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二十二：改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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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早年，蔡锷在维新派“兴民权、开民智、办学堂”思想的影响下，就开始重视教育，把办学堂、开民智视为政治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他认为， “吾国之沦亡，沦亡于国民之智不开” ，中国要争回被列强攫取的利权，改变一受列强压制，一受满人钳御的“两层奴隶之辱” ， “必在充足吾国民智力也” 。留日期间，他考察了日本近代教育，深刻认识到， “教育不仅为教育之发达，又于社会进步大有关系。 ”因而在学习军事的同时，蔡锷还钻研东西方教育理论，与友人翻译出版了《东西洋教育史》一书，足见其在教育方面的抱负。在《军国民篇》中，他指出：“教育者，国家之基础，社会之精神也。人种之强弱，世界风潮之变迁流动，皆于是生焉。东西各强国，莫不以教育为斡旋全国国民之枢纽” ，足见他对教育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

云南军政府成立后，作为一省之军政首脑，蔡锷关注军事、政治和经济建设时，并没有忘记教育。他认为， “今日世界有强国有弱国有亡国，其所以强所以弱所以亡者，大抵决于其国国民学问之程度。学问盛则国强，学问衰则国弱，无学问则国亡，此不易之理也。 ”因而，他把教育放在突出位置，并就教育改革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指示。他要求学校重视体育， “武勇原于体育，而体育不止一端，若竞船、打球、骑马、打靶等及各种有益之文明游戏，尤当设置之、练习之，以作其气。 ”他强调，学校要重视学生品德教育，帮助学生从小树立远大志向。他指出：“共和国家，人人有拥护撑拄之责，国民个人之身为国家之一分子，国家之强弱，视乎各分子之健全与否” 。 “人非立志，则无所成就也” 。 “所谓志者，相期远大，始终不渝之谓。 ……志有大小，小之对于一身，应如何励品行，濬知识，以期为一完善国民。对于一家，应如何敦孝友，裕生计，以期卓立于社会。大之则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人人各出其所学，行其所志，合大群以巩固此共和之国，乃能称为学者为志士也” 。他外出巡视，每到一地必看学校、谈教育。在临安府，他指出， “建水一属，不过三十余校，生徒不过千余人，是教育尚未宏也” ， “须以普及为宜” 。在个旧，他认为锡矿开采不得法，主要原因是缺乏专业人才。因此， “改良之法，若从根本著手，非从事教育不可。若建设一矿业学校，研究开采冶金等术，一便实地练习，二免借才异域，数年之后，当改旧观” 。在蔡锷的重视和支持下，民初云南教育改革积极推进，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一是改革教育管理机构。云南都督府建立了三级教育管理机构。在省一级，都督府内设学政司，是为管理全省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任命李华为学政司的首任司长，陈文翰为副司长。同年8月，学政司改称教育司，蔡锷改命周钟岳任司长，不设副司职。 1913年4月，据民国政府之《划一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之要求，将“都督府”改为“行政公署” ，教育司受民政长的直接领导。教育司设有4科，处理全省教育之事务。第一科：掌理文书、会计、统计、教育会议、学校卫生及不属于各科的事项。第二科：掌管师范、中小学校、幼稚园等相关事务。第三科：掌理各类实业学校、外国留学教育等事务。第四科：掌理博物馆、图书馆、图书审查及凡属于社会教育之—切事务。同时，在省城设省教育总会，为学政司辅助机关。在道一级，按《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之规定，在民政长下设观察使署，所属各县教育事务以观察使为直接行政长官。在县一级，设有劝学所，由劝学员长负责。学政司在其颁布的《劝学所暂行章程》中规定：劝学所直接受学政司的领导，并受地方官的监督，管理辖区县内的各类教育事务。地方官除对劝学所有监督权外，还有提倡学务，保护学款之责任。同时，又建立教育督导制度。辛亥革命前，云南全省有4名视学往复视察学务，但由于滇省幅员辽阔、交通不便，所以4名视学一年内难以顾及所有学校，加之有的视学并不真正了解教育，视学效果不好。辛亥革命后，学政司订立《省视学细则》，规定视学必须由师范毕业生担任，视学人数由原来的4名增加到10名。同时，把全省划分10个学区，每区不超过10个州县，每个视学负责1个学区，每个月至少视察1个州县。这样他们一年之内就能将所负责的学区内的学校视察一遍，及时上报和解决发现的问题。 1913年11月，教育司又对视学区域进行调整，由原来的10个视学区减为8个，而在土民学塾较多、情况较复杂的普洱、思茅沿边地区特设2名省视学，以便加强对这一地区教育的考查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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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都督府教育司司长周钟岳(1876-1955)

二是改革办学体制和修业年限。都督府首先厘正学校名称，改清末“学堂”为“学校” ，并将清末初等、高等小学的修业年限分别由5年、4年改为3年和4年。接着，对中等及以上学校进行调整，归并方言学堂、高等学堂，设立英法文专修科，为留学英美之预备。合并昆明模范第一中学、蒙自模范第三中学、两级师范附属中学、实科中学等为一校，称为之省会中学校；大理模范第二中学改称第二中学校。经以上整顿和调整，建立了新的办学秩序，提高了学校的办学规模，也有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同时，在办学体制上，云南都督府根据经费来源将学校分为省立、县立、私立3种，并鼓励创办私立学校。因此，民国初年云南出现了私人办学热潮。昆明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昆明私立第一中学，嵩明县张其渊倡设了私立国民小学，鹤庆县设立了私立第二国民小学，黎县(今华宁县)张学忠创办了黎县中区私立小学，云龙县丁润身等倡设云龙正西乡第二私立小学，鹤庆县的蒋仁孝等在大理县设立了私立鹤庆客籍国民小学，永北县设立西区私立小学等，为发展云南教育作出了贡献。

三是改革教育教学。首先，改革教学内容。修改中小学教科书，停办简易识字学塾，废止学生读经，规定小学开设算术、格致、图画、手工、农业、商业、修身、国文、体操等新式教育课程，并编订了学校系统图及学科学年一览表，以利各校遵守。其次，加习军事教育。蔡锷认为， “中国积弱己数千年，此时欲发奋自强，非于小学教育养成军国民之资格不可。而欲小学施养成军国民之资格，非于师范学生授以军事教育不可。 ”于是，下令省会初级师范毕业生加习军事教育，以三月为期，毕业后仍分派各地充任教员，并通令全省小学加授兵式体操，以使学生从小养成具有强健体魄的军国民。第三，推广女学。云南辛亥革命后，都督府强调民权和男女平等，推广女子教育，因而全省各地举办了一批女子初级小学和女子高级小学，省会还开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增加了女子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 1913年，全省有女子高等小学1所，女子高、初等小学合校10所，女子初等小学185所。

四是重点发展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都督府根据云南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在教育事业发展上重点放在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小学教育发展方面，积极推行小学义务教育的普及。都督府规定，凡适龄儿童(指7岁-11岁)的父母均需送子女入学。 “凡在学龄期间其监护人有送之入学之义务，劝导至两次以上仍未入学者得科以两元以上之罚金作该学区学款。如实有不能入学之原因须得城镇乡董及区学务员呈报地方官核准，始可免除其就学义务或展缓其就学之期。其免除者必其带有残疾不能入学者也，其展缓者必因其有疾病或发育不完全或监护人确系赤贫者也。 ”同时，都督府把适龄儿童是否入学纳入对地方行政长官考核的内容。在教育经费方面，都督府通令各地给予重点保证，不得挪用。为满足小学发展对师资的需求，蔡锷批准省教育司拟订的《省立师范学校七所规程》，把清末创办的昆明两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初级师范、单级小学教员讲习所(由初级师范讲习所改设)、临时小学校教员养成所并为一校，取名为“省会师范学校” ，并在昭通、曲靖、蒙自、普洱、永昌、丽江6县各增办1所师范学校。这些学校的预科修业期为1年，本科为4年。同时，又批准恢复清末关闭的师范传习所、讲习所，改称为“小学教员讲习科” ，学制为一年，具体由各县自行办理。到1915年时，云南有7所师范，在校生1516人；15所师范讲习所，在校生652人；1所女子师范学校，在校生127人。由于措施得力，师资、经费也有保障，各地小学办学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加之新学渐深入人心，凡有条件的家长都愿将子女送入学校，从而促使民初云南小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 1910年时，云南省仅有749所初级小学；高、初两等小学47所；高等小学79所；到1912年时，云南省的初等小学增至3715所，在校生148357人；高等小学增至154所，在校生13812人。到1914年时，全省的初等小学增到4866所，在校生184924人；高等小学增到304所，在校生23472人。除省会昆明之外，全省各县都有了小学，高级小学及女子小学也逐渐增多，而且在一些商业及交通发达的乡镇办起了一批高级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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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都督府请求教育部批准设立采矿冶金科

在职业教育方面，云南辛亥革命后，都督府改清末所设的法政学堂为法政专门学校，开设特科三班、别科二班、银行班二班；改省会农业学堂为省会农业学校，停办染织科；改工矿学堂为省会工业学校，停办高等部；改初等工业学堂为昆明市职业学校，设园艺，印刷、文事三科。 1913年，云南都督府对职业学校分甲乙两种，甲种实业学校施以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施以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之后，省会农业学校又改称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先开办采矿冶金；各初等农业学校改为乙种农业学校；省会工业学校改为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并积极创办乙种工业学校。到1914年，云南有l所省立甲种农业学校(11个班) ， 1所甲种工业学校(8个班)；45所乙种农业学校， 5所乙种工业学校，在校生2000余人，为后来各种实业的兴起培养了一批人才。因此，有专家评说：“从整个民国时期来看，此期当是云南职业教育办得稍好的时期。 ”在积极筹办初、中等职业学校的同时，蔡锷还设想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他认为， “云南个旧之锡、汤丹之铜，不惟出产丰隆，为各省矿山之冠，抑且销售畅旺，全国各处矿山均罕与比伦” ，因而向教育部建议， “就个旧、汤丹两矿山设立工业专门学校之采矿冶金科，或大学校工科之采矿冶金学一门较为适当” 。此议迅速得到教育部的赞同，即批复：“查云南富于矿产，足供工业上之研究，本部早已见及，一俟经费稍裕，即当酌量情形，在该【地】筹设工业专门学校，以造就应用人材。 ”这无疑为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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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数学先驱熊庆来(1893~1969)

与此同时，蔡锷还重视出国留学教育，认为“此事固属今日要务” ，多次主持都督府政务会议研究落实，派送保椿森等40名预备科学生赴日本留学，又在英法文专修科学校严格考选，选送缪云台等6人赴美国留学，选送李汝哲等5人赴法国学习军事工业；选送熊庆来、杨维俊赴比利时学习矿冶，考选何昌等8人赴香港留学。后来，这些人学成后纷纷回国效力，为云南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五章“经略南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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