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三十八：力主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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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1914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3日，袁世凯政府宣布对欧战中立，并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英、法、俄、德、日等租借地交战。而日本则认为，西方列强忙于在欧洲互相厮杀，暂时无暇东顾，为其推行所谓 “大陆政策”提供了大好机会，遂于8月23日对德宣战， 9月2日，又借口日英同盟对德宣战，竟然不顾中国中立，趁德国把其驻扎在青岛的军队大部撤回本土之机，强派日军2万多人从距青岛很远的山东北部的龙口登陆，进兵黄县、掖县、平度、莱阳、即墨等地，占领沿途的所有城镇，征收物资，役使人民。袁世凯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动非但不抗议，反而按日军要求，在胶东半岛为日军划定特别行军区域。因此日军由龙口登陆后，长驱直入，一路南下，先后通过平度、即墨、胶州， 9月下旬到达胶济铁路线上的潍县火车站。按袁世凯政府划定的特别行军区域，日军不得越过潍县以西。但是，一路顺利的日军此时越发气势汹汹，不仅蛮横地强占潍县车站，又向西逐一占据各车站。日军此举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取代德国，占领胶州半岛乃至整个山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密切关注战局发展的蔡锷认为，日本极可能借机进攻青岛，因此曾建议袁世凯政府向德国说明，把胶州湾交还中国，由中国派兵驻守。但袁世凯不同意，他说：“英国不会参战，就是英国参战战胜，德国亦可以自守，犯不着开罪德国” 。稍后，蔡锷和梁启超几次去见袁世凯，要求中国派兵对青岛德军作战，收回胶州湾。可是，袁世凯始终不肯采纳。然而，事情结果证明，蔡锷先前的判断是正确的。对于日军的暴行和袁世凯政府的退让，蔡锷和梁启超感到十分愤慨。

10月2日，参政院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原议程是审查《吗啡治罪条例请求追认案》。开会前，梁启超突然提议变更议事日程，拟就日本、英国在山东的种种侵略行径提出质问，要求袁世凯答复。梁启超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英国的支持与怂恿下，正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加紧变山东全省为其“军队根据地，为第二之东三省” 。但袁世凯是否如此认识，有无认真对待的准备，他表示“怀疑” 。因此，他提议，作为国民代表的参政院，应当“一面质问政府，请其将怀疑之点明白答复；一面由本院斟酌建议，催促政府进行” ， “以表示中国国家机关对于此事非常愿负责任” 。

梁启超发言一结束，蔡锷立即响应，登台发表即席演说，在赞同梁启超提议的基础上，揭露日本旨在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并进一步提出应再从军事、财政两方面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质问。他说：

要知国家外交，纯以军事为后盾，若无军事，则外交手段无论如何均归无效，此人人所知。但此次青岛之役，日本所持之态度，亦尽人所知，其无非欲施行其近二十年之大陆政策。

盖日本原为岛国，非在大陆上活动，实难以展其野心。所谓其大陆政策，非在大陆上活动不可。质而言之，即吞并我中国之政策也。故第一次甲午之役，即占我台湾。至于辽东半岛虽已退出，其实系俄、法、德合力从其口中取出，忍气吞声至于今日。第二次则侵略南满。现南满虽仍为中国所有，实与日本之领土无异。现则为其施行大陆政策第三次之机会。其因在东三省不能大为活动，故趁此时机，借青岛问题与德开衅，占领胶济铁路，其目的所在，无非思于媾和条件中，提出取得津浦北段铁路之权。其目前虽视其兵力所到之区为中国本土，将来施行大陆政策之结果，恐以山东为第二之南满。此第一层可虑者。

第二层，欧洲战事非一二年所能了结，德如破法，必转戈以相向。所以，日本赶于一年内，竭其全力从事于东方而为所欲为，以施行其二三十年来所抱定之大陆政策。

苟日本有此两种情事，对于中国，试问我政府将何以自处?我中国向来立国方针，以及外交当局所持以为交邻之手段，莫非苟延残喘，或联甲国以制乙国，或联乙国以制甲国，使其互相牵掣。及今欧洲战事发生，均势之局已破，全不能致力于东方，致东方舞台为日人所独占。现稍有余力者，惟美国一国而已。美国海军虽素称精强，较胜于日，然当日美战争时，曾有某军官列表比较谓：美之海军实倍于日，美军百余万吨，日军不过五十余万吨。但美国虽有如此之海军，必须以若干数驻于墨西哥，以若干数留备本国之保护，即将来能到东方者，约七八十余万。且须于东方取得有军港，否则，即不易于从事。但美国在东方本有菲律宾领地可以集合，其实该处亦无甚良好之军港。日本若乘其势力未达东方之前，以三十万兵来集中国，亦已足矣。即令将来美之军力达到东方，而主客异形，劳师袭远，不战而疲。且美国为合众国，不若日本之统一，其人种杂糅，有所谓拉丁人种及红色人种等，故其爱国心亦不若日本之强，海军究能胜于日本，未敢操券。中国今日所希望者惟美一国，而美国在现时实不能为我中国外交上之援助。况罗斯福既退职，而威尔逊继任，从前政策一概更变，专讲保守主义，绝不敢轻举而来。

中国处此时代，较庚子、甲午及光复之际，尤加十倍危险。如处今日之中国，欲谋国家之保存，外交既不可恃，惟有全仗己国。现所提之质问书，自是毫无疑义。至于军事、财政究竟如何筹备，万一日本以山东为第二之南满，施行其大陆政策，政府究竟如何对付?当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非合全国之力以谋之不可，必须上下一心。或者政府对于现所质问之处，已有办法，实亦本院现所乐闻。至本席所提各意见，能否合并质问，尚请诸君讨论。

蔡锷的演说分析透彻，观点鲜明、论述严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鼓动性，立即得到参政们的强烈响应。徐绍桢说：“本席对于蔡参政之说，极为赞成。今日诚为中国危急存亡之秋，日本自甲午以后，时存并吞中国之心，而中国所以能安全者，皆列强均势主义，有以相互牵制，相互维系，实非外交手段之完密有以致之。而时至今日，则不足以为恃。盖今日欧洲战争，震动全球，欧洲诸国之损失，与欧洲诸国之残破，不可思议，已受损失与已遭残破之国，无力以谋中国，即战胜之国亦须经营本国之事，其力亦不能遽及于中国。 ……日本于此时机，恰好对于中国逞其野心。故中国之在今日，为最紧急，为最逼迫，诚恐不惟占据胶济铁道以占取山东，而中国全部亦恐不能保其安全。政府为国民担负国家之重任其责甚大，总宜为国民谋安全。蔡参政之所谓上下一心，尤为扼要。此次本院所提之质问书，内容种种，想政府必早有一定之见解。本院如有所知，亦当辅助政府共救危亡。 ”

赵惟熙接着说：“此种质问书，本席赞成。 ……蔡参政谓中国要贵自立，本席甚赞成。不过自立要有自立之法。本席一介书生，未习兵事，然于兵事亦稍知一二。自立之法，即不敢惜命是也。政府若万一外交决裂，本席不才，愿牺牲一身。 ”

王揖唐也说：“蔡参政意思甚善。本院所质问者在外交，但外交以军事为后盾。应当一次质问或二次质问，皆应详细讨论。 ”

梁、蔡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大家趁热打铁，起草并提交了参政院咨袁世凯文，就外交失宜，日军侵及中立地点，并破坏中立举动诸端，质问政府何以对付。咨文最后说：“日来各地军民因痛外交之失宜，惧国亡之无日，或设救亡敢死之团，或倡排货修怨之议。有识之士日思所以节制之，瘏口哓音，始获少安。若外交当局不能以国权切实之保障明示吾民，则疑愤所集，万一激成度外之举动，将何术以善其后？本院代行立法院为代表民意机关，对于政局，势难缄默，凡此各种疑义，谨据约法第三十一条第八项，及参政院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要求大总统答复。 ”

10月5日，参议院全体通过了梁启超向袁世凯提出的政治质问案，强烈要求袁世凯政府向日、英政府抗议。 10月7日，在参政院质问和全国人民反对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为日军侵占胶济铁路沿线再向日使抗议。然而，袁世凯政府的抗议并未阻挡日军进攻的步伐， 10月16日，日军占领济南车站，强夺胶济铁路全线。 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青岛被日军占领后，袁世凯政府要求日军撤退到胶州湾租借地，并分别照会英日两国政府，宣告撤销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要求日本将占领山东各地的军队撤退，日本政府不但仍然置之不理，反而于1915年1月18日，以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为名，秘密地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草案，以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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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对日谈判的外交人员，左一为曹汝霖，左二为陆征祥

“二十一条”分五大部分二十一款，主要内容是：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二、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两国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四、所有中国沿海港湾与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五、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两国合办警察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二十一条”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对袁世凯说：“今次如能承允所提条件，则可证明日华亲善，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 ”这就暗示袁世凯如能接受日本所提出的条件，日本就支持他做皇帝。为了取得日本对帝制自为的支持，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袁世凯以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侮为由，竟于2月初，派出代表同日本驻华公使进行秘密谈判。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抗议之声四起。当时，梁启超避居天津，探悉“二十一条”内容后，奋然通过《京报》、《国民报》、《亚细亚报》等各报，接连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轨道外之外交》等文章，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蔡锷也在参政会议上发表演说，坚决要求拒绝“二十一条” ，再次主张下定最后作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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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签字的“二十一条”

为了消弭各界的反对，袁世凯一面与日方秘密谈判，讨价还价，一面摆出筹划军事的样子，陆续召见京中和外地将军， “其原因即在关于今后对日之种种问题及军事计画征集意见，以便详悉研究无遗缺” 。将军们不知是计，纷纷就军事建设提出建议。阎锡山于2月应召晋见袁世凯时，主张仿效德、日，在中国实行军国主义的强国政策， “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万一因国家权利不得已而决裂，须切实有战胜他国之把握” 。回晋后，阎锡山即将自己的建议定成三万多字的《军事问答》， “送呈采择” 。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蒋百里协助，将以前起草的《军事计画》进行修改和润色后，作为国防建设的纲要，进呈袁世凯。但“袁世凯很敷衍他，他不说他的计划不对，可是一点实行的意思都没有” 。与此同时，蔡锷还制订了秘密的对日作战计划，以防不测，并把这个作战计划报告了袁世凯，希望其采纳。然而， “袁氏另有怀抱，对于这种计划当然不能采用” 。

5月7日，日本逼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 ，派日公使日置益将最后通牒送交中国外交部，限袁世凯政府48小时内答复，否则，日本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了除第5部分几条之外的全部要求。 5月25日， “二十一条”的换文由袁世凯所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

日本拒不归还青岛，已经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各地民众游行请愿，抵制日货。袁世凯最终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上下视之为奇耻大辱，以5月9日为“国耻日” ，各界爱国人士奔走呼号，游行示威，愤怒声讨袁世凯政府卖国的罪恶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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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民众游行请愿，反对“二十一条”

面对人民的强烈反对，袁世凯处处为自己辩解，以继续欺骗人民。他在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 ”接受“二十一条”后，袁世凯又下达“密谕”给各级文武官吏说：“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近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以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待，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几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鉥心神，力图振作。 ”5月26日，袁世凯又发布申令曰：“我之积弱召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顾谋国之道，当出万全，而不当掷孤注，贵蓄实力，而不贵骛虚声。 ……至于自强之道，求其在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群策群力，庶有成功。仍望京外各官，痛定思痛，力除积习，奋发进行。我国民务扩新知，各尽义务，对于内则父诏兄勉，对于外则讲信修睦，但能惩前毖后，上下交儆，勿再因循，自可转弱为强，权利日臻巩固。切不可徒逞血气，任意浮嚣，甲午、庚子，覆辙不远，凡我国民，其共戒之!”

尽管袁世凯又是“密谕” ，又是“申令” ，但通过对袁世凯在青岛事件和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所作所为，蔡锷对袁世凯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蔡锷说:“中日交涉,不出吾人所料,可为慨叹。来日方长，真不知税驾之所。 ……上主峰（指袁世凯——引者）曾语兄：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 ”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之第八章“梦断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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