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二十五：巩固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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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在国防上有着重要意义。对此，蔡锷有深刻的认识。督滇期间，蔡锷极为重视云南的军事和边防建设，在都督府设军务、参谋二部，统筹军事，并对军队实行废镇置师，将原陆军一镇改编为二师，委军务部总长韩建铎兼第一师师长、军政部总长李根源兼第二师师长。援川军回滇后，改委李鸿祥为第一师师长，驻省城及南防蒙自一带；谢汝翼为第二师师长，驻迤西大理、迤东昭通一带。每师辖两旅，旅以下建制改联队为团、大队为营、中队为连、小队为排。又将原陆军警察队改编为宪兵队，编为四区队，每区队辖两分队。同时，对其他军事机关也作了调整和完善。讲武学校以刘祖武为校长，沿旧办理，作为培养军事人才之场所；将原机器局改为陆军兵工厂，以张开儒为厂长，制造六八步枪弹、手榴弹、七生五炮弹及其他一切军用杂械物品；原军械局照旧办理，以沈汪度为局长，负责保管和领发兵工厂生产及外购的枪炮子弹等军品；又将原粮饷局和被服厂合并为军需局，以秦光第为局长，负责军用粮饷、服装等军需物品的制备支发；将原陆军测地局改为陆军测量局，以李钟本为局长，隶属都督府参谋部；将原测绘学堂改为陆军测量学校，隶属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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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军需局

云南军事改革基本就绪后，蔡锷于9月亲自到个旧、蒙自等地“巡阅南防” 。他认为， “滇省接壤强邻，前清时代已有朝不保夕之虞，一有不慎，动贻外人以口实，而祸患随之” ，而个旧、蒙自作为云南的门户，在国防上尤为重要，其安危“直接则一省之关系，间接则一国之关系也” 。为巩固边疆，抵御外来侵略，蔡锷根据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主张，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实施，确保了西南边疆的稳定。

一、推行改土归流，促进强边固防。土司制度始于元代，盛于明代，延于清代，是封建中央政府对于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统治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封建中央政府利用少数民族上层进行统治，暂时保持少数民族地方政治、经济结构不变，以避免少数民族地方的反抗。历史上，土司制度曾对于稳定边疆地区，促进国家统一，起过一定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到明代后期，土司制度逐渐表现出了它的没落和腐朽，并成为束缚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由于历史的原因，云南沿边地区长期保留土司制度，有大小土司五十余处。这些土司历来割据自雄，凌虐土民， “内足为文化之梗，外足为边境之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辛亥革命后，蔡锷认为， “现全国同享共和，而土族犹沉黑暗，若仍照满清时代羁縻之策行之，贻患实觉无穷。为大局计，为国防计，不能不筹议改革” 。刀上达“永康之乱”平息后，为维护土司地区稳定，除了在该地区设弹压委员外,蔡锷还指示在滇西的李根源借平息“永康之乱”之机，对云南土司地区实行渐进主义的改土归流政策， “以振兴教育，收揽法权，代清财政为主，济之以平治道路，奖励开垦，试办警察，提倡实业” ，同时，在省议会议员选举中，根据云南的特殊情况，并报经内务部同意，蔡锷还将全省土司地划为7区，规定每区选举代表一名，俟正式省议会召集时，同时令饬到会，予以代表名称，准其在会陈述意见，从而“使土司地方与内地人民受同等之法治。以故沿边土司皆四面内向，无复前清时代，嫉视汉官矣” 。土司地区的稳定，对于巩固云南边防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勘定中缅边界，维护国家主权。 1894年，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同英国外交大臣罗斯伯里签订《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大致确定了尖高山以南一段中缅边界，而尖高山以北的一段中缅边界并未划定。甲午战后，英、法争夺云南的斗争日趋剧烈，英国加紧推行将中缅北段边界划在云南境内、侵占片马等地的计划。之后，中英虽多次查勘、商谈中缅北段边界问题，但均因中方拒绝接受英方的方案而未有结果。英国见通过外交途径难以达到目的，于是诉诸武力，派兵侵占中国片马地区，企图迫使清政府承认英国占领片马。清政府走投无路，一度动摇，打算将片马永远租借给英国，但因云南人民强烈反对，未能实现。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英国侵略者乘中国政局动荡，进一步加强对片马地区的控制,“私竖界石,展修道路，宽可行军,并于他戛、官寨、把仰、赧雾、茨竹林及沿小江、恩梅、开江等处驻扎多兵,以规取浪狩、犭求夷等地” 。面对英帝国主义在云南边境的侵扰活动，蔡锷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指出：“（英人）似此节节进步，势不至尽蚀我腾、永、丽、维之边疆，上穷里搪、打箭炉，直拊卫、藏之背，挈四川之领不止，后患何堪设想！”他要求北京政府“遴选声望素着，熟悉滇、缅边务之员，先充云南外交司，俟片马事发生，即以为勘界专员，庶可先事筹维，不至临机仓卒” 。同时，他一面“派员赴京钞界务及外交重要档案地图，预备将来严与交涉”；一面派员“周流俅江流域，搜集属我之证据” ，并“循高黎贡山脉，北至藏境，绘图备用” ，以利通过外交途径，签订条约，划定边界，平息边界纠纷；一面指示迤西镇守使李根源由国民军内抽拨人员组织殖边队，到英国远征队尚未到达的怒江、俅江西北部殖边，以“早为地步” ， “稍戢(英人)野心” ，从而挫败列强借边界纠纷入侵我国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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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就中缅边境划界事致中央密函

三、筹划滇桂铁路,增强国防能力。云南铁路对于近代云南政治、军事、经济意义重大，但云南铁路问题历史上也较为复杂。 1905年，在全国收回路矿主权运动的鼓舞下，由昆明著名士绅陈荣昌等人领头，上书清政府，呈请由云南省自办滇蜀铁路。清政府在当时全国各地兴起的争回路矿利权运动的震撼下，不得不批准云南自办滇蜀铁路。同年6月以陈荣昌为总办的滇蜀铁路公司宣告成立。 1906年，云南又收回了英国人正在测勘的腾越路，由滇蜀铁路公司一并修筑,因此，滇蜀铁路公司又改称为滇蜀腾越铁路公司。铁路公司成立以后，在云南铁路的出省方向问题上引起过一番争论。当时基本的意见有三个，即通蜀、连湘、接桂。从客观地理因素和云南的实际考虑，三条铁路都是应该修的，但从当时财力而言，要凑成修筑其中一条的经费已经十分不易。 1910年，云南宝华锑矿公司总经理、湖南宝庆人唐璆提出了“滇蜀铁路改道滇邕议” 。他认为铁路是“便兵商、致富强”的交通机关，当时云南“居西南边地，当英法交冲，今英之铁路已抵滇边，法之铁路直抵滇省” ，要想自修铁路来谋求抵制，就应该“审地理之形势，道路之远近，必使路线易于成功而便于行兵行商” ，这样方可以设法“保滇” 。基于这一思想，他具体分析云南“北通四川，中由贵州而通湖南，东通广西”的三路线优劣之后,他认为,“滇湘本我国西南干路，道远工巨，山岭重复，非国家主持断不能修，可毋庸议” 。而滇蜀一线也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山岭最多” ， “非六千万不能成工” ，因而提出：“今日而为云南铁路计，与其先修滇蜀，实不若先修滇桂；因地而制宜，尤不若先修滇邕之为愈。由滇省经泸西州、广南府以至百色，不过二十站，千余里而已，款干数百万而已。再延长以抵南宁，不过三十站近二千里，款二千余万而已，较修至成都实少一二千万之款矣。此路若成，广西之兵一日可以至云南，广东之兵不过二日，两湖之兵不过三四日，行军之便，莫过于此，岂若滇蜀之路，徒运一省之兵可比哉。若夫商务之便，有此路则可夺滇越铁路之利，一也；由西江顺流可以直达香港，二也；我国商务之盛，无过广东，有此路可与广东联成一气，三也；宝华公司之矿产销路最便，四也。以此观之，有此路，则商务必盛。 ”从军事、外交、商业利益诸多方面分析后，唐璆得出了云南必须先修滇桂一线的结论。当时的云贵总督李经羲也倾向于唐璆的意见。由于当时云南是极贫瘠的省份，李经羲于是向清政府建议由中央主持该路的修筑。 1910年，清政府决定将“滇蜀腾越铁路”收归国有，并准备“先修滇桂缓修滇蜀” ，命邮传部具体负责滇桂一线的踏勘修筑事宜。邮传部便派罗国瑞到云南查勘滇桂铁路。在筑路经费上，当时决定由清政府及云南、广西、贵州各出一份额。后来，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垮台，滇桂铁路就被搁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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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璆：《滇蜀铁路宜改道滇邕议》

云南军政府成立后，为了增强云南的国防能力，蔡锷极为关注云南铁路问题，调阅了清朝时有关铁路问题的档案，并面询时为统一共和党员的唐璆，听取其意见。在吸收前人合理意见、“熟审边地情形”之后，蔡锷认为“滇蜀一线尚可缓图，滇桂一线尤为切要” ，于是再次发起了议修滇桂铁路的活动。 1912年5月2日，蔡锷致电袁世凯、国务院及广东、广西、贵州都督，力主修筑滇桂铁路，并历数其六利：“一则路线较短，成功较易，需费较省；一则滇、粤交通互相策应，动员集中均能神速，则边远可固；一则与滇越路不平行，免滋外人口实，且离越较远，于兵事上甚为安全；一则经滇、黔、桂三省之地，可扩商业，可辟荒土；一则滇川、滇黔两线将来便于延长；一则东昭矿产便于转运，且此路一通，则滇越一线之势力顿失，既可以阻其伸张之势，并可以徐图赎还之机。 ”与此同时，从军事和国防上考虑，蔡锷还进一步建议滇桂铁路“尤以延长至龙门岛为要” 。因为“龙门岛去南宁不过四百余里。岛屿环抱，为泊船最良之海湾，而风浪不惊，较北海为尤善。若以之辟为商港，则粤、桂、滇、黔四省之物产皆可委输于此，商业可期发达。且此中海水深广，可泊兵轮，而港口甚窄，间有暗礁，新到之船，亦难遽窥堂奥，可并营军港，以屯海军。将来铁路、军港首尾衔接，滇、桂不至坐困，庶可巩固国防” 。最后，他提议，滇桂铁路由该路所经之滇、黔、桂、粤四省分段承办。

蔡锷的建议分析透彻、立意高远、切实可行，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不仅三省都督均表赞成，就连当时身在澳门的孙中山先生闻讯后也当即致电袁世凯及交通部表示支持，并指出：蔡锷的建议“从地理、国势上说明滇桂铁路之必要，真知灼见，殊深荩佩。滇桂一线关系西南边陲，殊属重要，此路果成，滇黔桂粤衔接加戎，不惟有利于军事、实业、交通，尤资利益，事关国力伸宿[缩] ，鄙人深为赞成，应请从速核议建筑。如中央未遑议及，即请应用滇、黔、桂三省都督令其筹款自办” 。同年9月，孙中山接受了“筹划全国铁路全权” ，并于11月14日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 。 1913年1、2月间，为筹修滇桂铁路，蔡锷与孙中山等人密切联系，请孙中山“主持筹措巨款，派员到滇，切实调查，设立铁、煤厂，以炼冶钢轨为大宗，近以备建筑滇邕铁道之用，远以供西南诸省之需” 。并与桂、黔、粤三省都督商议筹款事宜。此后，孙中山还在他的著名的《建国方略》中具体论述了关于这一铁路的若干设想。北京政府以及广东、广西、贵州等省都督在当时对于蔡锷的倡议的响应亦是十分积极的。北京政府交通部很快就决定派遣钱世禄、陇高显两人赴滇桂沿线调查前清时罗国瑞勘路情况，以备进一步决策。

由于蔡锷的积极倡导，孙中山等人的支持响应，不久，滇桂铁路又继续勘测，将罗国瑞未测完路段尽数勘测成备，并开始着手具体修筑，设定了路线所经过的大小站目、里程等等。后来，孙中山“近规目前之利益，远企将来之发达” ，又对滇桂铁路提出了新的方案。他认为， “广州为南部之中点，商埠已兴，不难与世界竞胜。即于军事上亦属重要之地。滇省货物运送外洋，由此出口未为迂折，而输入腹地各省，则必至广州，而后便于分布。至龙门一口，出洋虽觉较捷，然商埠未开，轮船罕至，倘事经营，非有千万之巨款不可，实非目前之力所能办......故桂省一段不如取道柳（州）、庆（远）。 ......而由柳州至南宁，可建一支线，仍不失滇邕之功用” ，因此，他主张兴修一条由云南昆明经广西柳州至广州的滇桂粤铁路。尽管如此，蔡锷初衷不改，多次要求北京政府批准云南自行通过利用外资修建滇桂铁路。但由于三省的费用分担问题一直无成议加之意见不一，尤其是袁世凯为首北京政府既无心也无力进行经济建设，在云南都督任内，蔡锷的铁路之梦难成现实。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蔡锷的云南铁路之梦才成为现实。 1966年，贵（阳）昆（明）铁路建成通车；1970年,成（都）昆（明）正式通车； 1997年南(宁)昆(明)铁路正式通车。

四、倡导五省联防，共保西南边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它虽然在名义上是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但无论是孙中山在位时期，还是袁世凯继任时期， “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 ，而且“大都省自为制，但事内争，几忘外竞，中央既有鞭长莫及之患，各省益增感情睽隔之虞” 。在此“内讧未靖，外患斯乘”之际，蔡锷清醒地认识到，民国虽然建立，但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和企图并未改变， “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四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 。从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侵略战争、巩固民国国防的高度出发，蔡锷积极倡导滇、桂、粤、川、黔五省联合边防，并发起在昆明召开五省联合边防秘密军事会议，邀请桂、粤、川、黔省都督府军事代表及陆军部、参谋部代表参会，共同商议了出师、集中、作战、兵站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蔡锷主持制定了《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该《草案》分为计划方针、计划要领、计划实施三编共十一章，近4万字，对西南五省实行军事联合、共同抵御英法入侵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划。

关于《草案》编制的目的，蔡锷指出， “环球列强，其因人道主义，求世界之平和者，则赞助兴国之盛业。其怀狼子野心，但谋自国之权利者，则阴乘鹬蚌之机势。乃者蒙事发难，藏事继起，片马告警，越地增兵，四郊多垒，全国震惊。夫前此列强之恫疑虚喝，高跃而不敢进者，以共趋于均势之途，无发难之戎首故也。兹则英、俄肇端，他国协从，相率而来，实逼处此。 ”他表示， “吾侪忝列军籍，承乏戎行，拥护国家，捍卫疆围，权责所在，戚休系之” ， “敢为通力合作之谋，爰为五省军事联合,以图补救于万一。 ”同时希望，此《草案》“虽发端于一隅，冀收效于全国” 。

关于五省联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蔡锷从政略和兵略两个方面分别作了详细的阐述。从政略上而言，五省联合边防之必要有三，第一， “民国初立，国基未固，疮痍未复，民生凋疲。居今日欲为实际上国际之战争，恐不免为理想之谈。俄蒙问题之迁就，亦固其所然。强硬之宣言，亦为外交手段之一端。故联合足以间接为对俄外交之后盾” 。第二， “英窥三藏、滇、蜀，法窥滇、桂、黔、粤。交涉日益纠纷，增兵既已见告。故联合足以直接为对英、对法外交之后盾” 。第三，联合对外凶，有利于减内争，中央自收统一之效。从兵略上而言，五省联合边防之必要有四，第一，从云南敌情来看，滇当两大敌之冲，英伺于西，以求达其侵略全蜀，雄据扬子江上游之目的；法伺于南，以割两广。五省联合边防有利于挫败英法之阴谋。第二，从云南形势看， “滇为川、黔之屏蔽，而桂、粤之辅车也。无滇则川、黔无屏障之益，桂、粤失相依之利，无川、黔、桂、粤，则滇无策源之望，而有后顾之忧” 。第三，对英作战，滇、黔两军可出腾冲、缅宁，以为主攻，川军出藏边，以为助攻；对法作战，则桂、粤两军出镇南关、谅山、高平、海宁，以为主攻，滇、黔两军出老开、河阳，以为助攻。第四，滇、桂、黔贫瘠，有强大兵力，无雄厚资源；而川、粤物资丰富，加以交通较便。五省联合边防则可取长补短，负担自均。通过以上分析，蔡锷认为， “联合为滇、川、黔、桂、粤生死之关键，而民国安危存亡之问题也” 。如能联合， “救亡图存事或可期，不然，则省制划分，畛域见存，各拥集权力、据其提封，画地而不犯，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亡而已矣”！基于此，他大声疾呼，西南五省必须精诚联合， “无联合则西南固亡，联合而不坚则西南亦亡” 。

关于五省联防的计划方针，蔡锷经过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后指出：西南五省军事联合，在对外政略上，应当采取进取主义， “一方以英为想定敌国，为第一之战争准备，一方以法为想定敌国，为第二之战争准备，同时以英、法为想定敌国，为第三之战争准备”；在战略上， “对英作战应取守势，对法作战应取攻势” 。根据以上战略，蔡锷对西南五省联合军对英、对法和同时对英法作战时的编成提出了详尽的方案，并在对西南五省以及印度、缅甸、越南等作战地的形势逐一分析的基础上，分别确定了五省联合军在上述地区对英、对法作战的主据地、主要策线及支分策线、战略要地等，提出了在对英作战、对法作战和同时对英法作战等三种情况下，联军各军之作战线、作战区域及作战目标。

关于五省联防的计划要领，蔡锷按照对英作战取攻势防御，对法作战纯取攻势的战略，分别提出了详尽的对英作战、对法作战、同时对英法作战时联合军之战斗序列及其区分计划、联合军之集中掩护阵地及集中掩护方略、联合军之集中地及集中方略、联合军之作战计划、联合军之兵站设置计划，并提出了出师准备(动员计划)、举办乡兵、扩张初级将校及军士教育、添购新式军械器具及改良兵工厂、规划集中掩护阵地之假备筑城、测绘兵要地图、修筑军路、各方面谍查之派遣、沿边各土司之经营等9项作战准备事项。

关于五省联防的计划实施，蔡锷提出：“由中央参谋部、陆军部及川、黔、桂、粤各省都督府派遣重要人员，充军事会议代表，于云南省城特开五省军事联合会议。以会议之结果，订为《五省军事联合计划方案》。一方分配于五省军事各机关，迅速为作战准备。一方呈咨于中央军事各机关，以主持进行。会后，五省联合设一西南协会，为永久机关，以资联络，并从事西南一切之军事计划。由中央划定军区，俾五省军队有统属机关，以统一军令，方能一致进行。 ”最后，蔡锷强调：“此次军事联合，为我西南诸省利害关系而发生，亦即我西南诸省安危生死之问题，果能协同一致，实施以上计划，则西南半壁有磐石之安，而民国前途庶免覆巢之虞。否则，虽连篇累牍，特以快一时之论耳，计划云乎哉。 ”

虽然蔡锷关于五省联防的设想由于其他四省都督各怀心思而未能付诸实施，但通过这份周密而详实的《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我们不难看出，蔡锷为保卫西南边疆、维护新生民国的安全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所献出的智慧和真诚。

总之，民国初年,云南各要地虽然“历经血战” ，但在以蔡锷为首的军政府正确领导和云南省议会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均为时甚暂，秩序立即恢复，内外无间” ，因而， “时天下纷纷，或苦兵，或苦匪，或苦饷，而滇中宴然” ，并焕发出勃勃生机，全国南北诸省之中， “滇独较有秩序焉” 。

蔡锷在一次游昆明西山后欣然所赋的七言绝句两首，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云南欣欣向荣的景象和蔡锷豪情满怀的心境：

其一

东风吹彻万家烟，迎面湖光欲接天。

千载功名尘与土，碧鸡金马自年年。

其二

双塔峥嵘矗翠华，腾空红日射朝霞。

遥看杰阁层楼起，五色飞扬识汉家。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五章“经略南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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