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十九：统一三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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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成立后，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迅速实现三迤大地的统一和稳定。

一、调处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团结。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民族和谐是全省稳定的前提。因此， “重九”起义前，蔡锷就注意把反清与排满、清政府与其官吏区别开来，争取一切可争取的力量，减少对起义的阻力。 10月30日，蔡锷在巫家坝集合部队宣布举义宗旨后， “将校中有欲将军官中满人容山、惠森二人处以死刑者，经蔡统领、罗统带力为禁阻，命暂行拘留，俟事后释放(翌日即纵之使去) 。参加起义的七十四标二营管带刘存厚为了打消兵中满人的顾虑，进一步解释：“此次革命实系为改良政治增进国民之幸福起见，非种族革命也。吾辈同志不独不分省界，即满清官佐亦当保护，俟大局定后同享幸福。 ”所以，起义时， “满清官佐亦未损害” 。起义成功后，为了避免发生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蔡锷发布《布告全省同胞文》宣布：此次起义的宗旨是“铲除专制政体，建造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 。同时通电各府、厅、州、县云：“本军府光复汉族，大局已定。顺宁、大理等府官民，均电表同情。自应维持秩序，共保公安。满人琦守璘能识大义，首先赞同。自当以汉籍相待，一体任用。该处同胞，亦不得视为异族，胥混猜虞。楚雄崇守谦，广南桂守福，若能来归，尤加优待。各属流寓满人，本军府亦必妥筹善法，以相安置，勿自惊扰。此谕。 ”

对于颇有政声的满籍楚雄知府崇谦，蔡锷更是格外关注。他亲自致电崇谦：“该守莅楚，实心任事，本政府一视同仁，并无满、汉意见。已饬曲统领暨地方极力保护。该守仍当靖共尔位，勿生疑虑。 ”同时致电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此次系政治革命，并非种族革命，不得妄生满汉意见。崇守、涂令均有政绩，理应力为保护，以为亲民者劝。 ”

即便如此，蔡锷还不放心，又致电驻守大理的三十八协协统曲同丰，要求极力保护好崇谦：“此次反正，楚雄府崇守既表同情，且平日政声洋溢。希告我大汉军官，凡经过楚雄地面，理应极力保护，不得别生意见。 ”

云南回族源远流长，元、明、清代都出现过回族移居云南的高潮。清末，清政府利用民族矛盾，推行一条“助汉抑回”和“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的反动政策，先后制造了“缅宁事件”和“永昌惨案” ，并残酷镇压回民起义。因此，除了安抚满族民众，调处满汉矛盾外，蔡锷还注意处理回汉矛盾，改善回汉关系。云南军政府成立后，在宣传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平等的同时，蔡锷还特别致电永昌各属回族同胞：“汉、回各族均受满洲政府压制二百余年，今扫除专制，一概平等。军政府为民请命，大公无私，不分畛域。凡我回族，请勿惊疑。盼切。 ”

以上措施，对于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站到革命一边、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迅速稳定云南社会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化解合江冲突，维护滇西稳定。 1911年10月，在武昌起义成功消息的鼓舞下，迤西腾越（今腾冲）的革命党人张文光从缅甸潜回腾越召集同志研究起义的步骤和方法，决定通知驻腾越清军中的革命党人陈云龙、李学诗、彭蓂等人开会商议起义。 10月24日，腾越清军中的革命党人，利用野外操练的机会与张文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10月27日发动起义，夺取驻腾越的陆军第二十六标（团）第三营的两个连队和巡防军第四、五两个营的兵权，用军队的武装力量推翻清政府在腾越的封建统治。会上，还通过了起义军的军纪和禁令，宣读了誓词，表示举行反清武装起义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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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光(1882--1914)

10月27日下午7时，腾越起义如期爆发，张文光亲率一支队伍，袭击巡营第四营，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同盟会员李学诗作内应，击毙了此营的管带曹福祥，夺得了指挥权。同时，陈云龙在新军第七十六标三营，彭蓂在巡防队第五营，也分别处决了抗拒革命的反动军官，率队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战斗，腾越镇总兵张嘉钰吞金自杀，腾越关道耿葆奎投降，腾越厅同知温良彝逃走，起义军最终占领了腾越，起义宣告成功。次日，起义军将领及自治局的绅、商代表在腾越自治公所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滇西军都督府，以张文光为都督，以“九星旗”为军政府旗帜，并发出布告，宣布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和起义军严格的纪律和暂行条律。这样，腾越起义早于昆明“重九起义”三天，以张文光为首的滇西军都督府也早于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都督府三天。云南也就出现了两个军都督府并存的局面。

滇西军都督府成立后，根据杨振鸿生前制定的“滇西首义，推动全省”的云南革命方针，决定建立国民军，迅即招募兵丁，配领枪械，扩充军队，以郎炯为第一营管带、李学诗为第二营管带、宋学诗为第三营管带、黄鑑锋为第四营管带、薛朗为第五营管带、彭蓂为第六营管带，以陈云龙为前军都指挥、钱泰丰为前军副都指挥。为扩大革命成果，滇西军都督府决定，除第一、五营驻守腾越外，其余四营进攻永昌府（今保山市）及周边各县，然后会攻西迤重镇大理，进窥昆明。

腾越国民军三路进军很顺利。彭蓂率六营进攻永昌，虽遇驻永昌的清军管带罗长庚抵抗，但不久为彭部消灭，永昌知县毛汝霖自杀。不久，腾越国民军就控制了从腾越到永昌及其附近的龙陵、永康、顺宁、云州、缅宁、云龙和滇缅边区各土司的地方，国民军也迅速扩大至十营。占领永昌后，张文光命令彭蓂为永昌军统领兼管民政，安抚地方，而命陈云龙率兵会攻大理。

大理是云南迤西总汇，也是云南中西部军事要地，云南新军第三十八协协本部及七十六标即驻扎此地。昆明“重九”起义成功后于11月1日电饬大理步队迅即反正。 2日，三十八协协统曲同丰主持大理反正。 3日，曲同丰召集大理各方代表于府署开会，决定成立自治总机关部，推赵藩为总理，由云龙、李福兴为协理。然而，由于彭蓂部进攻永昌时，驻永昌的清军教练官郭龄昌率残部退回大理，路过澜沧江时，截断了桥梁和大理通往腾越、永昌的电报线，致使腾越、永昌与大理、昆明失去联系，结果导致腾越国民军接近大理时，与已反正的大理军在合江、漾濞之间发生军事冲突，酿成滇西事变。消息传到昆明后，蔡锷极为重视，认为“北虏未灭，国难犹存，释此内讧，共御外侮，非独云南之福，实大局之幸” ，立即任命军政府参议院院长兼军政部总长李根源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赶赴滇西，全权负责处理滇西问题。同时，蔡锷通过永平县黄连铺与腾越国民军建立了联系，获知腾越起义情况，并致电张文光、陈云龙等人，通报情况，做化解工作，既肯定“腾军起义，举动文明” ，又指出“滇西事变”的起因是因为“电信不通，消息全阻，谣传遂起，榆军惶惑，故有严防下关之事。其实并无他意。 ”同时要求“腾永军勿庸东来，务速回扎腾永，以重边防，弹压土匪，并将所部妥为编制，仍复旧日原状。如人数已多，可悉撤二三营老弱者，给资遣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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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同丰(1873-1929)

由于化解及时，加之张文光等人深明大义，腾越军与大理军的矛盾遂得解决。同时，蔡锷指示李根源、赵藩从裁营、停捐、设官、教育、组织商会、办理自治等入手，经略滇西。李根源到大理后按照蔡锷及云南军政府的指示，在张文光及滇西军都督府代表张文运的积极配合下，妥善地处理了腾越与大理之间的矛盾，有效地稳定了广大滇西地区，并于1912年1月9日报请云南军政府任命张文光为云南协都督，驻大理，统辖腾越、永昌、顺宁的驻防军。随即，张文光遵令取销滇西都督府，使滇西正式纳入云南省军政府的直接统辖之下，从而消除了云南两个军政府并存的局面，避免了云南可能发生的—次大的动乱，使全省革命政权迅速实现统一。这对于巩固云南辛亥革命的成果和巩固国防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处理滇西问题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事值得一提,这就是刀安仁（也即刁安仁）一案。刀安仁，字沛生，云南干崖（今盈江）傣族土司。 1906年初，刀安仁经革命党人秦力山介绍赴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刀安仁曾会见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并经云南同盟会支部负责人吕志伊介绍加入同盟会。 1908年初，刀安仁回到干崖与张文光等人建立滇西同盟会支部，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刀安仁与张文光等人积极谋划腾越起义。腾越起义成功后，张文光因首先领导腾越清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而任滇西都督府第一都督，刀安仁则因起义成功后才率队赶到而任第二都督。嗣后，张文光率军东进，扩大革命成果，而刀安仁则离腾赴省城，要求封爵颁赏。蔡锷答以“封爵非中央不能，颁赏而款绌” 。刀安仁见蔡锷不能满足其要求，又离滇赴南京。 1911年11月,永康州已革土司刀上达召集民团兵2000多人，占领州衙，纵匪抄掠，杀害知州陈文光，并喊出“安夷灭汉”口号，史称“永康之乱” 。 “永康之乱”发生后，滇西军都督张文光和永昌知府由云龙向李根源报告，刀上达作乱系由刀安仁暗许复其土职并暗助兵械所致，后又查获刀安仁致弯甸、耿马文函，内有兴夷灭汉及帝制自为等内容。因此，李根源一面命令国民军围剿刀上达，一面将刀安仁的情况向蔡锷报告，并请求“将刀安仁扣留在省，听候查办” 。 1912年3月，刀上达被擒获，经对其进行审讯，李根源核实刀安仁强索银万余两，鼓煽孟定、湾甸、耿马土司兴夷灭汉、帝制自为，暗许恢复刀上达土职、唆其肇乱，擅行刊发军用票，在腾永一带勒令行使及戕害革命党人秦力山、王可石等情况后，再次向蔡锷报告，并要求蔡锷“电请中央政府迅予惩办，以除乱本而固边封” 。由于此时刀安仁已离滇赴宁，蔡锷即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及司法次长吕志伊，要求将刀安仁拘禁查办。据此，内务部令南京巡警局于3月中旬在南京中西旅馆，将刀安仁和由武汉前来与其会合的弟弟刀安文拿获。但程德全认为刀安仁一案系属军事性质，加之临时政府北迁，即呈文袁世凯，请求将此案交由陆军、参谋两部办理。此议经袁世凯批准后，程德全即派江苏都督府军官丁凤等人将刀安仁兄弟二人于8月19日下午押送至京，交陆军部接收。后经陆军部审明，刀安仁系为被诬，呈请袁世凯特予开释，并授以陆军部参议之职。刀安仁获释后寓于北京顺治外门半截胡同， 1913年3月10日左右因病身故， 13日发引，停灵龙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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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安仁(1872-1913)

因刀安仁一案，近年，有学者对蔡锷多有指责，曹成章认为， “蔡锷是陷害刀安仁的核心人物， ……蔡锷并非同盟会成员，也不是同盟会纲领的拥护者，更不是孙中山总理的追随者。辛亥革命时，他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和帝国主义势力、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民主革命派的官僚、军阀。 ”曹成章甚至认为， “蔡锷等小题大做，项庄舞剑，意在把案情牵扯到孙帅身上，以达到以章太炎先生为首的一群反对孙大总统者的政治目的。 ”笔者认为，以上结论似过武断。关于刀安仁一案，当时有关人员说法殊异，因而刀安仁是否被冤枉，尚待进一步研究，即使刀安仁是受诬陷，始作俑者也只是其同盟会的同志张文光、李根源等人，蔡锷远在昆明，加之对刀安仁并不了解，只不过是应李根源的强烈要求转报而已。因此，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蔡锷并非“刀案”的“核心人物” ，似不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至于说蔡锷借刀安仁一案反对孙中山，那就更不知从何谈起。

三是支持临安起义，平定蒙自兵变。临安府原属迤东道，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临安府改属迤南道，辖建水、通河、河西、?峨、蒙自五县。中法战争后，法国强迫清政府与在北京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指定开广西龙州和云南蒙自为通商处所。 1887年（光绪十三年），清政府在蒙自设分巡临安开广道，下辖临安府（今建水县一带）、开化府和广南府（均属今文山州一带），由此，蒙自成为云南近代史上滇东南的军事、政治中心。 1911年11月1日夜，在武昌、昆明起义的影响下，同盟会员、新军驻临安七十五标教练官赵复祥联络当地富商朱朝瑛及七十五标军官何海清、叶青山等人带领新军发动临安起义，先后攻击临安知府府署和七十五标本部，知府吴昌祀翻墙逃走，标统罗鸿逵率护兵潜逃。临安巡防营管带张鼎甲闻风归来，响应起义。次日，临安起义成功，临安全城光复，起义军在临安自治公所召集军民各界会议，决定组织云南南军军政府，取消七十五标番号，推举朱朝瑛为统领，赵复祥为副统领，并电报云南军政府，电劝临安八属和开广思普元郎一带反正，同时弹压土匪、招募新兵。考虑到蒙自为南防要地，兵丁饷械均足，若不得手临安势难独立，于是，南军军政府决定派赵复祥领兵进军临安开广道所在地蒙自。

但是，盘踞在蒙自的临安开广道兼边防督办龚心湛仇视革命， 10月31日得知昆明光复的消息，遂筹划进攻省城之策：一是电令广镇总兵夏文炳率所部，沿铁路北上；二是电知榆标，率一、二两营，由楚雄东下；三是令个旧督带孔繁琴率巡防营取道临安、通海进攻。他自己则率所部及临标军队，驻扎通海，居中策应。正当他们筹划既定，准备出师之际，却于11月2日获知临安反正，遂令孔繁琴率所部出发先攻临安，妄图将南军军政府扼杀于摇篮之中。 11月3日，赵复祥所率临安义军与孔繁琴所率巡防营在普雄一带激战，南军军政府急忙向省军政府求援。

蔡锷认为滇南毗连越南，位置至关重要，且巡防营势力雄厚，应迅速平定。因此，一面立即复电南军军政府：“能战则战，否则固守临城” ，一面速派军政部总长罗佩金统兵南征。临安义军官兵闻此电讯，军心大振，大败敌军,并击毙孔繁琴。龚心湛闻孔繁琴败亡，遂于11月5日乘车出逃越南，蒙自遂告光复。

蒙自光复后，云南省军政府即电委赵复祥兼署蒙自关道，朱朝瑛署临元镇。 11月14日，罗佩金抵临安，因龚心湛巳逃， “遂巡按蒙自、阿迷而还” 。正当形势顺利发展， 12月3日，已“招降归顺”的蒙自新军第三营队官李镇邦、马队军士龚裕和勾结蒙自邑绅李叔昌发动叛乱。叛军先攻军械局，抢快枪2百余杆；继攻道署，将储银劫掠一空；又掳商号、焚洋行，致使蒙自一片混乱。赵复祥无力控制，乃急走河口。而越南法军“日夜运重兵于边境，伺隙而动” ， “并谓当由该国特派警兵在沿铁道一带屯扎，保护巡防各军” 。 [18]当此紧急关头，蔡锷一面“与法领交涉，谓蒙乱指日可平,铁路一带当派兵沿途驻扎保护，决无他虞；法商所受损失，事后议偿”；一面电饬临安开广各军严加防堵，并先由省派军队保护铁路，令朱朝瑛星夜到蒙自安抚，又命罗佩金赴蒙处置，派出陆军宪兵队进驻蒙自弹压维持。 12月6日，罗佩金、朱朝瑛先后抵达蒙自，设计击毙李镇邦、龚裕和等肇乱首魁，其余叛首20余人先后正法，军民为之肃然，蒙自兵变遂平，滇南也随之完全光复，社会秩序迅速稳定。

总之，云南“军政府成立，旬余各府、州、县传檄定，腾、永、蒙自兵少乱，旋即敉平。阅时未久，遂能铲除专制，造成共和” 。民初三迤大地的政治、军事、民政的迅速统一，有力维护了地方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表现了蔡锷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四章“光复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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