社会组织的发达，意味着市民不必事事依赖于国家权力，社会自身就能够自发、自主地进行自我治理。

而这样的自治组织与自治机制，正是段光清方案中付之阙如的。也所以，宿松县乡民虽然通过赎买，得以暂时避免受到衙役勒索，但他们的自治能力与博弈力量，并没有得到成长；他们的收获，只能是一条潜规则。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对付衙役的敲诈勒索，是有两种办法的，一种是段光清的办法，用钱赎买衙役的“合法伤害权”；另一种办法是汉口商民的办法，建立自治组织，以此抗衡衙役的“合法伤害权” 。两种办法，敦优敦劣，就不需要我多言了。生活于晚清时代的段光清因为眼界所限，只想到用“赎买”而不是“自治”的方式来对付衙役，那还情有可原；吴思先生为段光清方案拍案叫绝，则太不应该了。

我想说的是，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与自治机制，可以压缩衙役使用“合法伤害权”的空间，破解建立在“合法伤害权”之上的潜规则。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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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福建长乐县有个叫“梅花里”的杂姓村，当地民风甚坏，大姓欺小姓，强者欺弱者，时有争讼， “颓风日甚” 。纷争一多，衙役下乡的机会也便多了起来；而衙役一来，又免不了要趁机索要各种小费。道光七年（1827年），当地的乡绅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便联合各姓族长、耆老，成立了一个跨宗族的自治组织——乡约。

乡约原是发端于北宋的乡社自治组织，至清朝时已渐渐沦为官府委任的职役，被用来协助官方催税。不过梅花里乡约总算回归自治的本色：公举乡约董事，公议约束规条，由乡约负起村庄的治安、公益、救济、仲裁争端之权、之责。梅花里也因此风俗渐厚。

在梅花里乡约的约束规条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差役奉票到乡者，肩舆相望、苛索酒食、高勒工雇，情形实觉难堪。以后差役到乡，其夫价工食，事主不必给与。搅扰者公禀。 ”也就是说，梅花里明确拒绝接受衙役的敲诈。而他们之所以有这个胆气，当然是因为梅花里的乡民通过乡约结成了共同体，拥有了自治的组织机制，以及跟官方权力相博弈的组织力量。

严格来说，那个“吴思之问”并不是被我破解了——实际上，在我们的社会治理传统中，本来就有优良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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